第一卷 隋唐詩歌（續）
第一章 王昌齡與李頎
在盛唐詩壇上，有一批位卑而名高的詩人，他們在仕途上落拓不遇，但意氣風發的時代精神卻激蕩著其詩情，使他們的創造才華噴湧而出。盡管他們在題材上各有側重，在形式上各有擅長，但都能拓展詩境、別開生麵，使初唐以來以"風骨"為號召的詩歌審美理想得以血肉豐滿的表現。王之渙、王昌齡、李頎、崔顥就是其中幾個年輩較早的傑出代表。
王之渙（688-742）字季淩，絳州（今山西新絳）人。他一生隻擔任過主簿、縣尉等吏職，曾不屑於"屈腰之恥"而拂衣去官，天寶元年去世。據靳能在為他所作的墓誌銘中稱，王之渙為人"慷慨有大略，倜儻有異才"，其吟詠從軍出塞之作，"傳乎樂章，布在人口"。由著名的"旗亭畫壁"故事（事見薛用弱《集異記》）即可見其影響之一斑。王之渙今存詩僅六首，均是絕句精品，如《登鸛雀樓》：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裏目，更上一層樓。
前兩句在遼闊無垠的畫麵上，以白日運轉、河海奔流為生生不息的世界灌注了無限生氣。後兩句由實入虛，升華為不懈追求、進取不息的感情境界。通篇對偶而不覺其偶，用筆疏朗而氣勢恢宏。他的《涼州詞二首》是唐代邊塞詩的名篇，其一雲：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蒼茫雲海中萬仞高山圍繞一座永無春色的孤城，寫出絕域荒寒之苦。但詩中畫麵雄壯闊大，聲調從容豪邁而不落於淒切，仍可見出英雄本色。詩歌因此獲得了駿爽的意氣和遒壯的風力。開元時期另一詩人王翰也有《涼州詞》，與此篇可謂異曲同工。詩雲：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縱然戰死不歸，何妨美酒先醉。其中並非沒有痛苦，卻壓不倒豪蕩磊落的壯懷。
王昌齡（690？-756？）字少伯，京兆萬年（今屬西安市）人。他家境比較貧寒，開元十五年進士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後改授汜水尉，再遷為江寧丞。一生曾兩次被謫蠻荒之地：一次約在開元二十五年秋，他獲罪被謫嶺南；一次約在天寶六載秋，以所謂"不護細行"被貶為龍標尉。安史之亂爆發後，他避亂至江淮一帶，被濠州刺史閭丘曉殺害。有《王昌齡集》。
王昌齡是盛唐時享有盛譽的一位詩人。他和當時著名的詩人幾乎都有交遊，孟浩然、李白、岑參、常建等都存有贈他的詩篇。殷璠《河嶽英靈集》把他舉為體現"風骨"的代表，譽其詩為"中興高作"，選入的數量也為全集之冠。這些都可見他在詩壇上的地位。
王昌齡的詩以三類題材居多，即邊塞、閨情宮怨和送別。
王昌齡的邊塞詩有很高的藝術概括力，其著眼點往往不在於具體的戰事，而是把邊塞戰爭作為一種曆史現象，在各個視角上進行深入的思考，以深刻的內涵，飽滿的熱情，突破了六朝以來邊塞詩主要就樂府舊題加以敷衍的固有程式，使之更富於生氣。
這些詩中有的熱烈讚揚了前線將士舍身許國的豪情：
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從軍行七首》其四）
亦不乏勝利的喜悅和自豪：
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卷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穀渾。（同上其五）
但詩人的眼光並不停留在這些地方，他還清醒地看到了他那個時代中戰爭的陰暗麵。譬如說，那些義勇健兒往往是上層統治集團刻薄寡恩政策的犧牲品："表請回軍掩塵骨，莫教兵士哭龍荒。"（同上其三）"功勳多被黜，兵馬亦尋分。更遣黃龍戍，唯當哭塞雲。"（《塞下曲》其四）"五道分兵去，孤軍百戰場。功多翻下獄，士卒但心傷。"（《塞上曲》）詩人在《箜篌引》中，還敘述了一個身經百戰、屢建奇勳的少數民族將領，如何由於不能滿足上司的貪欲而被誣害的悲慘遭遇。於是，邊塞生活在王昌齡的筆下成為透視畸型的社會萬象的一個窗口。而與此同時，他又把筆觸深入到士卒的內心生活中去，開掘出征人戍士最普遍最典型的真切情思，如：
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裏愁。（《從軍行七首》其一）
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舊別情。撩亂邊愁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同上其二）
據《資治通鑒·唐紀》載，玄宗時，改府兵為募兵，兵士戍邊時間從一年延至三年、六年，終於成為久戍之役，"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十無二、三"。正是由於正視這種事實，詩人才不同於當時的許多文士沉溺在以邊功取封侯的幻想之中，而更多地注意到戰爭給普通士卒帶來的巨大痛苦。因此，他雖然肯定在保家衛國的意義上戰爭有其必要和不可避免的一麵，然而對那些不以士卒的生命與鮮血為意、持寵尋釁、挑起戰事以邀功的邊將，則提出嚴厲的揭露與指斥。如《宿灞上寄侍禦璵弟》一詩中，就鮮明地表示了對窮兵黷武的開邊政策的激烈反對，而主張不圖遠荒之地，改用"懷柔"方針。
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王昌齡的邊塞詩中，表現出一種深沉的曆史感。自有史以來，在中國西北和北部廣闊的邊緣地帶各民族之間發生過無數次血與火的衝突，這根本上是不同人類群體之間殘酷的生存競爭，是這一土地上的人們難以擺脫的曆史命運。王昌齡是意識到這一點的，試看《塞下曲》之二：
飲馬渡秋水，水寒風似刀。平沙日未沒，黯黯見臨洮。昔日長城戰，鹹言意氣高。黃塵足今古，白骨亂蓬蒿。
"昔日"、"今古"點明這乃是一代一代重演著的曆史悲劇，是民族命運的悲劇。詩中流露出對和平生活的熱切向往，而又因在當時的條件下看不到使邊塞戰爭徹底根絕的可能性，發出深長的歎息。在他的名作《出塞》詩中，相似的情緒以更精粹的語言表達出來：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裏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這首詩被後人譽為唐人絕句壓卷之作（見王世貞《藝苑卮言》），其原因就在它不但具有豐厚的內涵，而且唱出了時代的心聲，誠如清人施補華《峴傭說詩》所雲，此詩"意態絕健，音節高亮，情思悱惻，百讀不厭"，堪稱是王昌齡的力作。
擅長寫雄健渾厚的邊塞詩的王昌齡，同時又以情思婉綿的閨情、宮怨詩著稱。他用比較新起的七絕體式處理這種傳統題材，使人耳目一新。他善於提煉情思和物色，並把兩者凝聚為鮮明的一點，凝眸注目處言語無多，而神情畢現。例如《青樓曲二首》其一：
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宿長楊。樓頭小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
末句隻寫少婦注視夫婿疾馳入宮，而自矜得意之情已盡在不語之中，王夫之評曰："此善於取影者也。"（《薑齋詩話》）又如《閨怨》：
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
詩題為"閨怨"，偏從不知愁寫起。有無憂無慮的輕快心情方有凝妝、上樓之舉，然則沒遮攔的濃麗春色又恰成了開啟少婦內心奧秘的鎖鑰，詩情急轉直下，回頭方知少婦不是無愁，凝妝上樓不是無謂之舉，而是由寂寞孤獨的潛意識激發出來的不由自主的行為。"閨怨"的主題就在這種內心開啟的過程中，被鮮明有力地揭示出來。他的《長信秋詞》其三是寫宮怨的名篇：
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
詩中通篇借用漢成帝妃子班婕妤的故事來寫。但詩人無意於鋪敘情節，這是絕句的篇製所無法容納的，他著力於攝取焦點，捕捉最能點醒人物內心意緒的物色，這就是沐浴著朝陽的寒鴉。"奉帚"、"團扇"兩句雖已點明人物身份，但隻有到了第三句，在"玉顏"和"寒鴉"的強烈對照下，那"怨"字才呼之欲出，移情於物，而又托物言情，王昌齡宮怨詩大抵如此。
王昌齡寫別情的詩也頗具特色，他好以"月""雨"為主要意象，在迷離幽微的別愁中烘托出澄朗晶瑩、心心相印的友誼。《芙蓉樓送辛漸》是這一類詩中的名篇：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詩作於王昌齡官江寧丞之日，詩人正遭謗議，況送至友遠行，其淒切心情可知。臨別所囑，惟以玉壺冰心自明心跡。詩裏的南國煙雨和兀然傲立的孤峰，既是景語也是情語。又如《送柴侍禦》：
沅水通波接武岡，送君不覺有離傷。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武岡在龍標東南，其時詩人和這位柴姓的友人皆貶謫湘西，但詩中回避悲戚的愁態，用"青山""明月"這樣開朗的形象一掃天涯淪落的頹喪，展示了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真摯情懷。
從詩體來說，王昌齡最擅長七絕。絕句本自南朝五言四句的樂府短歌演變而成，故五絕的成熟較早。七絕出現則稍晚，初唐時雖偶見佳作，一則數量不多，尚未蔚成風氣，二則尚未完成自家體格，有的作品似從較長的歌行或律詩割截而成。大力用七絕寫作，並使之神固氣完、奠定其在詩壇上獨立地位的，王昌齡是有力者之一。他的七絕多達七十餘首，約為存詩的五分之二。前人往往以之與李白並稱，如明胡應麟《詩藪》雲："七言絕，如太白、龍標，皆千秋絕技。"王世貞也將王昌齡與李白的七絕並列為"神品"（見胡震亨《唐音癸簽》）。清王夫之甚而推其為唐人七絕第一，在《薑齋詩話》中稱"七言絕句唯王江寧能無疵纇。"這些意見允當與否姑且不論，但是王昌齡的七絕在唐詩發展過程中據有重要地位，而且成為後人的範本，是毫無疑義的。
和王之渙、王昌齡擅長絕句不同，李頎、崔顥等人則以古詩和歌行而著稱於世。
李頎（690-753？），趙郡（今河北趙縣）人，家居潁陽（今河南登封），約開元二十二或二十三年進士及第，天寶中被任為新鄉縣尉，後退歸家園，往返於洛陽、長安之間。殷璠說他"惜其偉才，隻到黃綬"，可見他卒於《河嶽英靈集》成書（天寶十二載）之前。有《李頎集》。
李頎以七古擅長。他今存的邊塞詩數量不多，但境界高遠，格調悲壯，與王昌齡有許多相近之處。不過王詩多絕句，表現上比較含蓄，李詩多用歌行，筆力更加奔放。例如他的《古意》：
男兒事長征，少小幽燕客。賭勝馬蹄下，由來輕七尺。殺人莫敢前，須如蝟毛磔。黃雲隴底白雲飛，未得報恩不能歸。遼東小婦年十五，慣彈琵琶解歌舞。今為羌笛出塞聲，使我三軍淚如雨。
詩的主旨和王昌齡的"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裏愁"是一致的，但李詩更富動作性和戲劇性，詩裏用"三軍淚如雨"的群體形象，把思鄉的情緒表現得十分飽滿酣暢。他的《古從軍行》更為著名：
