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完這部書稿之後，忽然覺得有些話想對讀者說。
在中國古代，契丹人及其建立的遼王朝聲名算不上顯赫。若論契丹人，既不如曾與漢王朝血拚數十年、失敗後遠走歐洲建立帝國並在阿提拉單於領導下進軍羅馬的匈奴人悲壯，也不如曾擁兵百萬、視中原政權如兒皇帝的突厥人昌盛，更不如建立人類曆史上最大帝國、三次西征橫掃歐亞大陸的蒙古人豪邁；若論遼王朝，僅僅局限於北中國的半壁江山，不僅各方麵的發展與漢、唐盛世無法相比，顯然也比不上後來同樣是北方民族建立的統一中國的政權——元朝和清朝，其在南方的疆域甚至遠小於在其後興起的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可是，契丹人和遼王朝自有其特殊的一麵。
縱觀中國古代王朝的更迭，我們可以發現，自先秦的華夏各國取得文化上的優勢，成為中國境內民族融合的核心之後，自西漢至唐，一直就是漢民族建立的王朝居於主導地位。雖然中間一度存在“五胡”立國於黃河流域的時期，但是，這些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都是視偏安於江左的東晉政權為正統的，就是後來統一黃河流域的拓跋鮮卑建立的北魏也是如此。麵對發達的漢文化，北方民族一直存在一種文化上的自卑感。可是，在唐王朝以後中國再一次出現南北朝並立的時候，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漢族政權宋，卻在政治上從屬於契丹遼王朝和女真金王朝。中國第二次南北朝時代，是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北朝居於主導地位，這是與第一次南北朝時代最大的差異。此後統一中國的也不是漢族建立的王朝，而是發源於大興安嶺附近的蒙古人。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又是來自東北地區的滿洲建立的。在唐朝以後的中國古代史的後半段時間裏，勉強統一了中原地區的漢族王朝僅有一個明朝，還經常無力阻止蒙古人的進攻，以至在“土木之變”中，出現了皇帝成為俘虜的奇聞。可以說，唐以後的中國古代史，是北方民族居於主導地位的曆史，而正是契丹人及其建立的遼王朝開啟了這段曆史。契丹人與其帝國的神奇性也正是在這裏。
契丹人有許多新開創，而其中的核心應該是其文化上的自樹意識。契丹人不是像其先世鮮卑人那樣，將自己的文化與漢文化進行一種不恰當的類比，認為本族文化落後於漢文化，進而出現北魏孝文帝的全麵漢化的改革。契丹人已經充分地認識到，紮根於草原遊牧經濟的契丹文化與立足於中原農耕經濟的漢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但並不認為契丹人的文化落後於漢文化，因此，他們努力追求的也不是全麵漢化，而是發展本民族的文化，使之達到一個新高度。創立契丹文字，完善各種製度，都是契丹人在文化方麵這種民族自樹意識的體現。
另一個我們應該提到的契丹人的創舉是“一國兩製”。基於對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差異的理解，契丹人已經認識到，用漢人的製度統治草原與用契丹人的製度統治中原同樣是不現實的事情，因此，在遼王朝存在其間，一直強調“以國製治契丹，以漢製待漢人”，這就是遼代頗具特色的南北麵官製。負責管理漢人州縣地區的南麵官，在製度上基本是沿襲唐製，連官名、官階都與唐朝基本一致；而管理包括契丹人在內的北方遊牧民族的北麵官，則更多地結合草原民族原有部落組織的特點，發展為部族節度使製度。中央官也分為南北麵，甚至出現皇帝上朝，南麵官著漢服，北麵官穿胡服的多彩景象。
而對北方民族影響最大的應該是契丹人開始提倡的民族自樹意識，這甚至可以稱為是契丹人留給北方少數民族的寶貴曆史遺產。此後北方民族都像契丹族那樣，不再以漢化為文化發展的必然歸宿，而是結合漢文化去努力發展本民族的文化。女真人如此，蒙古人如此，滿族也是如此。這不僅使北方民族的文化發展到一個較高的層麵，成為中華文明中的一支奇葩，而且也成為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在政治上取得主導地位的心理支柱。女真人在打下半個中國之後，堂而皇之地派出使節去冊封趙構為“宋帝”，確立起對南宋政權的宗主國地位，蒙古人幹脆滅掉南宋，成為第一個統一中國的少數民族，而滿族則不僅完成了統治中國的偉業，由被統治民族躍升為統治民族，還給中國文化塗上一層濃重的滿族色彩，以至於我們今天設計所謂唐裝時，都還受到滿族服飾的影響。從這一北方民族發展演進的曆史脈絡中，我們可以看出北方在民族政治上、文化上遞進發展的趨勢，而這一逐漸走向輝煌的過程，其起點無疑是契丹人和他們建立的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