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明代文學
第一章 明代文學綜述
自一三六八年朱元璋稱帝於南京，至一六四四年崇禎自縊於北京，明代的曆史延續了約二百八十年。這正是世界曆史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時期。
在歐洲，差不多正好與明代曆史相對應的是文藝複興時代，這一時代中，自然科學、哲學、宗教、政治學、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內，同成長中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相聯係的一係列重大進步，全麵地撞擊著中世紀的封建統治及其意識形態。而隨著航海事業的發展，一個完整的世界觀念正在形成，歐洲的商船與傳教士開始叩擊古老中國的大門。
在中國的土地上，同樣一度孕育著深刻的變異。許多學者認為，元末已相當繁榮的東南沿海城市的手工業和商業經濟，在經曆明初的衰退以後，到明中期與後期，重新得到恢複和進一步的發展，並已出現資本主義的萌芽。與此相應的，在思想文化領域也出現了深刻的變化。以李贄對傳統思想學說的尖銳批判為代表，個性解放的思潮曾興盛一時。它與魏晉時代個性解放的思潮有本質的不同：它是與工商業經濟和城市文化相聯係的，是具有平民性的；它鮮明地肯定了人的自然欲望和物質追求。這些特點，和歐洲文藝複興運動有極其相似的地方。然而可惜的是，這一曆史進程在中國顯得極其艱難。建立在廣大的農業經濟基礎上的封建政治體製對於曆史挑戰的反應，是空前地加強專製，加強以奴化人性為目的的思想統治。曆史進程的滯塞，使中國從此落後於世界的發展，而開始陷入長期的困境。這一種複雜的背景，也造成了明代文學的複雜性。
對曆史的敏感早在朱元璋身上就表現出來。明初在恢複漢文化傳統名義下進行的革除元代舊政的努力，不僅僅反映著民族意識，更重要的一點，是針對著元代由於政治製度的鬆懈和思想統治的鬆懈所帶來的廣泛的社會變化。朱元璋這位具有雄才大略而果毅殘暴的開國皇帝，以強烈的手段建立了空前的獨裁統治。在中央政權，他先後製造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將藍玉"謀反"案，連坐誅殺數萬人，幾乎殺盡了開國功臣，又借機廢除秦漢以來實行了上千年的丞相製度，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在社會經濟方麵，他在鼓勵墾荒、扶植農業的同時，對最富於活力的東南沿海地區加以殘酷打擊，以削弱這一地區的力量，鏟除對王朝統治可能構成威脅的基礎。大批地方富豪或被抄沒家產，或被迫遷徙，使這一地區的工商業遭到嚴重挫折。他還明令"片板不許下海"，用軍隊封鎖海上交通，禁止民間的對外貿易，以貫徹"重農抑末"的政策。
在思想文化方麵，他實行了嚴厲的控製。程朱理學繼續被尊奉為官方學說，這一學派的儒家經典注本被當作士子日常的功課和科舉考試的依據。而在科舉中，自明初至成化年間逐漸形成固定程式、規定字數、要求隻能"代古人語氣為之"（《明史·選舉誌》）而絕不許自由發揮的八股文，更強化了對文人思想的禁錮。與此相配合的，是殘酷的高壓手段。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士向來有"隱"的權利，而朱元璋欽定的《大誥》卻規定，"寰中士夫不為君用"者，"罪至抄劄"--
抄沒家產並誅殺（《明史·刑法誌》），從而徹底取消了士大夫與政權遊離的選擇。高啟等一大批著名文人就是因為不願與政權合作而被殺的。同時，朱元璋還製造了許多起看來是莫名其妙的文字獄。如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桂林府學訓導蔣質，都因他們執筆的表章中有歌頌皇帝為天下"作則"一類字樣，被認為"則"是影射"賊"，統統處死。然而這種荒誕的行為實有其深刻的用意：唯有這種不需要任何理由、無從辯解的殺戮，才徹底顯示出皇權的絕對性，而造成巨大的威懾。如果說，宋代的文化專製已相當發展，那麼至少士大夫的人格在表麵上還是得到了尊重，所以他們能夠以"氣節"自勵，維持士以求"道"為最終人生目標的理想品格。而明朝自其立國之初，就從根本上塑造文人的奴性品格。