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行人刁鬥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雲萬裏無城郭，雨雪紛紛連大漠。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車。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
詩人放眼於曆史上和親與交戰反反複複的現象，把筆觸伸入到積怨不解的胡漢雙方，最後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不惜以百姓鮮血滿足一己私欲的統治者。詩中對被征討的"胡兒"也寄予了深切的同情，這在唐人詩中不可多得，可說是把邊塞詩的思想境界提到了新的高度。詩中以偶間散，押韻平仄互換的形式和盧、駱以來的歌行大體相承，但氣勢的動蕩開闔卻是新的發展。詩中大量運用雙聲疊韻和疊字，在節奏上又多變化，例如每兩句的句尾輪換使用雙音詞和單音詞，讀來鏗鏘跳宕，韻味悠長。
李頎好以縱放奇誕的用筆和構想，描寫生活中具有豪蕩不羈性格的人物。他的許多送別詩，其實都是人物特寫，詩人著意表現他們的骨鯁之氣和狂傲性格，並將自己胸中的塊壘一吐為快，如《別梁鍠》詩雲：
梁生倜儻心不羈，途窮氣蓋長安兒。回頭轉眄似雕鶚，有誌飛鳴人豈知。雖雲四十無祿位，曾與大軍掌書記。抗辭請刃誅部曲，作色論兵犯二帥。一言不合龍頟侯，擊劍拂衣從此棄。朝朝飲酒黃公壚，脫帽露頂爭叫呼。......時人見子多落魄，共笑狂歌非遠圖。忽然遣躍紫騮馬，還是昂藏一丈夫......。
又如《送陳章甫》，寫陳的相貌，是"虯須虎眉仍大顙"；寫陳的品節行事，是"腹中貯書一萬卷，不肯低頭在草莽。......
醉臥不知白日暮，有時空望白雲高。"這些詩都以寫意的手法突出人物的精神麵貌，用筆無多而聲色俱現，而詩人對這些落魄人物的一往情深的讚許，又分明寄寓著憤激的牢騷不平之慨。
李頎和當時的許多藝術家有交往，他有《詠張諲山水》贈畫家張諲，有《彈棋歌》贈善博弈的崔姓藝人，《贈張旭》對這位"興來灑素壁，揮筆如流星"的書法家表示激賞，而描寫音樂的詩篇更是出神入化，如《聽安萬喜吹觱篥歌》中寫道：
......世人解聽不解賞，長飆風中自來往。枯桑老柏寒颼飀，九雛鳳鳴亂啾啾。龍吟虎嘯一時發，萬籟百泉相與秋。忽然更作《漁陽摻》，黃雲蕭條白日暗。變調如聞楊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
時而以聽覺形象，時而又以視覺形象描寫旋律的變化，化無形為有形。《聽董大彈胡笳聲兼語弄寄房給事》也是一首比喻聯翩而出，運思奇特跌宕的佳作，其中"空山百鳥散還合，萬裏浮雲陰且晴。嘶酸雛雁失群夜，斷絕胡兒戀母聲"，以及"幽音變調忽飄灑，長風吹林雨墮瓦。迸泉颯颯飛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等一係列描寫，以奔放的想象力，表現了樂曲中豐富的情感變化。胡應麟《詩藪》雲："古詩窘於格調，近體束於聲律，惟歌行大小短長，錯綜闔辟，素無定體，故極能發人才思。"李頎上述的詩篇正可見出歌行在盛唐詩壇上被廣泛應用的活躍程度。
此外，李頎有一類詩取材神異，形象詭怪奇崛，又往往在敘述本事之後，忽作奇想，發以議論，在盛唐詩壇上頗為少見。其中取材於晉人溫嶠在牛渚磯秉犀燭照水族的神奇傳說的《雜興》詩，王闓運稱為"文勢極突兀，有辟易萬人之概"（《論歌行運用之妙》）。這可能與李頎好神仙、慕道術有關，同時對盛唐歌行的跌蕩多姿也提供了又一例證。
崔顥（？-754），汴州（今河南開封市）人，開元十年或十一年登進士第，早年曾漫遊江南一帶，一度在河東軍幕中任職，後入朝為太仆寺丞，終於尚書司勳員外郎。他在當時享有盛名，如竇臮說："時議論詩，則曰王維、崔顥"（《述書賦注》），獨孤及在《皇甫公集序》中雲："沈、宋既歿，而崔司勳顥、王右丞維複崛起於開元、天寶間"。殷璠說他"年少為詩，名陷輕薄，晚節忽變常體，風骨凜然，一窺塞垣，說盡戎旅"（《河嶽英靈集》）。他從軍後寫的《古遊俠呈軍中諸將》、《贈王威古》等詩，都以少年遊俠的形象自況或喻人，具有豪邁勇武的氣息，如《贈王威古》：
三十羽林將，出身常事邊。春風吹淺草，獵騎何翩翩。插羽兩相顧，鳴弓新上弦。射麋入深穀，飲馬投荒泉。馬上共傾酒，野中聊割鮮。相看未及飲，雜虜寇幽燕。烽火去不息，胡塵高際天。長驅救東北，戰解城亦全。報國行赴難，古來皆共然。
一場激烈的鏖戰，在詩人筆下就像尋常的狩獵那樣輕鬆，在顧盼自如間烘托出何等氣概。他的七言歌行，有的上承盧、駱一路以賦法鋪陳誇飾，如《渭城少年行》等；有的是有完整故事情節的敘事詩，如《江畔老人愁》敘述一個貴族家庭在陳隋之際的破敗過程，《邯鄲宮人怨》寫一個女子由入宮受寵到放歸田裏的遭遇，都是用悲劇性的題材抒寫人世翻覆的感慨。這些詩，下啟白居易《長恨歌》、《琵琶行》、元稹《連昌宮詞》、韋莊《秦婦吟》一路，可說是歌行又一新變的先聲。
崔顥以嫻熟的歌行手法入近體，寫出了被嚴羽稱為"唐人七律第一"（《滄浪詩話》）的《黃鶴樓》：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複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曆曆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據說李白遊黃鶴樓時，讀到此詩，說："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後另作《鳳凰台》詩以較勝負（見《唐詩紀事》）。如果以嚴格的律體來衡量，這首詩頭幾句連用三個"黃鶴"，頷聯又不規整，頗有"出格"之嫌。但從另一麵說，為了情感的自由抒發而不惜打破定格，亦是一種創造精神的表現。
第二章 高適和岑參
唐宋以來，高適和岑參是經常被人們並稱的兩位詩人。例如杜甫說："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嚴羽說："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滄浪詩話》）辛文房說："參......詩調尤高，......與高適風骨頗同，讀之令人慷慨懷感。"（《唐才子傳》）胡應麟說："高岑悲壯為宗，王孟閑淡自得。"（《詩藪》）這主要是因為他們的詩風相近，都以"風骨"著稱，他們都曾廁身戎幕，擅長以古詩尤其是七古的形式來寫邊塞題材，而且詩中充溢著感激不平之氣。不過，這兩位詩人同中又有異，在詩壇上各自作出了不同的貢獻。
高適（704-765）字達夫，渤海蓨縣（今河北景縣）人。
高適一生的經曆比較豐富。他早年生活困頓，二十歲時西遊長安，開元十九至二十年間曾北上薊門。以後約有十年滯留宋州，過了多年"混跡漁樵"的落拓浪遊生活。四十六歲時應試舉有道科中第，然僅得汴州封丘尉之職。三年後棄官，赴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幕府，充掌書記。安史之亂發生後，高適自駱穀西馳見玄宗，陳潼關敗亡之勢，又從玄宗至蜀郡，拜諫議大夫。至德元年（756），受肅宗命征討永王璘，兼禦史大夫、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此後數任地方大員。
代宗即位後，先後入朝為吏部侍郎、刑部侍郎，進封渤海縣侯。《舊唐書》說他"有唐以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他最坎廩不遇的是在第一次出塞前後的時期，那時他漫遊薊北一帶，想投筆從軍，但未能如願，不得不在梁宋一帶棲遊，但這卻是他創作力最旺盛的高潮時期。晚年做了大官後，雖也間有佳作，較之以前卻不免有所遜色了。有《高常侍集》。
高適的性格狂放不羈，年輕時結交遊俠，過著"彈棋擊築白日晚，縱酒高歌楊柳春"（《別韋參軍》）的放浪生活；浪遊梁宋時，也是"酒肆或淹留，漁潭屢棲泊"（《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少府微》），行止不定。杜甫稱他"高生跨鞍馬，有似幽並兒"（《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殷璠稱他"性拓落，不拘小節"（《河嶽英靈集》）。他又是具有縱橫壯誌和實際政治才幹的人物，生平第一次任官（封丘縣尉）即因與宏闊誌向不合棄印而去。安史亂中他主動詣闕獻計，又先後得到玄宗和肅宗的賞識，受命於危難之際。可見他誌大才雄，並非好作空言之輩。
詩人的性格和經曆反映在創作上，使他的詩歌具有沉雄深厚的特色。他對自己的抱負和才具充滿自信："公侯皆我輩，動用在謀略。聖心思賢才，朅來刈葵藿。"（《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作》），對曆史上的英雄勳績也不勝向往："北上登薊門，茫茫見沙漠。倚劍對風塵，慨然思衛霍。"（《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少府微》）"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塞下曲》）因其如此，現實中的不遇使詩人格外憤激不平。在《效古贈崔二》詩中，他譏刺那些"邈然在雲霄"的貴宦唯知遊宴享樂，而有才之士隻能沉淪草澤，揭示了布衣與權貴的對立。他渴望得到明主的見賞和重用，常借古代人事抒發自己的情懷。如《宋中十首》其一雲：
梁王昔全盛，賓客複多才。悠悠一千年，陳跡唯高台。寂寞向秋草，悲風千裏來。
詩中借西漢梁孝王延攬人才的史跡，寄托了知音難覓的悲哀，情調和陳子昂的《薊丘懷古》諸作頗相仿佛。但是，坦蕩不羈的性格使詩人即使在失意時也不失英雄氣度，如《留別鄭三韋九兼洛下諸公》：
蹇步蹉跎竟不成，年過四十尚躬耕。長歌達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後名。
詩人壯懷激烈的性格，正是形成他雄健詩風的重要因素。
高適抱負遠大，以"謀略"自許，又長期沉淪於社會中下層，使得他熱心關切許多現實問題，並表現在詩中。譬如，他筆下的農村，已不複是孟浩然、王維詩裏充滿牧歌情調的桃花源，而是負載著不幸和痛苦的世界。像《東平路中遇大水》，寫出了"蟲蛇擁獨樹，麋鹿奔行舟。稼穡隨波瀾，西成不可求"的悲慘情狀。詩人還進一步指出：人禍--尤其是沉重的賦稅，更加深了民眾的不幸："惆悵憫田農，徘徊傷裏閭。曾是力井稅，曷為無鬥儲？"（《苦雨寄房四昆季》）這種帶有為民請命意味的詩篇，在同時代詩人中並不多見。在邊塞詩中，高適也敏銳地提出不少問題和主張。如《塞上》指出："轉鬥豈長策，和親非遠圖。"反對應付一時的權宜之計，主張作好充分的準備從根本上解決邊患問題；《薊門五首》其五就戍卒待遇之低，對統治集團的寡恩提出了抗議。而《薊中作》則從塞外部族降而複叛的現象，進而對邊將隻顧擁兵自重，無意安邊的事實表示了深切的憂慮。這類詩有較多的議論，作為詩而言未必佳，但從中可以看到詩人的胸襟。
