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劉知幾的進步的史學思想
第一章 劉知幾史學的批判精神
劉知幾，字子玄，彭城人，生於唐高宗龍朔元年（公元六六一年），卒於玄宗開元九年（公元七二一年）。他是唐代的大史學家大著作家。他自著書，有劉氏家乘十五卷、劉氏譜考三卷、史通二十卷、睿宗實錄十卷、劉子玄集三十卷；和別人合修的書有三教珠英一千三百一十三卷、姓族係錄二百卷、唐書八十卷、高宗實錄二十卷、中宗實錄二十卷、則天皇後實錄三十卷。史通是他的代表作，也是唯一流傳至今的著作，其中也有三篇佚失了，有一篇的原來麵貌失真了。
劉知幾在六十一年的生平中，學史治史的生活差不多要占五十年。在兒童時期，他已對曆史有很大的興趣。二十歲登進士第以後，任獲嘉縣主簿，有不少時間讀史。四十二歲以後，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不久即遷左史。四十四歲時，曾因拜鳳閣舍人，暫停史職，但第二年就又除著作郎，仍兼修國史。四十八歲時，離史館，但不久仍參加修史的工作。此後，他大概一直到六十一歲，官階雖有遷轉，一直都兼著史職。史通寫成於中宗景龍四年（公元七一○年），這時劉知幾年五十歲。此後，史通仍有修改。劉知幾自敘說：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嚐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複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朞年而講誦都畢，於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從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誌。既欲知古今沿革，曆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但於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
泊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閑，獲遂本願。旅遊京、洛，頗積歲年，公私籍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為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為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為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範曄集，果以二史為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史通卷十）
劉知幾的這些話，說的是他三十歲以前的情況，但卻概括了他一生治學的路數。他讀左氏傳，並不要"精此一經"，而是"見其事"，以"廣異聞"。他讀一代之史，要兼讀數家，要鑽研雜記小書中的異說。他能"觸類而觀，不假師訓"；他"喜談名理"，"得之襟腑"；他"輕議前哲"，並不拘於流俗之論，"凡有異同，蓄諸方寸"。他這種路數的發展，使他傾向於一種錯綜經緯、上下古今之學，既不專主一家之說，也不作正統異端之分，其特點即在於雖年輕學淺，而敢想敢說，不為傳統所惑，不為權威所拘。
劉知幾的史通，是貫串他治學精神的著作。自敘說：
"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然自淮南已後，作者無絕，必商榷而言，則其流又眾。
蓋仲尼既歿，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為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
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精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
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牆麵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
五常異稟，百行殊軌。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誌生焉。
夫開國承家，立身立世，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銓綜。故陸景典語生焉。
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昧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雕龍］生焉。
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於文心而往，以納諸胸中，曾不芥者矣。夫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雲：'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謂也。"
