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前寫過一篇自傳，經“中央文物供應社”給印了出來，即列在《齊如山隨筆》一書的頭一篇。友人們看了，都誇獎說寫得很有趣，都囑我再往詳細裏寫一寫，尤其當時的張秘書長曉峰先生，特別囑我務必寫出來，不得已隻好再寫一次。要往詳細裏寫，則比原寫之文多添幾個方麵，第一，得說說我的家世。因為一個人的家世，與他個人的學識、行為、思想等都有極大的關係，諺語中有兩句話說：“鹽打哪麼鹹，醋打哪麼酸？”這兩句話，雖然鄙俚，而確係實情。吾族乃於明朝永樂二年，由山西洪洞縣遷來，山東、河南兩省於該時由山西遷去者也不少，河北一省尤多。大家都說是由大槐樹底下遷去的。清朝末年，有許多河北省的軍官，重到山西，又尋找到了大槐樹之所在，係一破廟，蓋當年遷民時，都在此處聚齊，再往各處出發，所以眾口一詞，曰大槐樹底下。民國後有許多軍官捐款，把該廟又重建了一次，足見中國人念舊不忘本的心情之濃厚了。當年山西往河北省的移民，為什麼有這樣多呢？這也無妨隨帶著說幾句：元朝在河北省一帶殺人就很多，後來因為用他們自己的人拱衛京畿，河北省各處就來了許多蒙古人居住。明朝初年徐達、常遇春二公，一由山東北上，一由河南北上，把河南、山東的人殺了已經不少，因為河北居民，以蒙古人為較多，故殺得更多，未被殺的也都趕得跑到蒙古一帶，於是河北省便空虛了，這是移民的由來。吾族在明朝初年，有三家富戶，一家有地一千餘頃，一家八百餘頃，一家六百餘頃，三家共兩千五百餘頃。現在一個稍富之村落，全村共有不過五十頃地（水鄉除外）。以此衡之，共有五十村之地，稍小之縣，所轄也不過五六十村，是彼時吾族之地，共有現在一全縣之多，此更足見彼時地麵人煙稀少了。
吾族在明朝末葉之前，多是務農，講究讀書之家很少。明朝末年，才有研究經史之人，因與本縣孫文正公（承宗）為至親，所以也頗講經濟，到吾八世祖文登公，便專與學者來往，九世祖林玉公（國琳）與河北省新城縣王餘佑（五公山人）、蠡縣李恕穀（塨）、博野縣顏習齋（元）諸公都是莫逆交，因想抗拒清朝，成立軍事機構，故與竇大東、二東兄弟（二東即戲中《連環套》之竇爾敦），諸人研究禦敵之策，當時還收複了雄縣等三縣。後因見清朝勢力太大，便知難而退，當時主持此事者，即先九世祖，雖未成功，而遺留下了一種反清的情緒，故一直到光緒年間，吾族總是有革命的遺傳性。
自先八世祖便講讀書，然總未出有功名之人。彼時所謂功名，總是指舉人進士而言，到先高祖治魯公（諱秉禮）始請得一位大經學家（甘肅省人，偶忘其姓名），教授先曾祖兄弟。此公尤長於三禮，每講古禮，如明堂朝賀、冠婚喪祭鄉相見等禮，則必實地講授，凡學生、下人、書童、工人等等，都得參加，某人去賓，某人去主，都要各就位次，如此講法，則古禮便容易明了多矣。此種講書的作風，一直傳到先嚴，尚未衰歇，到了我本身的學問，可就差多了。先祖後成進士，乃阮文達公（元）之門生，先伯祖亦係舉人。先嚴為武昌張廉卿先生（裕釗）十餘年之受業學生，後中壬辰科貢士，甲午殿試才成進士，為翁文恭公（同龢）及李文正公（鴻藻）之門生。因兩輩的老師都有南方人，江浙的風俗及用功的方式，又吸收了很多，即用以教導我們這一輩，所以我們的知識，在兒童時，就比平常兒童較優了。以上種種情形，都是於我受教育有關係的事情，所以不嫌覼縷，大略地述說一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