高適的詩以古體見長，尤以七古為勝。他的古詩顯然受到張說的影響。如張說有五古《五君詠》吟詠當代功業人物，高適則有五古《三君詠》，兩詩的形式和主旨完全相同。張說的《鄴都引》是七古名篇，高適也以七古寫了《古大梁行》，顯係步武前者之作。但高適的七言歌行更具創造性，曆來被認為是詩中典範，如胡應麟稱為"音節鮮明，情致委折，濃纖修短，得衷合度"（《詩藪》），宋育仁譽為"七言不祧之祖"（《三唐詩品》）。他的七言歌行不僅上承四傑以來歌行的體製，而且還吸取了漢魏古詩簡老遒壯的特色，氣勢渾雄而飛躍自如，在馳騁縱橫中以"筋骨"取勝，例如《燕歌行》：
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於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鬥兵稀。身當恩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箸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邊風飄颻那可度，絕域蒼茫更何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鬥。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這首詩突破了以前同題詩作鋪陳、渲染征人思婦纏綿相思之情的格局，而大大開拓了歌辭的內容。舉凡出征的軍容、軍情的緊急、塞漠的荒寒、戰爭的酷烈、軍中的苦樂不均、戰士的勇武、別離的悲愴、和平的祈願等等，俱熔為一爐。詩中駢散相間的句式和平仄互換的用韻，以及援聲律入古體的寫法，和盧、駱以來的歌行並無二致，但局勢的動蕩排闔卻非前人可比。詩人的筆觸並不固定在某種單純的情思上，而是在複雜的內心波瀾間跌宕回旋，在激越的抒情中又不時變換著場景，形成規格整煉而又一氣斡旋，淘洗藻飾而又意象鮮明的特色。又如《封丘縣》：
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隻言小邑無所為，公門百事皆有期。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悲來向家問妻子，舉家盡笑今如此。生事應須南畝田，世情盡付東流水。夢想舊山安在哉，為銜君命日遲回。乃知梅福徒為爾，轉憶陶潛歸去來。
全詩直抒胸臆，滔滔說來，節奏鮮明而毫不局促。形式上四句一轉韻，每節前兩句散行，後兩句以偶句出之，而對偶處總是最斬截最激昂的內心獨白。尤其"拜迎"、"鞭撻"兩句，既表現了他不願為五鬥米折腰的傲岸性格，也表現了他不忍誅求百姓的內心衝突，顯得真切感人。歌行至此已成為一種淋漓酣暢，一瀉千裏的富有個性的抒情詩體了。
高適的詩歌善於取勢，即使是一些尋常的題材，一經詩人處理也具有了飽滿的張力，顯得勁氣逼人。如七律《九月九日酬顏少府》：
簷前白日應可惜，籬下黃花為誰有？行子迎霜未授衣，主人得錢始沽酒。蘇秦憔悴人多厭，蔡澤棲遲世看醜。縱使登高隻斷腸，不如獨坐空搔首。
詩發唱驚挺，出人意表。白日徒懸，菊花枉開，詩人用反挑的口吻先吐憤激不平之氣以籠罩全篇，最後又用"縱使""不如"的頓挫筆法翻跌出世自棄我的牢騷。這種師心以運思，使氣以遣詞的藝術表現，使高適的詩盡掃嘽緩，呈現"氣骨遒上"、"磊落奇俊"（《藝苑卮言》）的麵目。
高適的一些絕句也寫得境界闊大、風骨凜然。如《塞上聽吹笛》："雪淨胡天牧馬還，月明羌笛戍樓間。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把空廓蒼茫的塞外雪夜化為無比絢麗的畫麵。《別董大二首》其二："千裏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荒涼的塞漠正因有了英雄的襟懷才變得壯美動人。後兩句比起王勃的"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來，更具有一種豪傑氣概。
岑參（715-769），江陵（今屬湖北）人。他二十歲後有十年時間，出入於京洛求仕，三十歲應舉及第，授右內率府兵曹參軍，以後又任右補闕、虢州長史等官，後轉嘉州刺史，秩滿罷官後卒於蜀中。有《岑嘉州詩集》。自天寶八載至至德二年春，岑參曾兩度出塞。第一次赴安西（今新疆庫車），為安西節度使高仙芝的僚屬，第二次入封常清幕府，在北庭（今新疆吉木薩爾北破城子）呆了三年，經常往來於北庭和輪台之間。他的生平遭際和高適有相似之處，如年輕時曾至長安求仕不成，以及一度任卑職而終於棄官從戎，等等。他的思想也和高適頗多相通之處，例如對於從軍立功的向往："功名隻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磧西官軍》）對於權貴的反感："何處路最難？最難在長安。長安多權貴，珂珮聲珊珊。儒生直如弦，權貴不須幹。"（《送張秘書》）這些都可以說是高、岑的共性。但是岑參的想象力更加豐富，並且性格好奇，在詩歌創作上形成了他獨特的藝術個性。
岑參以邊塞詩著稱。沈德潛說："參詩能作奇語，尤長於邊塞。"（《唐詩別裁集》）翁方綱也說："嘉州之奇峭，入唐以來所未有。又加以邊塞之作，奇氣益出。"（《石洲詩話》）
盛唐邊塞詩中的高亢樂觀之作大多產生於開元年間，如王維詩作於開元十年前後和二十七年赴涼州幕時期，崔顥詩作於開元十八年到天寶三載前河東代州幕中，王昌齡詩作於開元中期以前，王之渙的詩也成於天寶元年以前。天寶年間，由於統治集團窮兵黷武的開邊政策造成了一係列的惡果，詩人們開始轉而采取批判的態度，杜甫的《兵車行》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岑參兩次出塞都在天寶後期，但他處於安西北庭的特殊環境之中，當時西域地區尚未受到開邊政策的波及，仍能保持融洽和睦的民族關係，因而他的詩歌就洋溢著積極樂觀的精神，成為盛唐邊塞詩的殿軍。
岑詩"詩奇體峻，意亦造奇"（《河嶽英靈集》），這個特色在他早期的詩作中已可見到。他的寫景詩喜攝取不尋常的奇觀，如："雷聲傍太白，雨在八九峰。東望北閣雲，半入紫閣鬆。"（《因假歸白閣西草堂》）他又喜以奇俊語寫巧思，如"澗花燃暮雨，潭樹暖春雲"（《高冠穀口招鄭鄠》），從澗花的豔麗生發出燃燒的溫度感，使雲雨潭樹都浸淫在春暖之中。
"孤燈燃客夢，寒杵搗鄉愁"（《宿關西客舍寄東山嚴許二山人》），則把鄉愁和客夢化作可搗、可燃之物。這些詩都可見出詩人匠心獨運的藝術構思。
出塞以後，岑參詩好奇的特點又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他喜以瑰麗的筆調，描寫帶異域情調的新鮮事物或奇特風光，給邊塞詩開拓了新奇的境界。他的一些詩興致勃勃地描寫了由各民族的交流而帶來的新事物，例如《優缽羅花歌》寫"葉六瓣，花九房，夜掩朝開多異香"的奇異花草；《酒泉太守席上醉後作》寫當地別具風味的飲筵："琵琶長笛曲相和，羌兒胡雛齊唱歌。渾炙犁牛烹野駝，交河美酒金叵羅。"據有的研究者考證，金叵羅係指飲酒用的吸管，平時可作為簪子插在發髻上，至今藏民飲酒仍普遍使用吸管。《田使君美人舞如蓮花北鋋歌》則對由其他民族傳入的音樂舞蹈進行了熱情的描述。他還以豐富活躍的想象描繪邊塞的異域風光，如寫吐魯番北部的火焰山：
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雲厚。火雲滿山凝未開，飛鳥千裏不敢來。平明乍逐胡風斷，薄暮渾隨塞雨回。繚繞斜吞鐵關樹，氛氳半掩交河戍。迢迢征路火山東，山上孤雲隨馬去。（《火山雲歌送別》）
火雲隨風雨晨散暮聚，炎熱的蒸氣彌漫四處，寫出了其變幻出沒的奇觀。又如《熱海行送崔侍禦還京》寫水鹹不凍的伊塞克湖，借助傳聞和想象，以奇崛的語言和誇張手法，寫出了一個斑駁陸離的童話世界，給人留下了極其鮮明的印象。這種瑰麗奇峭的景物描寫，在盛唐邊塞詩中是獨具一格的。
岑詩又好以出乎常情的奇特想象抒發豪邁情懷，化平凡為神奇，使他的詩歌充滿奇情壯采，富有力量感。例如他寫對長安友人的思念："長安何處在？隻在馬蹄下。明日歸長安，為君急走馬。"（《憶長安曲二章寄龐灈》之二）把思友之情著落在翩翩翻落的馬蹄下。著名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作於詩人二度出塞時，詩中寫道：
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散入珠簾濕羅幕，狐裘不暖錦衾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瀚海闌千百丈冰，愁雲慘淡萬裏凝。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輪台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山回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詩人寫北方飛雪，卻用南國的春風和梨花作喻，這裏不僅是因為梨花和雪都有相同的顏色，而且梨花盛開時花團錦簇的景象恰能傳達出大雪紛飛的勢態。這一奇想把蕭索酷寒頓時轉化為絢麗爛漫，從一開始就給全詩定下了豪邁樂觀的基調。
詩中寫風中的紅旗，卻用凝固的字眼來形容。這就在色彩鮮麗的畫麵中，突出了奇寒的感覺。這些描寫都有意避實返虛，通過想象和虛構，把平凡的生活景象一變而為富有美感的藝術形象，而類似的例子在岑參詩中可謂俯拾即是（後麵舉出的幾首，也大多可以同時從這個角度來理解）。陳繹曾說"岑參詩尚巧主景"（《唐音癸簽》引），胡應麟說他"清新奇逸"（《詩藪》），都指出了岑參與高適不同的風格特征。
岑參詩歌的用韻節奏也表現出刻意求奇的特色。他善於根據不同的內容需要變化旋律，在夭矯多姿、不拘一格的節奏中追求聲情並茂的美感。他的許多詩頻頻換韻，韻位繁密，這種節奏和疏宕發越、富於跳躍性的才思互為表裏，相得益彰，例如他的《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
彎彎月出掛城頭，城頭月出照涼州。涼州七裏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琵琶一曲腸堪斷，風蕭蕭兮夜漫漫。河曲幕中多故人，故人別來三五春。花門樓前見秋草，豈能貧賤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幾回，鬥酒相逢須醉倒。