史通的"總括萬殊，包吞千有"，在形式上近似於淮南子的"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但史通的與奪、褒貶、鑒誡、諷刺，在內容上和精神上，吸取了揚雄法言的傳統，以反對詭言異辭；繼承了王充論衡的觀點，以攻擊欺惑牴牾；重視著應劭風俗通的方法，以化除拘忌；並吸收了應劭的辨識人物兼偏長短、陸景的品藻賢愚善惡、劉勰的評論古今文章等等特點。總的來說，史通的撰作，在於"以史為主"，而闡明治史的通識，這就在理論上和方法上具有著哲學的意義。鑒識篇說："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史通卷七）。通識是史通全書的主題。劉知幾在這裏沒有說出他和史記的關係。但他對於史記，童年時就學習過，對於司焉遷"拾遺補藝（六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的精神，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響。他在六家篇說："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采訪家人，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史通卷一）。在二體篇說："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從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誌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織靡失"（同上）。這都是從"通"的方麵對史記的推許。盡管在別的方麵劉知幾對史記頗有不同的意見，但在"通"的這一點上對史記是讚美的。史通序說："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為'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已久，博采眾議，爰定茲名"。這就不隻是一個名稱的問題，而是劉知幾以司馬遷之得"通幾"（相當於哲學）之學高人一籌，並隱然以當代司馬遷自居了。
這裏應該指出，劉知幾在著作生涯中和當時的現實是有矛盾的。他之所以寫史通，是出於不得已，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辦法；他之隱然以當代司馬遷自居，也還隻是一種謙遜的表示，而並不滿足於作當代的司馬遷。自敘說：
"昔仲尼從睿聖明哲，天縱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以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迄於周。其文不刊，為後王法。自茲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嚐欲自班、馬已降，訖於姚、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厘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驚末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敢也。
既朝廷有如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每惟皇家受命，多曆年所，史官所編，粗惟記錄。至於紀傳及誌，則皆未有其書。長安（公元七○三年）中，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中宗）即位，又敕撰則天大聖皇後實錄。凡所著述，嚐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沉，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聞於時，而美誌不遂。鬱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歿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誌。"
這就說出，劉知幾沒有孔子之名而要行孔子之事；同時，又以無孔子之名而怕行孔子之事。這是劉知幾的真正願望，也是他的嚴重顧慮。他所要求的"通"，本來是要刪定司馬遷以下的史書，上繼孔子，成不刊之典，但因了官職這一種束縛以及和官僚們的矛盾，卻又不能不退而以寫出史通為限，而把他的誌願局限於對古今史書的評論上。這是劉知幾的矛盾，同時也是社會矛盾在劉知幾思想上的反映。當時的社會矛盾是複雜的：一方麵是豪族地主與庶族地主之間的社會鬥爭，通過學術上的折光，反映為劉知幾以博雅高才對於流俗之人的指摘態度；另一方麵是進步思想與封建主義的正宗虛構的專斷之間的文化鬥爭，反映為劉知幾以一家獨創之學對於官僚機構史局監修的抗議精神。由前者而論，是品極性地主的傳統意議對曆史估價的偏見；由後者而論，是中國思想史上優良傳統的發揚。這兩者的矛盾恰巧集中於劉知幾一身，而劉知幾的學術活動卻以積極性為主要方麵。
劉知幾出身名門，是漢代楚孝王囂的曾孫居巢侯般之後。他作劉氏家乘及譜考，考定劉氏先世，希望能得居巢的封邑，後來果然被封為"居巢縣子"。他和柳衝徐堅等所修姓族係錄，是唐代重要的氏族書。他在書誌篇和雜述篇對於古老的氏族懷有頗深的感情。他對於氏族譜的真偽、不同氏族的盛衰，雖都給予了注意，但對於氏族的重視卻是前後一貫的。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高門貴族以及郡正州曹的世家，都被認為是氏族誌的好材料；而對這類材料的記錄是被認為"品藻士庶"的有用的東西。辨明氏族譜的真偽和不同氏族的盛衰，也正是為了把氏族史搞得更正確一些，以防所謂"偽""冒"。
劉知幾的士族門第的偏見是很顯著的。史通卷十辨職篇說：
"大抵監史為難，斯乃尤之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若馬遷，精勤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應仲遠，兼斯具美，督彼群才，使夫載言記事，藉為模楷，搦管操觚，歸其儀的，斯則可矣。但今之從政則不然，凡居斯職者，必恩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畫諾，若欺而已矣。"
"夫人既不知善之為善，則亦不知惡之為惡。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幹祈取擢。遂使當官效用，江左以不樂為謠；拜職辨名，洛中以不閑為說。言之可為大噱，可為長歎也！"
這些話當然也反映了史館中的恩幸貴臣的以勢利見升，以及他們在學術上的無知，但更根本地還是反映了史局職務中士族和庶族的矛盾。劉知幾在這裏所痛心的，不僅僅是官僚機構的用非其才，而還在於"恩幸貴臣，凡庸賤品"以"勢利"和"於祈"而取得高位，從而"督彼群才"。在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篇中更指斥"近代趨競之士"所以"尤喜居於史職"，為的是"書成繕寫，則署名同獻，爵賞既行，則攘袂爭受"，以及可以"書之譜傳，借為美談，載之碑碣，增其壯觀。"劉知幾雖然以當代司馬遷自居，以繼承孔子為誌，但又以史通和白虎通比擬（見史通序），這在一定意義上就反映出一種隱約的士族的偏見。另一方麵，劉知幾確也暴露出當時封建主義的官僚組織之束縛，在那裏不問士庶，以勢利和幹祈為進身之階，從而窒息了學術的研究。
