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書成編溯原始
《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規》都是中國古代蒙學讀本中流傳廣泛、影響久遠的經典之作。
蒙學讀本也稱“蒙養書”、“小兒書”，是專為學童啟蒙教育編寫的在庠序、書館、塾學使用的課本。因兒童入學要先習文字，所以蒙學讀本無不發軔於字書，見於著錄最早的當推《漢書·藝文誌》所載《史籀篇》，舊謂出自周宣王時太史籀之手，實則應是春秋戰國時代的秦人編纂，全書為四言韻語，字體與石鼓文及金文相同。
秦代為統一文字，由李斯、趙高、胡母敬分別用小篆編寫了《蒼頡》、《爰曆》、《博學》各七章字書，漢代則將其合成為一書，多以同義、近義或反義詞編排為句，仍仿《史籀篇》用四言韻語，書名定作《蒼頡篇》。
《史籀篇》與《蒼頡篇》這種四四為句、以類相從的編寫法，對後代蒙學字書的編纂形式影響很大。
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蒙學字書的編寫達到高潮，僅著錄在籍者就有數十本之多，而且均係名家大腕手筆，如司馬相如《凡將篇》、史遊《急就篇》、揚雄《訓纂篇》、蔡邕《勸學篇》、班固《太甲篇》、陸機《吳章》、周興嗣《千字文》、顧愷之《啟蒙記》等，可惜的是這些蒙書多已亡佚，至今完整可見的僅有《急就篇》和《千字文》，不過以傳播影響而言，《急就篇》就遠遜於《千字文》了。
明經學史《三字經》
《三字經》世謂南宋王應麟作，民國前期又略有增補，主要是續添了宋以後直至清末的一段曆史敘述。
王應麟（1223—1296），字伯厚，號深寧居士，慶元府（治所在今浙江寧波鄞州區）人。《宋史》說他自幼好學，九歲即通《六經》。淳祐元年（1241）登進士第，因長於經史考據，熟悉天文地理、掌故製度，故一再升遷，累官至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深為理宗倚重。寶祐四年（1256）王應麟奉詔主持殿試，他稱讚文天祥的策論“古誼若龜鏡，忠肝如鐵石”，薦擢文天祥為進士第一。奸相賈似道專權時，王應麟屢屢抗顏抵忤，有人勸他屈節順從，他回答：“迕相之患小，負君之罪大。”
正因為王應麟道德學問如此，他編撰的《三字經》才能在知識灌輸、道德曉喻、文才詞藻上多方麵超越同倫，被讚譽為“千古第一奇書”。除《三字經》外，王應麟還著有《蒙訓》、《補注急就篇》、《小學諷詠》、《小學紺珠》等一百餘卷蒙學及文字學著作，足見其對幼學啟蒙教育的重視和勤力躬行。
《三字經》以“人之初，性本善”起篇，依次敘述三綱五常十義，五穀六畜七情，四書六經諸子，曆史朝代更迭，最後以奮發勤學、顯親揚名的著名事例作結。將涵蓋了上下數千年的曆史文化知識、傳統倫理思想及識字教育渾然融為一體，句式靈活，編排巧妙，語言通俗，行文流暢，其中“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人遺子，金滿籝，我教子，惟一經”等更是成為家喻戶曉的警句格言而傳誦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