詩中兩句一韻，最後四句為一韻，十二句共換了五韻，各句又多用接字法蟬聯而下，造成複遝回旋的聲情，深得民歌風韻。類似的例子還有《蜀葵花歌》以及《韋員外家花樹歌》等。
又如《輪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輪台城頭夜吹角，輪台城北旄頭落。羽書昨夜過渠黎，單於已在金山西。戍樓西望煙塵黑，漢兵屯在輪台北。上將擁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軍行。四邊伐鼓雪海湧，三軍大呼陰山動。虜塞兵氣連雲屯，戰場白骨纏草根。劍河風急雪片闊，沙口石凍馬蹄脫。亞相勤王甘苦辛，誓將報主靜邊塵。古來青史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
用韻形式也和上述詩篇相似，兩句一轉，但與前詩以平聲韻為主不同，這首詩通篇的韻腳平仄互間，且仄聲韻中又以"重濁而斷"的入聲為主，如"角"、"落"、"黑"、"北"、"闊"、"脫"等。其中惟獨"四邊伐鼓雪海湧，三軍大呼陰山動"用了上聲韻，而這兩句又恰好處在全詩的腹心處。這就造成了跌宕起伏的聲情，與大軍出征的氣氛適相呼應。而同樣是送主帥率軍遠征，《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又是一種節奏：
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輪台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鬥，隨風滿地石亂走。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西見煙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麵如割。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檄硯水凝。虜騎聞之應膽懾，料知短兵不敢接，車師西門佇獻捷。
這首詩一反傳統上逢雙押韻的慣例，而以三句為一用韻單位，句句用韻，且平、上、入三聲互換，造成一種拗峭勁折的音節，似緊鑼密鼓，比《輪台歌》更富有緊張促迫的感覺。如果把這兩首詩和前引的《白雪歌》相比較，則後者基本上用仄聲韻聯貫到底，在聲情上就要舒緩平穩得多。可見岑詩在音律上的調度安排，是由詩的內容情調所決定的，反過來它又加強了詩所要表現的基調。這也是岑參創造性的貢獻之一。
第三章 李白
盛唐詩潮波瀾壯闊，氣象萬千。而其中最引人矚目、動人心弦的，是李白的創作。李白的詩歌，最充分也最集中地體現了那個時代的精神風貌。飽滿的青春熱情，爭取解放的蓬勃精神，積極樂觀的理想展望，強烈的個性色彩，這一切彙成了中國古代詩史上格外富有朝氣的歌唱。
一、李白的生平和性格s
李白（701-762）字太白，原籍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出生於中亞西域的碎葉城（在今吉爾吉斯斯坦境內），約五歲時，其家遷居綿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其父李客（或謂真名不詳，"客"是對外來者的泛稱），不求祿仕而家境富裕，所以人們猜想他可能是一位巨商。李白的青少年時期是在蜀中度過的，他自幼讀書就廣為涉獵，所謂"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上安州裴長史書》），"十五觀奇書，作賦淩相如（《贈張相鎬》）。年輕時仗劍任俠，《與韓荊州書》雲：
"十五好劍術，遍幹諸侯。"魏顥說他"眸子炯然，哆如餓虎......少任俠，手刃數人"（《李翰林集序》）。崔宗之在《贈李十二白》詩中也以"袖有匕首劍"、"雙眸光照人"這樣的句子描述其風度。很久以後，他和朋友敘舊，還興致勃勃地回憶當年殺出五陵惡少重圍的往事（見《敘舊贈江陽宰陸調》）。
他還很早就向往遊仙問道的生活："十五遊神仙，仙遊未曾歇。"（《感興八首》之五）十八、九歲時，李白曾隱居於戴天大匡山，並從趙蕤學。趙蕤是個以"王霸之道見行於世"（孫光憲《北夢瑣言》）的學者，所著《長短經》十卷即主經邦濟世的事功之學。李白二十歲遇到蘇頲，又深得這位"朝廷大手筆"、文章巨公的讚賞。開元十二年（724）秋，李白"仗劍去國，辭親遠遊"（《上安州裴長史書》）。他從峨嵋山沿平羌江南下，到荊門、遊洞庭，接著又到了金陵、廣陵和會稽等地，不久回舟西上，寓居鄖城（今湖北安陸）。當時著名的道士司馬承禎在江陵遇到他，誇許他"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李白《大鵬賦·序》）。開元十五年，他娶故相許圉師孫女為妻。三年後，即開元十八年（730），李白由南陽啟程入長安，這時他正好三十歲。
李白初入長安為期約三年。他隱居在終南山，廣為交遊，希望得到王公大人的薦引。那時唐玄宗之妹玉真公主別館就設在終南山，常有文人雅士（其中包括王維、儲光羲等名詩人）去作客。李白結識了這位公主，卻未能如願以償，終於怏怏離去。開元二十年（732）夏，李白沿黃河東下，先後漫遊了江夏、洛陽、太原等地。二十四年，又舉家東遷，"學劍來山東"（《五月東魯行答汶上翁》）。他在寓居任城時，曾與孔巢父等人會於徂徠山酣飲縱酒，人稱"竹溪六逸"。後又漫遊河南、淮南及湘、鄂一帶，北登泰山，南至杭州、會稽等地，所到之處，形諸吟詠，詩名遠播，震動朝野，最後連天子也被驚動了。
天寶元年秋，由於玉真公主的薦引，唐玄宗下詔征李白入京，並待以隆重的禮遇："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床賜食，禦手調羹以飯之。"（李陽冰《草堂集序》）命李白供奉翰林。李白應召入京時，頗為躊躇滿誌，《南陵別兒童入京》詩雲："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他有心作一番事業來報答玄宗的知遇之恩，但這位傲岸的詩人很快就遭到了宮廷權貴們的忌恨。一年後他就開始遭到讒毀，"白璧竟何辜？青蠅遂成冤"（《書情贈蔡舍人雄》），"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妒殺人"（《玉壺吟》），這些詩句都是他當時險惡處境的寫照。天寶三載春，李白被放還鄉。這一次他在朝中任職的時間隻有一年多，但卻使詩人對社會的認識發生了深刻變化。
李白離長安後，沿商州大道東行，至洛陽與杜甫相識，後又與杜甫、高適一起暢遊梁、宋一帶，過著飲酒論文、追鷹逐兔的放逸生活。翌年，在山東兗州，李白又與杜甫相遇，同遊泗水、東蒙等地。隨著天寶年間政治形勢每況愈下，李白對國事的傾危深感憂慮和不安。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遠別離》等詩中，對李林甫、楊國忠等人的擅權和誅殺異己公開表示抗議，對險惡的政局發出悲愴的呐喊。他四處浪遊，飄泊在梁園、魯郡和金陵一帶，還到過幽薊等地。一路上寫下了許多優秀的詩篇。
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爆發，李白避地東南，來往於宣城、當塗、金陵、溧陽一帶。後隱居於廬山。當時玄宗之子永王璘率師由江陵東下，"辟書三至"（《與賈少公書》），以複興大業的名義恭請李白參與其戎幕，李白遂滿懷熱忱毅然從戎。不料肅宗李亨和永王璘之間又禍起蕭牆，李璘軍敗被殺。李白也因此獲罪下獄，不久被長流夜郎（今貴州銅梓一帶）。當時詩人正陷於"世人皆欲殺"（杜甫《不見》）的危險處境之中，以至杜甫還誤信了流言寫詩寄托沉痛的哀思。李白溯江西上，至巫山時遇赦放還。這時他已年近六十，但仍壯心未已，上元二年（761），又一次踏上征途，準備參加李光弼的平叛軍隊，途中因病折回。寶應元年（762），李白病死於當塗族叔李陽冰家，結束了他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有《李太白集》。
李白生平浪跡天下，而大起大落的身世遭遇又使他廣泛接觸了生活的各個層麵。他的鮮明的個性就是在充分吮吸時代氣息的基礎上形成的。李白自年輕時就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常欲一鳴驚人，一飛衝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範傳正《唐右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序》）。他具有很強烈的任俠作風：尚武輕儒，脫略小節，輕財好施，豪蕩使氣。年輕時"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接濟之"（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喜豪飲縱博，又精於騎射。他不屑於走一般士子由科舉入仕的常軌道路，而希望一舉成就大業。他又不無虔誠地求仙學道，采藥煉丹，獨孤及說他出門的行裝是"仙藥滿囊，道書盈篋"（《送李白之曹南序》）。甚至，他還從山東尊師高如貴受道篆，履行了正式成為道教徒的儀式。他對排難解紛的策士頗為傾心，有縱橫家的氣派，崔宗之說他"清論既抵掌，玄談又絕倒。分明楚漢事，曆曆王霸道"（《贈李十二白》）。《新唐書·文藝列傳》也說他"喜縱橫術"。總之，"誌尚道術，謂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負"（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脫又是積極入世的。而上述各個方麵，又正是盛唐時代社會習尚和文化精神的顯著特征所在。因此，李白也就很自然地成為當代人們所心儀的人倫風範。例如為了一瞻李白的豐采，任華、魏萬不遠千裏追蹤相從；"四明狂客"賀知章一見李白，驚呼為"謫仙人"，解下隨身所佩的金龜相贈；門人武七則甘願赴湯蹈火，越過安祿山叛軍的占領區至東魯接回詩人的子女，等等。李白的詩歌正是通過他的個性投影，折射出時代的風容神采，從而成為盛唐的最強音的。
二、時代理想的藝術升華
李白的詩歌是盛唐氣象的典型代表。詩人終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謳歌理想的人生，無論何時何地，總以滿腔熱情去擁抱整個世界，追求充分地行事、立功和享受，對一切美的事物都有敏銳的感受，把握現實而又不滿足於現實，投入生活的急流而又超越苦難的憂患，在高揚亢奮的精神狀態中去實現自身的價值。如果說，理想色彩是盛唐一代詩風的主要特征，那麼，李白是以更富於展望的理想歌唱走在了時代的前沿。
