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俄羅斯文學(從古代至十月革命)
序 俄羅斯文學(從古代至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前的俄羅斯文學發展過程，可分為古代、18世紀和19世紀三個階段。
第一章 10世紀末至17世紀
俄羅斯文學和烏克蘭、白俄羅斯文學同出一源，都發軔於10至11世紀之交，即988年基輔羅斯將基督教定為國教以後。初期受民間口頭創作和拜占廷、保加利亞文化影響很大，用古斯拉夫文和古俄文（13至15世紀衍化為俄羅斯文、烏克蘭文和白俄羅斯文）撰寫，往往同宗教、曆史等著作融為一體，尚未形成一個獨立的領域。內容多與國家命運密切相關，偏重紀實。最早的俄羅斯傳記《鮑裏斯與格列勃行傳》等成書於11世紀。最古的編年史《往年故事》一名《俄羅斯編年序史》，約作於1113年，書中追溯俄羅斯國家的起源，記載曆代王公的生平和重大曆史事件，文筆頗為生動。古代俄羅斯文學的最高成就是佚名作者的史詩《伊戈爾遠征記》（12世紀末）。全詩描寫1185年諾夫哥羅德-謝維爾斯基公伊戈爾孤軍出征南方波洛夫人、兵敗被俘的悲劇，並通過這一教訓來呼籲諸侯團結禦侮，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技巧上可以同法國的《羅蘭之歌》和德國的《尼貝龍根之歌》媲美。
從1240年起,蒙古人入主羅斯近兩個半世紀之久,使羅斯的經濟、文化遭到巨大破壞。這一時期留下的作品不多，比較重要的有《拔都滅亡梁讚的故事》、《亞曆山大·涅夫斯基行傳》（13世紀70年代），以及索封尼記述1380年莫斯科大公德米特裏大敗蒙古軍事跡的《頓河彼岸之戰》（14世紀末）等。
1480年伊凡三世徹底戰勝蒙古侵略者之後，逐漸崛起一個以莫斯科為核心的中央集權的俄羅斯國。全國性的文學代替了分散的地區性文學，並具有鮮明的政論色彩，主要反映進步小貴族同反動領主之間的鬥爭，代表作為伊·彼列斯維托夫的文章、伊凡四世(1530～1584)同庫爾勃斯基公(1528～1583)的通信。17世紀初葉由波蘭、瑞典的武裝幹涉和王朝的更迭等造成的混亂局勢，阻礙了俄羅斯文學的發展。到20年代，有關"混亂時期"的政論著作一度興盛。17世紀下半葉,由於全俄市場的形成和國際文化交流的開展,文學開始突破中世紀的格局,題材和體裁都有所增加,出現了大量描述社會生活、帶有民主主義傾向的世俗故事,或反映對新生活的朦朧憧憬與對舊傳統的背叛，如《薩瓦·格魯德岑的故事》、《弗羅爾·斯科別耶夫的故事》；或揭露和諷刺社會弊端，如《謝米亞克法庭的故事》、《棘鱸的故事》。同時，宗教文學也有了新的特色。分裂派領袖、司祭長阿瓦庫姆(1620或1621～1682)的《行傳》(1672～1675)講述他同推行教會改革的尼康大教長之間的衝突，和受迫害、被流放西伯利亞的經過，書中充滿反強暴的精神和心理描寫，是俄羅斯古代文學中第一部以個人為中心而又廣泛涉及社會生活的著作，文字樸素生動，受到後世作家的推崇。擁護尼康改革的宮廷詩人西梅翁·波洛茨基(1629～1680)，為俄羅斯文學增添了新的體裁──音節體詩和詩劇。
第二章 18世紀文學
彼得一世時期的文學仍然是新舊雜陳，具有過渡性質。沙費羅夫(1669～1739)和費奧方·普羅科波維奇(1681～1736)的政論反對守舊，宣傳開明君主專製，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的社會矛盾和動向。30年代在彼得改革的基礎上興起的古典主義，是此後將近半個世紀中俄羅斯文學的基本流派，表現了啟蒙主義同中世紀思想原則之間的鬥爭。康捷米爾(1708～1744)的諷刺詩著重批評20至30年代社會上的愚昧主義流毒和封建等級觀念,到50年代還在廣泛傳誦。羅蒙諾索夫(1711～1765)寫頌詩褒揚開明君主，讚美科學文化造福人類。他使文學體裁和語體規範化，並將音節體詩改為更適合俄語特性的音節和重音並重體詩，對統一的俄羅斯民族文化的形成和詩歌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詩人和劇作家蘇馬羅科夫（1717～1777）也有過很大影響，同時代人認為他的悲劇和羅蒙諾索夫的頌詩標誌著俄羅斯新文學的真正開端。古典主義代表作家還有特列佳科夫斯基（1703～1768)、赫拉斯科夫(1733～1807)。在古典主義文學中，諷刺作品成長較快。50年代，嘲諷性的寓言詩和喜劇先後再現。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諷刺雜誌盛行,其中最突出的是諾維科夫(1744～1818)主編的《雄蜂》(1769～1770)和《畫家》(1772～1773)。前者主要暴露象雄蜂一樣過寄生生活的地主，後者側重抨擊上流社會的崇洋媚外風氣。此外還有艾明(1735～1770)的《地獄郵報》(1769)和楚爾科夫(1744～1792)的《雜拌兒》（1769）。70年代末，傑爾查文(1743～1816)的頌詩開始問世。他把諷刺與歌頌、批判與肯定結合起來（《費麗察頌》，1782；《權貴》，1798），又把"鄙俗"的日常生活引進詩中（《茲萬卡的生活》，1807），從而多少突破了古典主義的模式。馮維辛（約1744～1792）在其優秀喜劇《紈□少年》(1782)中雖然還遵守"三一律"，卻深刻揭露了農奴主的殘暴和寄生性，點出農奴製是俄國的萬惡之源，向現實主義邁進了一步。