劉知幾的這種議論和他反對史館監修是有聯係的。因為當時監修人員以及史局的其他人員固然有不少是出身於庶族的，但他反對監修，更主要的是在這種製度對於修史工作的有害而無利。約在景龍二年（公元七○八年）或其以後不久（見唐會要卷六四史館雜錄下），劉知幾致書國史監修官蕭至忠等，指出官僚機構式的史館的五不可。其中第一、第三、第四有這樣的話：
"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鹹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眾功，方雲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李法）譏其不實，公理（仲長統）以為可焚，張（衡）、蔡（邕）二子糾之於當代，傅（玄）、範（曄）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悅）、袁（宏），家自稱為政、駿（劉向、歆）。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
"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弑也，執簡以往。......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舌。倘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棲毫，而縉紳鹹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鹹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時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楊再思）則雲必須直詞，宗尚書（宗楚客）則雲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史通卷二十忤時）
這都指出封建官僚機構的史官監修遠不及個人著作之能無所顧慮，自成一家之言。辨職篇更明白提出來一家獨創之學是自古的優良傳統：
"昔丘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草誌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儁，立言垂後，何必身居廨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是以深識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靜，杜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豈與夫冠猴獻狀，評議其得失者哉？"（史通卷十）
在這裏，劉知幾的批判確對於"官館監修"的封建統治，指出了一些危害學術發展的實質。
史通的"通識"，是劉知幾一家獨斷之學的精神所在。如他所說，一家獨斷之學是自古以來的優良傳統，而對治史的通識的要求，實際上也同樣是自古以來的優良傳統。自"疏通知遠"的書教，"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記，以至於史通自敘所說論衡、風俗通、文心雕龍等書，無一不在治學精神上從"通"字上下功夫。但劉知幾獨斷之學有他的特點：其一是史才論，其二是直筆論。從史學方法上說，史才論和直筆論屬於曆史編纂學和史料學的範圍。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篇說："夫為史之道，其流有二。......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儁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這段話，也正是從史料學和曆史編纂學的區別和聯係上來論述史才和直筆之間的關係。關於史學方法上的問題，應由史學史進行具體的分析，我們在這裏隻著重指出劉知幾論點之理性主義的傾向及其對史學優良傳統的發展。
劉知幾的史才論。舊唐書本傳和唐會要卷六十三所記，頗為人所熟知，而本傳所記比較詳細。本傳說：
"禮部尚書鄭惟忠嚐問子玄曰：'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楠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時人以為知言。"（舊唐書卷一○二）
這是以才、學、識三者為史才所必須兼備的條件，其說是自孟子開其端緒。孟子離婁下："王者之跡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後來班固作漢書司馬遷傳讚說："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範曄為班固作傳，稱"固文贍而事詳"，"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曄自序後漢書，說"常恥作文士""常謂情誌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劉知幾所說的才，相當於孟子、班固、範曄所謂的"文"。史通卷九有核才篇，就是專論史傳之文的。劉知幾所說的學，相當於孟子、班固、範曄所謂的"事"，是指史事說的。劉知幾所說的識，相當於孟子所謂的"義"，班固所謂的"不虛美，不隱惡"，範曄所謂的"論議"和"意"，是指曆史觀點說的。劉知幾繼承前人的論點，把"學"比作材料和工具，把"才"比作生產的方法，把"識"說成是研究曆史的觀點和方法，但比前人說的更清楚了，更係統了。在這三者中，劉知幾實最重"識"，才、學都離不開它。這是史通要求通識的具體內容，也可以說是範曄"以意為主"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