李白的詩歌豐富和發展了盛唐詩歌中英雄主義的藝術主題。他和同時代的其他文士一樣，具有恢宏的功業抱負，所謂"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就是他最執著的人生信念。李白是否具有在複雜的權力結構中從事政治活動的實際能力，也許是很可疑的，但作為詩人，這種信念更多地成為他追求和歌頌壯麗人生的出發點。他從無數古代英雄的風度、氣派中吸取力量，把現實的理想投影到曆史中去，從而在詩歌中建立起英雄性格的人物畫廊。他歌頌崛起草澤、際會風雲的英雄，如《梁甫吟》寫太公望："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寧羞白發照清水，逢時壯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八百釣，風期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歌頌視功名富貴如草芥的義士，如《古風》其十寫魯仲連："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卻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歌頌愛才若渴、禮賢下士的英主，如《行路難》其二中的："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擁彗折節無嫌猜。劇辛、樂毅感恩分，輸肝剖膽效英才。昭王白骨縈蔓草，誰人更掃黃金台！"讚美傲岸不馴、堅持布衣尊嚴的名臣，如《梁甫吟》中的酈食其："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準公；入門不拜騁雄辯，兩女輟洗來趨風。東下齊城七十二，指揮楚漢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況壯士當群雄！"他筆下的英雄大多是在動蕩變亂的非常時期在曆史舞台上叱吒風雲的人物，而且和抒情主人公打成一片，渾然而不可分。例如他在贈酬友朋的詩中說："風水如見資，投竿佐皇極。"（《酬坊州王司馬與閻正字對雪見贈》）"自言管、葛竟誰許，長籲莫錯還閉關。"（《駕去溫泉宮後贈楊山人》）在醉醒後自抒其誌雲："傅說板築臣，李斯鷹犬人。欻起匡社稷，寧複長艱辛。"（《冬夜醉宿龍門覺起言誌》）安史之亂起，李白視形勢如楚漢相爭，並以張良、韓信自況："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朝過博浪沙，暮入淮陰市。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暫到下邳受兵略，來投漂母作主人。"（《猛虎行》）他入永王璘幕府後，又以謝安自比："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永王東巡歌》其二）直至他六十歲投軍時，還以西漢大俠劇孟自許：
"半道謝病還，無因東南征。亞夫未見顧，劇孟阻先行。"
（《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生在盛世的李白而對亂世英雄致以禮讚，當然不僅僅是發思古之幽情。因為通過這類人物，詩人更能夠抒發自己"心雄萬夫"的氣概和熱情，表現在曆史中建立輝煌功業、積極創造自我價值的人生願望。同時，這也成為時代理想的人格化寫照。
李白把排難解紛的濟世理想和縱放不羈的個性自由統一起來，以求得圓滿的人生。他對人生道路的設計是分兩步進行的：首先是建立奇功偉業，如雲："苟無濟代心，獨善亦何益？"（《贈韋秘書子春》）"兩龍爭鬥時，天地動風雲。酒酣舞長劍，倉卒解漢紛。"（《送張秀才謁高中丞》）而功成之後，卻又不貪戀富貴名位，而以"五湖"、"滄州"為家，向往自由的生活。他早年在幹謁求仕期間不諱言這一點："功成拂衣去，搖曳滄州旁。"（《玉真公主館苦雨》）在仕途最得意時不放棄這一點："功成謝人間，從此一投釣。"（《翰林讀書言懷》）"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攜臥白雲。"（《駕去溫泉宮後贈楊山人》）直到晚年，他仍矢誌不移："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贈韋秘書子春》）這種人生理想集中表現了詩人"羞伐其德"和熱愛自由的意識："我以一箭書，能取聊城功。終然不受賞，羞與時人同。"（《五月東魯行答汶上翁》）
"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黃金籠下生。"（《設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辭》）這些詩句都是詩人心跡的自我表白。由於他的自由意識是如此強烈，當遇到現實生活中醜惡力量的阻梗時，他的憤怒和抗爭也表現得格外強烈。
在中國古代詩人中，李白的個性之活躍和解放是少有的。
他一生不以功名顯，卻高自期許，以布衣之身而藐視權貴，肆無忌憚地嘲笑以政治權力為中心的等級秩序，批判腐敗的政治現象，以大膽反抗的姿態，推進了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義精神。
李白反權貴的思想意識，是隨著他的生活實踐的豐富而日益自覺和成熟起來的。在早期，主要表現為"不屈己、不幹人"、"平交王侯"的平等要求，正如他在詩中所說："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氣岸遙淩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後！"（《流夜郎贈辛判官》）"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玉壺吟》）他有時也發出輕蔑權貴的豪語，如"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等，但主要還是表現內心的高傲。而隨著對高層權力集團實際情況的了解，他進一步揭示了布衣和權貴的對立："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古風》第十五）"梧桐巢燕雀，枳棘棲鴛鸞。"（《古風》第三十九）"雞聚族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鄰。蝘蜓嘲龍，魚目混珍；嫫母衣錦，西施負薪。"
（《鳴皋歌送岑征君》）並對因諂事帝王而竊據權位者的醜態極盡嘲諷之能事，如《古風》之二十四：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路逢鬥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幹虹蜺，行人皆怵惕。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蹠！
而在《夢遊天姥吟留別》中，他發出了最響亮的呼聲：
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這個藝術概括在李白詩歌中的意義，正如同杜甫的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在杜詩中一樣重要。在天寶末日益惡化的政治形勢下，李白又把反權貴和廣泛的社會批判聯係起來。如《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既為屈死的賢士仗義抗爭，也表達了對朝廷的失望和輕蔑：
君不見李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尚書，土墳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見此彌將鍾鼎疏。
在《書情贈蔡舍人雄》、《古風》第五十一、《登高丘望遠海》等詩中，李白甚至借古諷今，對玄宗本人提出了尖銳的斥責。
總之，可以說他把唐詩中反權貴的主題發揮到了淋漓酣暢的地步。任華說李白"數十年為客，未嚐一日低顏色"（《雜言寄李白》），這種在權貴麵前毫不屈服、為維護自我尊嚴而勇於反抗的意識，是魏晉以來重視個人價值和重氣骨傳統的重要內容，李白正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繼承和發揚了這一優秀傳統而成為詩壇巨星的。
李白的詩歌充滿熱烈的人生之戀。他的詩往往於曠放中洋溢著童真般的情趣，如："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複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山中與幽人對酌》）"袖長管催欲輕舉，漢中太守醉起舞。手持錦袍覆我身，我醉橫眠枕其股。"（《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蘺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公醉似泥。"（《襄陽歌》）生活如同馥鬱的濃酒使詩人心醉，這當然不是說生活中沒有悲哀和痛苦，但詩人的樂觀精神足以使他超越和戰勝憂患意識，所謂"人生達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梁園吟》），"且醉習家池，莫看墮淚碑"（《襄陽曲》之四），就是他曠達心態的寫照。他的《行路難》三首之一：
金樽清酒鬥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閑來垂釣碧溪上，忽複乘舟夢日邊。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即使寫失路的憂愁，也沒有絲毫寒促蹇澀的危苦之詞，詩中出現的黃河、太行、海上、日邊等意象，以及拔劍四顧的雄姿，揚帆渡海的遐想，都具有著壯美的情采。他永不安於寂寞和孤獨，如《月下獨酌》其一：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隻有充溢著生命活力的詩人才能發出如此的奇思妙想。他有一首《短歌行》，詩中構想道："吾欲攬六龍，回車掛扶桑。北鬥酌美酒，勸龍各一觴。富貴非所願，為人駐頹光。"這裏沒有嗟老歎卑的哀惋，卻用"勸酒"的天真想象表達了對人生的無限依戀之情。這些詩篇以其純真的情趣，感召著被庸俗的生活所淹沒了的美好的人性，並因此而獲得永久的魅力。
李白對大自然有著強烈的感受力，他善於把自己的個性融化到自然景物中去，使他筆下的山水丘壑也無不具有理想化的色彩。他在《日出入行》詩中說："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又說："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