明成祖自"靖難之役"中奪得政權，遷都北京，繼續推行由太祖確立的治國方針。永樂年間鄭和受遣七下"西洋"，遠抵波斯灣的霍木茲，確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次壯舉，而且先於哥倫布、麥哲倫航海許多年。但是，撇開成祖的主要目的是否為搜尋失蹤了的建文帝不論，這一次航海也帶有過於強烈的"宣示國威"的用意，它在開辟海上交通、發展國際貿易方麵的應有的價值受到了限製，這樣的遠航也因此未能繼續下去。農業經濟的自足性和封建統治者的保守心理使中國在曆史機緣的大門前停止了腳步。
我們大致地把從明初到成化末年（1368-1487）的一百多年界定為明代文學的前期。可以看到，這是文學史上一段相當漫長的衰微冷落的時期。元代末年所形成的自由活躍的文學風氣，在明初以殘酷的政治手段所保障的嚴厲的思想統治下戛然而止。洪武七年被腰斬的高啟，唱出了由元入明的文人們內心中的無窮悲涼。而同樣的是由元入明的宋濂，則因積極參與新朝文化規製的設計而成為"開國文臣之首"（《明史》本傳）。他一方麵對楊維楨保留著若幹好評，似對元末的文學不無留戀，但更主要的，是繼承程朱理學的"文道合一"說，重新建立了由明王朝的政治權力所支持的、代表官方態度的道統文學觀。而後是以"三楊"為代表的"台閣體"的盛行。這種詩歌，以對皇帝的阿諛奉承和道德說教為主要特點，不僅缺乏真情實感，而且缺乏宋人的氣節。
但社會變革的因素一旦形成，就自有其難以抑製的力量。
在經過明初數十年休養生息以後，因元末戰亂遭到破壞的農業生產得到恢複，隨之而來的，是手工業和商業的恢複，乃至更大的發展。自明代前期的後半階段到明代中期，東南地區的城市再度顯現其強大的生機。明初受打擊最嚴重的蘇州，不但恢複了舊日的繁華，而且成為東南一帶的經濟中心。王錡《寓圃雜記》中有一節寫蘇州的變化，說明初的景象是"邑裏瀟然，生計鮮薄"；正統、天順間"稍複其舊，然猶未盛"；到了成化年間，已經是"迥若異境"；到了他寫這一段文字的弘治年間，則"觀美日增"，其景象是：
閭閻輻輳，綽褉（楔）林叢，城隅濠股，亭館布列，略無隙地。輿馬從蓋，壺觴樏盒，交馳於通衢。永巷中光彩耀目，遊山之舫，載妓之舟，魚貫於綠波朱閣之間，絲竹謳歌與市聲相雜。
此後到正德、嘉靖，蘇州的經濟一直保持著不斷增長的勢頭。它既是一個八方交彙的商業城市，又是江南絲織業的重要基地。這裏開始出現具有相當規模的工場，出現具有初期資本主義色彩的雇傭勞動關係。如陸粲正德年間寫的《庚已編》記蘇州鄭灝家有"織帛工及挽絲傭各數十人"，這已不是個別現象。不僅是蘇州，鄰近的鬆江、杭州、嘉興、湖州諸地，紡織業都已相當發達。再如南京的印刷業，江西景德鎮的瓷業，都在全國占有中心地位；徽州的商人，則以資本雄厚和經營規模之大著稱。大致可以說，到了明代中期，東南地區的手工業及商業經濟的發展，已經明顯超過了元末的水平。而且，其他地區的城市雖然發展程度不及東南地區，但也是在走向繁盛。
隨著城市工商業發展、社會財富增長，出現了封建統治的危機。像明初那種比較"清明"的政治，一則依賴於政權對於其官僚階層的高壓控製（太祖時屢次將貪官剝皮），一則依賴於相對貧窮落後的農業經濟。最高統治階層其實是既不講"天理"，更不滅"人欲"的，程朱理學的一套，他們隻是拿來對付別人而已。但對於享樂的追求，絕不可能永遠被限製在一個狹小的範圍，它總是要不斷地漫延。當工商業經濟得到發展、財富變得集中以後，以道德信條為基礎的國家統治機器迅速顯現出它的脆弱性。到明代中期，貪欲滋長、奢靡風行、政治腐敗，就成為普遍的現象。舊有的道德價值體係，實質上已不可避免地麵臨瓦解。再加上北方蒙古族的不斷侵擾和東南沿海的"倭寇"之亂，形成內外交困的形勢，明王朝的統治已是千瘡百孔。
在這種情況下，道德的重建成為迫切的問題。而這種重建，首先要求道德至少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真實性--對人欲的適當認可，才能發揮它的製約作用。明代中期出現的王守仁的學說，就是企圖從儒學內部進行一次深刻調整的努力。王守仁既是傑出的思想家，也是明王朝的幹練的官員，他的學說包含多方麵的意義。首先，他反對程朱理學把"理"視為一種外在權威的觀點，提出"心即理"，從而對程朱理學提出了具有重大意義的修正。"心即理"這一唯心主義的命題，既有承認個人認識真理的權力、承認個性尊嚴而反對偶像崇拜的意味，又通過把封建倫理的基本內涵解釋為"人心本來"所有，進一步強調道德內化的要求。王學的另一基本命題是"知行合一"，這很明顯是針對由於信奉程朱理學所造成的言行不一的偽道德現象。王學於明中期以後在士大夫中曾經盛行一時，不同的人對它作出了不同的引伸。但它終究對傳統價值觀具有一定的危險性，所以終究也沒有為官方所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