18世紀末葉，在英、德、法等國文學的催化下，感傷主義在俄國勃興，反映了1773至1775年普加喬夫起義後貴族的憂傷情緒。其倡導人卡拉姆津(1766～1826)打破古典主義的禁忌,將卑賤者的形象引入文學,在《苦命的麗莎》(1792)中寫一個農家姑娘和貴族青年相愛，最後見棄自殺。小說著力渲染人物的內心感受，格調新穎，語言清雅流暢，發表後風行一時。感傷主義詩人德米特裏耶夫(1760～1837)以寓言、歌謠見長。偉大貴族革命家拉季舍夫（1749～1802）的《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1790）是俄羅斯文學史上第一部強烈反對農奴製的力作。他真實地寫出了農民的困苦和抗議，並用書中《自由頌》一詩大膽歌頌17世紀英國革命，而抒發作者感受的章節仍保持感傷主義的特點。這部作品沒有對當時的文學產生直接影響，其效果到十二月黨人革命時才顯示出來。
第三章 19世紀文學
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俄國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激蕩和1812年衛國戰爭所引起的民族意識的高漲,專製農奴製的危機加深,終於爆發了1825年十二月黨人起義，俄國解放運動史上的貴族革命階段（大約從1825到1861年）從此開始。同這次起義前後錯綜複雜的社會狀況相適應，文學中各種流派和思潮紛然並立，互相排斥而又互相滲透。感傷主義雖已出現，古典主義派尚未完全退出，他們以希什科夫(1754～1841)和傑爾查文為首，結成"俄羅斯語言愛好者座談會"(1811～1816)，同擁護卡拉姆津的"阿爾紮馬斯社"(1815～1818)就新舊文體問題激烈論戰。19世紀初，一些保守貴族對動蕩的社會甚為不滿，流露出悲觀遁世的思想，消極浪漫主義遂應運而生。其鼻祖茹科夫斯基(1783～1852)原是從感傷主義蛻化而來，他的大部分詩歌遠離現實,追求內心的自由和諧,宣揚神秘的宗教觀念，但他發展和深化了卡拉姆津對人物的心理剖析。巴丘什科夫(1787～1855)的後期詩作也有類似之處。隨著貴族革命的醞釀,又湧現了反對暴政、頌揚自由的積極浪漫主義詩歌，如十二月黨詩人雷列耶夫(1795～1826)的《致寵臣》（1820）、《公民》(1825),普希金(1799～1837)早期的《致恰達耶夫》(1818)、《高加索的俘虜》（1820～1821）。雷列耶夫、拉耶夫斯基(1795～1872)、丘赫爾別凱(1797～1846)和馬爾林斯基(1797～1837)等十二月黨詩人認為文學是宣傳和戰鬥的武器，注意從民間創作吸取營養，強調作品的民族獨特性。這時現實主義文學也有進展。克雷洛夫(1768～1844)的寓言廣泛地表現社會的弊端和俄羅斯民族的智慧，形式活潑，文辭通俗。格裏鮑耶陀夫(1795～1829)的喜劇《智慧的痛苦》（1824）以個性化的語言，通過對保守反動勢力的鬥爭，刻畫出一個反映十二月黨人革命情操的20年代貴族知識分子恰茨基的形象。馬爾林斯基的中篇小說、拉熱奇尼科夫（1792～1869）的曆史小說和柯裏佐夫(1809～1842)的詩，也包含許多現實主義的成分。
20年代下半期，普希金在保持和發揚早期詩作的優點的情況下，完成了由浪漫主義向現實主義的過渡。悲劇《鮑裏斯·戈都諾夫》(1825)表明他已進一步認識到人民群眾在曆史上的巨大作用。詩體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1823～1831）是俄羅斯現實主義的奠基之作，它第一次在本國文學中展示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塑造了當時大多數進步貴族青年的代表奧涅金，他們厭惡上流社會，但又遠離人民而無法自拔，結果一事無成。30年代起，散文，特別是小說，逐步取代浪漫主義時期詩歌在文學中的支配地位，普希金加速了這一轉化過程。他的小說《驛站長》(1830)寫一個卑微的驛站長的不幸遭遇，從此文學界描繪"小人物"蔚為風氣。他最後一部小說《上尉的女兒》(1836)取材於普加喬夫暴動，作者繼續探索社會曆史發展規律，並有力地促進了文學主題的民主化。他在30年代所寫的文論肯定現實主義和人民性，批駁了囂張的反動文人布爾加林(1789～1859)之流。普希金的多方麵的創作活動、現實主義方法和純淨優美的語言，為此後的俄羅斯文學奠定了廣闊而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