（《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李白具有英風豪氣，又追求單純高潔的心境，這些不同的性格側麵也就形成了他的山水意境的兩大類型：一類是在氣勢磅礴的高山大川中突出力的美、運動的美，在壯美的意境中抒發豪情壯思；另一類則著意追求光明澄澈之美，在秀麗的意境中表現纖塵不染的天真情懷。例如他筆下的黃河、長江，奔騰咆哮，一瀉千裏："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複回"（《將進酒》）；"黃河萬裏觸山動，盤渦轂轉秦地雷......巨靈咆哮擘兩山，洪波噴流射東海"（《西嶽雲台歌送丹丘子》）；"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
黃雲萬裏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廬山謠寄盧侍禦虛舟》）；"海神來過惡風回，浪打天門石壁開。浙江八月何如此，濤似連山噴雪來"（《橫江詞》）。他筆下的山峰高聳峻拔，崢嶸奇峭："連峰去天不盈尺，枯鬆倒掛倚絕壁"（《蜀道難》）；
"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嶽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夢遊天姥吟留別》）。他用胸中之豪氣賦予山水以崇高的美感，他對自然偉力的謳歌，也是對高瞻遠矚、奮鬥不息的人生理想的禮讚，超凡的自然意象是和傲岸的英雄性格渾然一體的。同時，李白又寫了許多具有晶瑩透剔的優美意境的山水詩。例如"人遊月邊去，舟在空中行"（《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人乘海上月，帆落湖中天"（《尋陽送弟昌岠鄱陽司馬作》）；"月隨碧山轉，水合青山流。杳如星河上，但覺雲林幽"（《月夜江行寄崔員外宗之》）；"金陵夜寂涼風發，獨上西樓望吳越。白雲映水搖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金陵城西樓月下吟》）等。這些詩以明朗純淨取勝。
李白的山水詩與其說是對自然形貌的逼真描繪，不如說是按詩人個性被改造和理想化了的圖景。他隻求把握整體的氣勢或氛圍，憑倏來飆起的感興潑墨寫意，而略去具體的細節，甚至連觀照景物的視覺轉移的順序也往往毫不在意。李白的山水詩又是無往而不抒情的，他善於把山水物色和特定的情緒滲透、交融在一起，在"景"的形勢和"情"的特征之間有著"同構互感"的微妙的呼應關係。例如他初出蜀時寫的《渡荊門送別》：
渡遠荊門外，來從楚國遊。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仍憐故鄉水，萬裏送行舟。
詩人從豁然開朗的開闊處著筆，寫出了一個初上征途的青年富於展望的情懷。而晚年遇赦獲釋後所寫的《早發白帝城》：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裏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則是從江流迅疾的速度著手，抒發了輕快活脫的心情。李白把漢魏以來詩歌中的典型意象和生活實感結合起來，嫻熟地掌握了傳統文化積澱的意蘊，在妙手偶得之間留下了令人咀嚼的雋永韻味。例如《送友人》：
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此地一為別，孤蓬萬裏征。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詩中的"浮雲"、"落日"，既是眼前景，又是古詩中有著特定情感內容的比興意象，意謂遊子一去如浮雲飄泊無止，故人惜別又似落日依依，緣情布景而不留鑿痕。又如"雲歸碧海夕，雁沒青天時。相失各萬裏，茫然空爾思"（《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範侍禦》），首兩句既點明了季節和時辰，又用"雲"和"雁"的意象喻指離別和遠行。此外如"有時白雲起，天際自舒卷。心中與之然，托興每不淺"（《望終南山寄紫閣隱者》），"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金陵酒肆留別》），"西輝逐流水，蕩漾遊子情"（《遊南陽清泠泉》）等等，也無不在傳統意象和生活實感的統一上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李白自由解放的思想情操和具有平民傾向的個性，還使他能更深入地開掘社會生活中的各種人情美。這裏有對和平生活的向往之情，如《子夜吳歌》其三：
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
有對勞動生活的讚美之情，如《秋浦歌》十四：
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煙。赧郎明月夜，歌曲動寒川。
有心心相印，情投意合的愛情要求，如《夜坐吟》：
冬夜夜寒覺夜長，沉吟久坐坐北堂。冰合井泉月入閨，金釭青凝照悲啼。金釭滅，啼轉多，掩妾淚，聽君歌。歌有聲，妾有情，情聲合，兩無違。一語不入意，從君萬曲梁塵飛。
也有人物交往中的天真情態，如《越女詞》其三：
耶溪采蓮女，見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來。
他的純真的友情，常常能擺脫等級意識的汙染。如《贈汪倫》、《哭宣城善釀紀叟》等詩，所寫的都是普通百姓。李白晚年所作的《宿五鬆山下荀媼家》更集中表現了這一點：
我宿五鬆下，寂寥無所歡。田家秋作苦，鄰女夜舂寒。跪進雕胡飯，月光明素盤。令人慚漂母，三謝不能飡。
這位在權貴麵前傲岸不羈的詩人，在一個普通的農婦麵前卻感動得難以進食。所有這些詩篇，都無不是以理想的光輪使日常生活題材煥發出詩意的豐采。
總之，李白是時代的驕子、盛世的歌手。他的詩歌以蓬勃的浪漫氣質表現出無限生機，成為盛唐之音的傑出代表，從而出色地完成了初唐以來詩歌革新的曆史使命。正如李陽冰所說："陳拾遺橫製頹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並盡。"（《草堂集序》）李白在文學史上的意義主要即在於此。
三、李白詩歌的藝術成就
在文學史上，從六朝到隋唐是審美觀念發生重要變化的時期。雖在曹丕就已提出"文以氣為主"（《典論·論文》），鍾嶸也提倡"自然英旨"（《詩品》），但由於特定的曆史條件，六朝的藝術趣味仍是更多地偏向於典雅文飾；至盛唐詩歌轉以主體意興的天才抒發和自然表現為鵠的，前人的這些審美理想才真正得到充分的體現。而李白在這方麵又正是一個集中的代表。明代的王世貞在《藝苑卮言》中以"以氣為主，以自然為宗"兩句話概括李白詩歌的總貌，這一特點體現於李詩的藝術形象、抒情方式和詩歌語言等各個方麵，從而形成他與眾不同的鮮明的藝術個性。
李白對形象的捕捉能力是很強的，但是當詩人的澎湃詩情無法為尋常的形象所容納時，詩人就展開天馬行空式的想象和幻想，以氣騁詞，來實現藝術的變形。這種變形的依據是詩人感情的強度，它使形象突破常規而染上了奇幻的色彩。
例如，詩人往往改變現實生活中事物大小、多少、輕重的比例關係，通過形體規模的變形來取得強烈的藝術效果。他忽而化重為輕，如"感君恩重許君命，太山一擲輕鴻毛"（《結襪子》），"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直一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忽而又化輕為重，如"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淩滄州"（《江上吟》）。在這種對比關係中，詩人寫出了他的憤激和自信。李白的寫景詩又常常打破空間方位的拘限，把天上地下、四麵八方任意安排，通過空間的變形展示出詩人寬闊的襟懷。例如他的《橫江詞》六首，本來是從"橫江"（在今安徽和縣）這一地點著眼的，但詩人的視角卻沒有限於這個局部的地段，它忽而跳到遠在江寧城外的瓦官閣，甚至到了地處江寧縣北、比瓦官閣更遠的三山，忽而又跳到當塗西南三十裏的天門，忽而又寫了錢塘江的潮水。又如《陪侍郎叔遊洞庭醉後》其三：
剗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
詩人醉後竟想把君山削去，好讓湘水一無遮攔地流瀉，借以發揮他奔放的豪情。此外如寫廬山瀑布的"初驚河漢落，半灑雲天裏......海風吹不斷，明月照還空"（《望廬山瀑布》之一），"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同題之二），也無不是在想象中變換空間，以壯大氣勢。李白詩中還可以依據情感的要求，改變時間的速度，出現了所謂的"主觀時間"。例如《將進酒》裏的"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把人的一生說成如朝夕之間的短暫；《寄韋南陵冰》"月色醉遠客，山花開欲燃。春風狂殺人，一日劇三年"，又把一天放大為三年的時間。《長相思》則更奇妙地把某一瞬間凝固起來，詩中雲：
憶君迢迢隔青天。昔時橫波目，今作流淚泉；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
詩中的女主人公要把對鏡流淚的時刻封存起來，好作為日後的明證。這和六朝民歌《莫愁樂》的"聞歡下揚州，相送楚山頭。伸手抱腰看，江水斷不流"，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借時間的變形烘托出女子的癡情。李白在更多的詩裏，好以遊仙、夢境或幻境來補充或組織畫麵，在虛擬的描寫中更加恣肆汪洋地抒發自己的理想和感情。例如《夢遊天姥吟留別》，詩人開始時所作的描述就帶有很大的虛擬成分，例如"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熊咆龍吟殷岩泉，栗深林兮驚層巔"，這些是詩人在寫胸中丘壑，不能當作真山真水看待的。
從"雲青青兮欲雨，水淡淡兮生煙"以下，詩進入了神話般的世界，自在遨遊的神仙激發了詩人追求自由的熱情，終於迸發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的反抗呼聲。詩人是通過幻想的境界來表現自己對權貴的決絕態度的。又如《梁甫吟》中的：
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閽者怒。......
