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齊代詩文
齊朝立國隻有二十多年。這一時期最重要的文學現象，一是"永明體"的出現，一是豔體詩的露頭。
永明是齊武帝年號（４８３-４９３）。當時，圍繞著武帝次子竟陵王蕭子良，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文學集團。當代凡稍有才名者，均曾為竟陵藩邸所網羅。其中最著名的，是蕭衍、沈約、謝朓、王融、蕭琛、範雲、任昉、陸倕八人，號為"竟陵八友"。八友中的沈約和另一位同樣與蕭子良交密的周顒，是聲韻學的專家，他們把考辨四聲的學問運用到文學創作中，創為四聲八病之說；謝朓、王融、範雲等人也積極參與這種新詩體的創作，造成了古體詩向格律詩演變的一次關鍵的轉折。《南史·陸厥傳》說：
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為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製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二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
大略地說，永明新體詩的聲律要求，以五言詩的兩句為一基本單位，一句之內，平仄交錯，兩句之間，平仄對立。其餘類推。另外又要求避免平頭、上尾等八種聲韻上的毛病，即"八病"之說。隻是"八病"的規定過於苛細，當時人即不能完全遵守，後來定型的律詩也並不避忌所有"八病"。除了四聲八病的講究，永明體還有一些寫作上的習慣。如篇幅的長短，雖無明確規定，但通常在十句左右。由此發展下去，形成律詩的八句為一首的定格。還有，除首尾二聯外，中間大都用對仗句，這也成為後來律詩的定式。
聲律的運用首先是在五言詩的範圍內。大致到陳代，五律已經基本成熟，而後唐人將之改進得更為細密並加以定型化。七言詩的律化主要是在唐代完成的。在詩歌走向律化的同時，駢文、辭賦也受到影響，出現講究平仄、調諧聲韻的現象，隻是不像詩歌那樣嚴格。由於運用聲律以求新變，從總體上說，齊代以後的詩文都更加嚴整工麗。
聲律論的提出和運用，直接的原因，是詩歌大多已脫離歌唱，因而需要從語言本身追求音樂性的美。但它的意義還不止於此。因為講求了音樂性，提出了"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南史·王筠傳）引謝朓語）的審美觀念，這就開始矯正了晉、宋以來文人詩的語言過於艱深沉重的弊病，而轉向清新通暢。因為艱深的詞語即使在聲律上符合要求，但由於閱讀上的阻隔，也不能達到流走暢利的實際目的。再則，由於新體詩的篇幅有一定的限製，不容許過去那種肆意鋪排、一味賣弄才華學問的寫法。作為一種流行的風氣，即使並非新體詩，蕪雜拖遝的毛病也漸漸少了，明淨凝煉的作品開始多起來。這是一個意味深遠的變化，對於梁、陳直到唐代詩歌的語言風格，造成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所謂"豔體詩"，遠源可以追溯到漢代曆史悠久的描繪女性美的賦，近因則是模仿南朝民歌的結果。南朝民歌有兩個基本的特點，一是語言華美，色彩穠豔，一是內容多寫男女之情。這種情詩，有委婉含蓄的，也有相當直露的。如《子夜四時歌》中："開窗取月光，滅燭解羅裳。含笑帷幌裏，舉體蘭惠香。"就很是綺豔。由於南朝社會傳統道德意識有所淡化，加以民間風情小調的熏染，從鮑照開始，詩中已經有了豔情成分，至齊代謝朓、沈約等人更甚。謝詩《贈王主簿》："輕歌急綺帶，含笑解羅襦。"沈詩《六憶》："解羅不待勸，就枕更須牽。複恐旁人見，嬌羞在燭前。"明顯可以看出與民歌的關係。這種豔體詩就是梁代宮體詩的先導。
齊代文人眾多，但大多在後代還有重要的文學活動。所以在本節中，隻介紹卒於齊的謝朓與孔稚珪。
謝朓（４６４-４９９）字玄暉，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人。他與同族前輩謝靈運均擅長山水詩，所以後人有"大小謝"的並稱。謝朓於永明初出仕，先在京城任職，經常出入竟陵王蕭子良的藩邸，為"八友"之一，享有很高的文學聲譽。後在荊州任隨王蕭子隆幕僚，深受賞愛。這一時期他的境遇較好。永明十一年，謝朓因遭受讒言被召回京師後，逐漸陷入困境。雖然，他的官職不斷提高，從宣城太守做到尚書吏部郎，但由於他的家族和個人的聲譽，從蕭鸞（明帝）篡政，到始安王蕭遙光謀廢東昏侯自立，都曾拉攏他以為羽翼，使他深感危險。終於，還是因為他有意泄漏了蕭遙光的陰謀，被誣陷下獄而死，年僅三十六歲。有《謝宣城集》。
作為顯赫世族的謝氏，由於過多卷入上層權力之爭，不斷有人死於非命，謝朓的兩個伯父是在宋代被殺的，他的父親謝緯也差一點牽連進去。所以，謝朓雖出身華胄，仕途順達，對於險惡的政治現實，卻深有畏懼。他沒有謝靈運那一份野心和高傲，而是軟弱謹慎，處事猶豫，惟求自保。但他的死卻又和他的反複不決有關。由於謝朓的性格，他的詩歌中的感情，大多表現為迷惘、憂傷，寫景也大多是清麗悠遠，極少有強烈激蕩的情緒，也極少有尖銳的線條，刺目的色彩，和躍動不寧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