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場所當然需要一位周到能幹的女主人打理，這位女主人，非仲太太莫屬。她與眾銀行界人士熟絡知己，又會招呼賓客，又煮得一手好菜，確是最合適不過。她是眾家的女主人。
就這樣，底層客廳、餐廳作聚會場所，二樓朝南正間為仲太太臥室，一套栗殼式的美藝定製家具還是她跟仲軒兆之時仲軒兆為她定製的。那種床背板高高的，梳妝台也是高高的，帶三麵車邊大鏡子的西洋樣式是1920年代最流行的。後來參觀武康路宋慶齡故居，我發現宋慶齡父母為她做嫁妝的那套臥室家具竟與仲太太那套款式一模一樣，隻是仲太太那套色澤要深一點。看來，那是當時很時興的樣式。
今日，這套自十六歲起就追隨仲太太的家具仍身骨挺拔，還剩下一隻雙人床和一隻梳妝台，八十年風雨伴她走過了北洋政府、民國和新中國，經曆過北伐、日本人入侵租界、“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等大時代仍能保存下來，也屬難得。
“老早的家具就是好，用美加淨上光蠟一打，就立時鋥鋥亮！”跟了仲太太五六十年，後來被她收為過房女兒的老保姆秀珍，逢人就要指著家具這樣說。
自1950年代初替仲太太做保姆至今，她也算大大開過眼界，什麼大場麵沒見過？什麼好物事沒接觸過？
“那時仲太太家的梅花形紅木茶墊，根本不當它們一回事，還有象牙筷，請過客後一把收進去往灶間洗碗盆一扔，一息息廚房間娘姨汰好我進去數一數，十二雙象牙筷隻剩下八雙了，問問還有四雙哪去了，個個娘姨都講不曉得，仲太太一聲算了算了，這四雙象牙筷是粗用的，勿要與她們煩不清爽了??”
秀珍講得投入神往，已入化境，言語之間滿含著比仲太太更濃鬱的遺世悲情。
今日，這幢舊時滬上一流銀行家聚會的小洋樓，已成“七十二家房客”，仲太太和秀珍一家就擠迫在二樓她原先的臥室內。與上海許多平民階層一樣，三十平方的主臥室當中用家具一隔為二，外間是仲太太的臥室兼全家起居間，裏間是秀珍老倆口加一個外孫的臥室。
講是講上海近年大興土木，住宅群如雨後春筍，但對無勞保無退休金、收入靠親友照顧和不定期接濟的仲太太，還有保姆出身的秀珍及做裁縫出身的秀珍丈夫，這些在電視和報紙廣告中賣得熱騰騰的住宅樓，與他們渾身不搭界。
“好得有這隻大陽台，也有十五平方了，太陽曬進來，滿房間都是??”秀珍帶著一口濃厚的湖州口音滿足地說，“這裏屬黃金地段，若動遷可要到一萬洋鈿一個平方呢！”
“從前徐先生到這裏來，就直衝這隻陽台，藤椅上一靠，雙腳一擱，一杯茶、一支煙，就這樣他已覺得最樂惠了！”秀珍嘴裏常常掛著的徐先生，是仲太太的第三個男人。
當年仲太太與劉先生愛得很謹慎，謹慎得至今仍有人懷疑：“他們到底有沒有花頭？”
上海人的男女“花頭”就是指“上床”。
不管他們有沒有花頭，我始終相信他們是相愛的，否則一個男人不可能如劉先生那樣，六十幾年如一日地照顧、嗬護她。
她與劉先生，有若金風玉露的相逢，或許相聚的時間不多，卻已可勝人間無數。
1930年代末期，劉先生的原配夫人病逝，但是仲太太還是“仲太太”。
一年後劉先生再婚，新娘當然不是仲太太，是前北洋政府某駐外公使的千金。她生在外國、長在外國，十二歲才回上海，自然講得一口流利的英文，滿身洋氣，這正是一位現代銀行家太太所必須具備的。
據說，劉先生再婚前曾帶著未來的新夫人去思南路看過仲太太，三人當時交談得如何，現今隻有仲太太一個人知道。看來，她永遠不會將其吐露。
從此之後，古柏路（今富民路）上劉先生的新公館，隔三差五會派出汽車去接仲太太來搓麻將、吃晚飯。劉家年夜飯的台麵上總會有仲太太的一隻位子。至今，劉家的後人，逢年過節仍會如侍長輩那樣去拜訪她，甚至定期在經濟上孝敬她。
隻是，劉先生再也不帶他的朋友們去思南路那幢西班牙小洋房聚會了。劉公館的大廳成為當時上海灘銀行界出名的沙龍，女主人的美豔、活潑和好客令這隻沙龍幾乎晚晚高朋滿座。
一座山不能有兩隻老虎，馬思南路那邊的客廳，自然也就冷落下來了。
我曾經問過劉先生：“仲婆婆有沒有埋怨你？”
“埋怨我？為什麼？”
我心裏暗暗補充了一句“沒有娶她”，但不敢說出口。
“我照顧了她足足六十年了。我對得起仲公和她了。”
男人的承諾有多種，但對女人來講，都沒有一張婚紙那樣神聖、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