《古風》第十九首：
西上蓮華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霓裳曳廣帶，飄拂升天行。邀我登雲台，高揖衛叔卿。恍恍與之去，駕鴻淩紫冥。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
也都是在幻境中充分表現現實與理想的對立，或是不能忘懷苦難現實的拳拳之心。把豐富的現實生活感受寄托在幻境之中，在惝恍迷離的幻覺形象中表現出清醒的抗爭意識和熱情，這是對屈原詩歌精神的繼承和發展。
李白的"以氣為主"，還表現為其壯浪縱恣的抒情形式。
在創作的過程中，詩人的感情往往如噴湧而出的洪流，不可遏止地滔滔奔瀉，其間裹挾著強大的力量。因此，在詩體的選擇上，他較少運用多有限製的律詩，而偏愛便於縱橫馳騁、隨意抒寫的以樂府體為主的古詩，尤其是七言歌行。而且，這一類詩體在李白那裏，比前人更為放縱自由。例如《蜀道難》大量運用長短不齊的雜言，劈頭就用了獨特的句式："噫籲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接下去忽而五言，忽而七言，時而短至三、四字，時而又長至十幾字，如："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在句式的屈伸變化中把詩人的激情一步步推向高潮。李白詩歌的跳躍性也是極強的，往往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開闔動蕩中坦露變幻無常的感情活動。貫穿在這些飛躍之中的，不是生活的邏輯，而是情感的蹤跡。例如《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雲：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裏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
全詩僅十二句，可是詩人的情感活動卻出現了幾度跌宕起落。
首兩句從憂愁落筆，但從三句開始境界忽然一變，詩人抖擻精神，情緒變得高昂起來，以至於想上青天，攬明月。"抽刀"兩句又從天上跌回到人間，愁緒像回潮般再度襲來。但詩人不願被這種消沉的情緒吞噬淹沒，終於再次掙脫出來飛向自由的空間。詩人就在這樣大起大落的飛躍之中，披露了其內心深沉的痛苦，也表現了他睥睨憂患的達觀性格。
李白詩歌的語言風格，用他自己的詩句來說，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他寫有大量的樂府詩，幾乎占全部詩歌的四分之一，是唐代寫樂府詩最多的詩人。他最擅長的七言歌行，其淵源本起自樂府；而用為唐代樂府的絕句也正是李白所運用自如的。這一切都說明李白的詩具有接近於歌謠的特點，實際上也就是使詩歌語言更多地從新鮮活潑的生活語言中得到充實和豐富，並加以提煉、升華。樂府詩自初唐以來沒有多大發展，李白則融古樸森茂的漢魏樂府和清新明麗的六朝樂府為一爐，以其俊逸的才氣創造了新鮮的詩歌語言。
他有很多詩篇的用語就是直接從樂府民歌中點化而來的，如《靜夜思》係從《子夜秋歌》"秋風入窗裏"一篇化出；而他的"狂風吹我心，西掛鹹陽樹"（《金鄉送韋八之西京》）、"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夢遊天姥吟留別》）等，又顯然受到南朝樂府《西洲曲》裏"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的啟發。他的《上三峽》詩則是以古代民歌《三峽謠》為張本改造而成。歌謠原詞為："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李白詩雲："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還有許多詩篇，雖然不是直接由民歌改造而來，卻在語言風格上保持了率真自然、明朗流轉的風格，深得民歌韻味。如：
蜀國曾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宣城見杜鵑花》）楚山秦山皆白雲，白雲處處長隨君。長隨君，君入楚山裏，雲亦隨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蘿衣，白雲堪臥君早歸。（《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
但是，並不是說李白的詩歌語言局限在樂府民歌的範圍，實際上，他也廣泛汲取了前代文人詩歌的精華，形成通俗而又精煉，明朗而又含蓄，清新而又明麗的風格特色。他的"自然"並不僅僅是除去雕飾，淺顯明白，而且是語近情遙，具有豐富的意味。總之，李白善於博采前人的成就而自成高格，堪稱爐火純青的語言大師。
第四章 杜甫
杜甫與李白一向被視為唐詩世界中兩座並峙的高峰，同時，他們也構成了唐詩的分野。盡管李、杜的年齡隻相差十一歲，他們也都經曆過唐王朝的全盛時代和由盛入衰的安史之亂，但他們的創作，卻存在某些根本的不同。李白詩歌的主導風格，形成於大唐帝國最為輝煌的年代，以抒發個人情懷為中心，詠唱對自由人生的渴望與追求，成為其顯著特征。
而杜甫詩歌的主導風格，卻是在安史之亂的前夕開始形成，而滋長於其後數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號的苦難之中。因此，流響於剛剛過去的年代中的充滿自信、富於浪漫色彩的詩歌情調，到了杜甫這裏便戛然而止。在飄零的旅途上，杜甫背負著對於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沉重責任感，凝視著流血流淚的大地，忠實地描繪出時代的麵貌和自己內心的悲哀。這種深入社會、關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視寫實的創作傾向，和由此帶來的語言表現形式方麵的一係列變化，不僅標誌了唐詩內容與風格的重大轉折，也對中唐以後直至宋代詩歌的發展，造成了深刻的影響。
但是，盛唐詩歌的一些重要特征，在杜甫的詩歌創作中仍然有所體現。激情雖然在他的詩中受到抑製，卻仍然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雄偉壯大之美，也仍然是詩人的愛好。他的那些關於時事政治的詩篇，大抵是真誠情感的流露和結晶，而並非以預定的社會功利目的為首要的出發點。從這些方麵來說，杜甫與盛唐文化終究有很深的關聯。
一、杜甫的生平和個性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於鞏縣（今屬河南）。他出身於一個具有悠久傳統的官僚世家，自十三世祖杜預以下，幾乎每一代都有人出任不同的官職，所以杜甫自豪地稱為"奉儒守官，未墜素業"（《進雕賦表》）。其母係為唐代士族中門第最高的清河崔氏。隻是杜甫的父親杜閑隻做到奉天縣令，這個家庭已呈衰落之象。
家庭給予杜甫正統的儒家文化教養，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終其一生，高蹈出世的念頭很少占據他的頭腦。另外，唐代是重視詩歌的時代，而杜甫的祖父杜審言正是武後朝中最著名的詩人，這更加深了杜甫對詩歌的興趣。他曾很驕傲地對兒子說："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追求仕途事業和不朽的詩名，共同構成了杜甫的人生軌道。
杜甫早慧，據稱七歲便能寫詩，十四、五歲時便"出遊翰墨場"（《壯遊》），與文士們交遊酬唱。二十歲以後十餘年中，杜甫過著漫遊的生活。這既是為了增長閱曆，也是為了交結名流、張揚聲名，為日後的仕進作準備。他先到了吳越一帶，江南景物和文化，給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二十四歲時，杜甫赴洛陽考試，未能及第，又浪遊齊、趙，度過一段狂放的生活，他後來回憶說："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壯遊》）三十三歲時，杜甫與李白相識於洛陽，又在梁、宋一帶為豪俠之遊。李白當時已是名震天下的詩人，他的特殊風采和出眾才華，深深吸引了杜甫。
杜甫稱做官為他們家族的"素業"--世代相襲的職業，他的各種文化教養都是與這一點相聯係的。三十五歲左右，杜甫來到長安求取官職。開始，他滿懷信心，"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並相信自己能"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但滯留十年卻一再碰壁。這可能是因為他的家庭背景已不夠有力，而把持權柄的李林甫等人，又對引進人才采取阻礙的態度。大約在杜甫到長安不久，父親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變得艱困起來，為了生存，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奔走於權貴門下，作詩投贈，希望得到他們的引薦。此外，他還多次向玄宗皇帝獻賦，如《雕賦》、《三大禮賦》等，指望玄宗對他的文才投以青睞。種種努力的結果，是到天寶十四載才獲得右衛率府胄曹參軍這樣一個卑微的官職，而這已是安史之亂的前夕。
天寶後期，唐代社會雖維持著表麵的繁盛，卻已處處埋伏危機。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玄宗和他的邊將們一意開拓疆土、窮兵黷武的政策，導致國力空虛、民生艱難，許多人無辜死亡；二是玄宗沉湎於享樂，李林甫、楊國忠等人擅權專政，阻塞言路，政治變得昏暗；三是為玄宗所寵信的安祿山身兼三節度使，手握雄兵，威脅到國家的統一。處在逆境中的人容易看到現實中的弊病，當一場大崩潰即將到來時，杜甫透過個人的不幸看到了國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寶十一載（752），杜甫寫下了他的名篇《兵車行》，以嚴肅的態度，真實地記錄下人民被驅往戰場送死的悲慘圖景。這首詩標誌了杜甫詩歌的轉變。此後，他又寫出《前出塞》九首，繼續對災難性的開邊戰爭提出質疑；寫出《麗人行》，揭露玄宗寵妃楊玉環的親族窮奢極欲的生活。而長詩《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更把最高統治集團醉生夢死的情狀與民間饑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銳的對照，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震撼人心的詩句概括了社會的黑暗和不合理。
