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
一
總覺得，有怎樣的城市，就有怎樣的女人。
女人是城市的韻味，猶如詩的意境。女人，是都會風情的演繹，都市傳奇的催化劑，成功男士的動力??
城市與女人，猶如燈籠裏的那一點火，因為有了女人，城市才生動起來。
女人是不講邏輯的，但冷眼看她們，在傳統與現代、自由與約束、出格與規範之間婉轉徘徊、掙紮遊移，完全是胸有成竹，其中的千姿萬態，真個是風情萬種。眾多的都市傳奇，原本就是這樣產生的。
“東方巴黎”上海，更是一眾決意活出彩虹的女人的神往之地，著名如一代影後胡蝶、阮玲玉、陳雲裳，她們是廣東籍，但令她們大紅大紫的卻不是與她們語言、生活習俗相近的香港，而是大上海。連1933年在全運會上爭得遊泳冠軍的香港隊運動員楊秀瓊，在上海揚起的風頭，也遠勝過香港。是上海，為她締造了一個“美人魚”的包裝。上海，圓了無數中國灰姑娘的夢。
女人都愛美，上海女人尤其。
即使在全國一片“藍海洋”的年代，上海女人一身合體的藍，再在領口、袖口上變下小花樣，配上薄如蟬翼的尼龍花邊，一頭用牛皮紙卷過的長發波浪，照樣風情萬種。
她們優雅地穿行在舊租界的舊建築、巨幅領袖像及紅色標語牌之間；在香水、唇膏等被視為資產階級腐朽之物而逐出市場之時，上海女人的手提包裏仍持一支唇膏—防裂潤唇膏。這種小尾指長的、套在製造粗劣的塑料殼裏，或粉紅或大紅燙金字的、散發著俗氣廉價香味的防裂唇膏，當時在市場上很走俏，也因著這些上海女人多多少少脫離了點市俗之氣。記得那時我還在楊浦區上班，時尚之風較難吹抵那裏，因此當淮海路和南京西路上的防裂唇膏已給掃空時，我受友人之托，在楊浦區掃貨。不可思議的是，這些賣相粗糙、色澤豔俗的小塑料筒，一旦離開百貨公司的櫃台，跳入這些上海女人的小拎包裏，與她們的麻紗絹頭、百雀靈冷霜小鐵盒放在一起時，頓時似有了生命，也變得千嬌百媚了。
上海女人，不時拎開塑料筒，推出那乳白色的一截往唇上一抹，再兩片唇上下一抿，唇上隻是多了一層透明無色的潤滑劑，那姿勢還是那樣誘人，那樣風情萬種。而上海女人的心靈之中同時也已抹上了一片嫣紅，她們至少已明白，雖然不得已套上一件麵粉袋樣不顯線條的藍布解放裝，自己也可以完成一個抹唇膏的動作。
“文革”後有部名為《女英烈傳》的英國舊片在上海公映，講述一位英國女特工人員深入德國占領下的巴黎，進行反法西斯活動。其中有一幕，是集中營內一個英國女人對著一片殘鏡在撲粉。
“你哪兒弄來的粉？”她的難友很驚訝。
“是石灰粉。”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隻是覺得這樣做了心裏好過點！”
意大利名片《羅馬十一點》裏，在大戰後經濟尚未複蘇的艱難時期，一位小姐用炭筆在腿上塗一層深色冒充玻璃絲襪??
看來，上海女人對美的追求已頗有國際水準，不愧為十裏洋場催穀出來的。
上海，之所以不止在中國，而且在東南亞也屬最有性格的城市，就是因為—上海女人。
上海女人的層次分布極細微清晰，太太和師母、姨娘和娘姨、小姐和大姐、名媛和明星、女同誌和女同事??一字之差，充滿了階級身份和政治氣候的微妙又敏感的界限，透過那精巧的細節，你會感到一層哀麗的空蒙。難怪張愛玲在“小姐”被禁稱，“大姐”到處出現在裏弄街道和機關辦事處時，去意已定。其實，上海女人在從“小姐”到“大姐”再回到“小姐”的曆程中，始終不脫那麼一股微微溢著嗆鼻的夏士蓮雪花膏和明星花露水的、帶市俗的香味，即使是香奈爾五號或迪奧，都無法掩蓋上海女人那股與生俱來的亦正亦邪的女人香。
上海Baby，屬女人結構層中一個界限最模糊、行為最撲朔迷離的一族。
稱女人為“寶貝”—Baby，由西方傳入上海不過近百年，一如Darling(達令)和Honey(蜜糖)及Sweet Heart(甜心)，是西方人對女人的呢稱。
如漢語一樣，英語詞彙也有微妙細致的區分。一般講，Darling之稱會較文學、較斯文，用得也最普及；Honey較口語化，而且對象可以不止是太太或女友，女兒、小孫女都可被稱為Honey。
Baby，舊時譯為“貝貝”，也譯為“寶貝”。稱女人為Baby，出點都為俚語，多為貨車司機之族的勞動人民用語。伴著這句昵稱的動作往往是“啪啪”打幾下她屁股，或在她下巴上輕輕一掃。那應是《欲望號街車》裏馬龍·白蘭度的用語。還有，在飛機上與後生仔津津樂道女人經的，《女人香》中的退伍兵阿爾帕西諾也常把Baby掛在嘴邊。當然，當牛仔褲、T恤也可登入五星級酒店之時，人們對用詞已不太雕琢講究，不過我始終相信，諾丁山的書店小老板威廉·薩克，甚至《泰坦尼克號》裏教富小姐羅絲當眾吐口水的窮小子傑克，還有《廊橋遺夢》中浪跡天下的攝影記者羅伯特·金凱，他們稱心愛的女人時一定是“My darling”而不會一聲“Hi，baby”。畢竟，一聲Darling，是甜蜜得令人迷醉的呼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