安史之亂爆發後，杜甫一度被困於叛軍占據下的長安。後來隻身逃出，投奔駐在鳳翔的唐肅宗，被任為左拾遺。這是一個從八品的諫官，地位雖不高，卻是杜甫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職的經曆。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罷相而觸怒肅宗，後於乾元初被貶斥為華州司功參軍。由於戰亂和饑荒，杜甫無法養活他的家庭，加之對仕途的失望，他在乾元二年（759）丟棄了官職，進入在當時尚為安定富足的蜀中。從安史之亂爆發到杜甫入川的四年，整個國家處在劇烈的震蕩中，王朝傾危，人民大量死亡，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滿危險和艱難。而他的詩歌創作，因了血與淚的滋養，達到了顛峰狀態。
《春望》、《月夜》、《悲陳陶》、《悲青阪》、《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別"等大量傳世名篇，從詩人浸滿憂患的筆下不絕湧出。
到成都不久，杜甫依靠朋友的幫助，在城西建了一座草堂。後來，杜甫的故交嚴武出任劍南東西川節度使，與杜甫過從甚密，對他的生活也多有照顧。當嚴武第二次鎮蜀時，並表薦杜甫擔任了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後世因此稱他為"杜工部"）。杜甫是為了避亂謀食來到蜀中的。最初二年多時間，他閑居草堂，生活確實比較安逸，當時所寫吟詠草堂周圍自然景物的詩篇，也顯出一種清新閑淡的韻致。但這種情形並沒有維持很久。從全國來說，安史之亂雖於公元七六三年宣告結束，但唐王朝的瓦解之勢並未因此而停止。外患方麵，有吐蕃的嚴重侵擾，甚至攻入長安，迫使代宗倉皇出逃；內亂方麵，則出現普遍的軍閥割據或半割據狀態，而政治的腐敗、官吏的橫暴，也是有增無減。從蜀中地區來說，它既是吐蕃進攻的一個重點，也是容易發生軍閥割據的地方。
就在嚴武二次鎮蜀的間隔時期，就曾發生一場嚴重的軍事叛亂，杜甫因此一度逃離成都，攜家流浪。一場暴烈的動蕩轉化為持續的衰亂，這使得杜甫對國家的前途更覺失望，他後期的詩歌，情緒甚至比安史之亂中更顯得沉重。
永泰元年（765），嚴武去世，蜀中重又發生大亂，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也失去憑依，他又帶著全家老小，登上一條小船，過起流浪逃難的生活（或謂在嚴武去世前不久，杜甫因所任工部員外郎之職由虛銜轉為實授，而離蜀赴長安）。最初的目的大概是要沿長江東下出川，路途中卻因疾病和戰亂等緣故，滯留了很久。先是在雲安居住了一段時間，後又在夔州居住了近兩年。到五十七歲那年，終於乘舟出三峽，卻仍是在湖北、湖南一帶的水路上漂泊，最後於大曆五年、五十九歲上，在耒陽附近客死旅舟。杜甫艱難漂泊的一生，在這裏得到一個淒涼的結束。
"漂泊西南天地間"（《詠懷古跡》五首之一）的十一年，也是杜甫詩歌創作的重要時期，留下的作品有一千餘首，占其《杜工部集》存詩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秋興》、《諸將》、《詠懷古跡》、《旅夜書懷》等，都是這一時期的優秀代表作。尤其以旅居夔州的二年為中心，杜甫的律詩創作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可以說是杜詩的第二次高峰。
在杜甫年輕時代，他的性格中就包涵著兩種不同的因素。
一方麵，他自幼接受儒家正統文化的熏陶，把貴德行、重名節、循禮法視為基本的人生準則；而同時，他也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有著頗為張狂、富於浪漫氣質的一麵。他的《壯遊》詩回憶往事，自稱"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在文學上，連屈原、賈誼、曹植、劉楨那樣的人物都不放在眼裏，可見他是多麼驕傲。在與李白、高適等人交遊時，他們縱酒放歌、慷慨懷古、馳逐射獵，也很有幾分任俠之氣。後來經過重重苦難的磨礪，杜甫個性中放狂的一麵收斂了許多，傳統的儒家人生觀對於他的個性和行為習慣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他也並不是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變成了純粹的恂恂君子。《舊唐書》本傳說他"性褊躁"、"無拘檢"、"傲誕"，不會是毫無根據的。其實，如果沒有幾分"傲誕"、"褊躁"，恐怕很難成為一個詩人。這方麵一個突出的表現，是杜甫始終對屈辱的生活處境十分敏感。滯留長安及漂泊西南時期，杜甫常常不得不寄人籬下，仰仗權勢者的濟助。他在詩中寫道："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苦搖求食尾，常曝報恩腮。......休為貧士歎，任受眾人咍。"
（《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一個身負"太平宰相"之誌的人，卻成為一名失業者、乞食者，怎麼能不深感痛苦呢？這些詩句同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表白，看起來絕不相同，實質上卻有相通之處。杜詩中那種對於國家和社會的關切，固然是出於真情，但也未始沒有在自覺得碌碌而生、於世無益的情況下，在精神上自我提升、自我拯救的意味。
對人生信仰、政治理想的執著，也是杜甫個性的一大特征。後代有人說杜甫是"村夫子"，杜甫詩中也自稱"乾坤一腐儒"（《江漢》），都是就這一種執著態度而言。所謂"致君堯舜"，所謂"憂民愛物"，這些儒家的政治觀念，在很多人隻是一種空談、一種標榜，杜甫卻是真心地相信和實行它。而且，儒者本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進退之路，杜甫卻不願如此，他是不管窮達，都要以天下為念。甚至，愈是社會崩潰昏亂，他愈是要宣揚自己的政治理想，相信盡管"萬國盡窮途"（《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但靠了一點一滴的人力，終究能夠改變現實。他的這種執著態度，在當年實際的政治生活中未必有什麼用處，對於詩人來說卻是重要的。因為唯其如此，杜甫才能始終保持正視現實的熱情和勇氣。
杜甫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他和李白交往的時間並不長，但當李白遭遇危險時，他卻魂牽夢繞，再三寫下《夢李白》、《天末懷李白》等感人至深的詩篇。他在夔州離開自己住過的一所房屋時，也不能忘記以前常來自己院中打棗為食的鄰家老婦人，特意寫了《又呈吳郎》詩，囑托新主人對她應多加體諒。當然，更多的詩篇抒發了他對戰亂中的國家和貧苦大眾的強烈的憂念。隻是，杜甫的情感，不像李白那樣奔泄而出，而是受到理智的節製。這一性格特點，直接影響杜甫的詩歌創作，就是：杜甫更喜歡、更擅長在嚴格的形式中，以精心選擇、反複錘煉的語言來抒發情感。
二、亂離時世的悲歌
杜甫早期作品留存數量很少。這些詩篇和時代的風氣相一致，充滿自信、帶有英雄主義的傾向，而同杜甫自己後來的作品有明顯區別。如《房兵曹胡馬》以"所向無空闊"、"萬裏可橫行"寫馬，《畫鷹》以"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寫鷹，都有不可一世之概。《望嶽》詩起首"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氣勢宏大；結句"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富於展望，令人感覺到詩人雄心勃勃的精神狀態。隨著杜甫漸漸深入到苦難的現實，他的詩也變得沉重起來。但早期詩歌那種氣勢壯闊的特點，仍然保留著。
《兵車行》的創作標誌著杜甫詩歌的轉變。由此形成並基本上貫穿了杜甫此後一生詩歌創作在思想內容方麵的主要特征有四點：嚴肅的寫實精神；在忠誠於唐王朝和君主的前提下，對統治集團中的腐朽現象給予嚴厲的批判；對民生疾苦的深厚同情；對國家與民族命運的深沉憂念。
《兵車行》的開頭是一幅悲慘的圖景："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鹹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接著把批判的鋒芒指向好大喜功的唐玄宗："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詩中繼續寫到戰爭導致國內生產力的衰減："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
最後借想象為那些無辜的死者發出悲憤的哭喊："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在唐詩中，如此嚴肅地正視現實、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的作品，以前還沒有過。而在稍後寫成的《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中，杜詩的批判精神又有進一步的發展。詩中既寫到自己忠於王朝和君主的不可改移的天性--"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同時又對正在驪山行宮中肆意揮霍享樂的玄宗君臣提出責難："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在這裏，杜甫的筆已經觸及統治者與人民之間剝削與被剝削的根本性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