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佩鬆：鎖定目標、全力以赴
自稱是“一個清華人”的湯佩鬆先生現在已經是八十八歲的老人了，比我年長七年零十天。這不到十歲之差卻把我們兩人劃成兩輩。正因為輩分不同，加上了我又是個學醫未成，在生命科學中半途掉隊的人，原是無緣和湯先生相識的。當然，正如送我這本書的朋友說，我們兩人曾在昆明的西南聯大同事過，但他住在大普集，我住在呈貢奎閣，南北相距有一天步行的路程，相見自是不易。他的大名卻早已灌入我的耳中，那是因為我的老師潘光旦先生和湯先生是莫逆之交。不僅這本回憶錄的第一頁中有潘先生的名字，而且湯先生在接到我托人帶給他讚賞這書的口信後特地簽名贈我的那本書的扉頁上還寫著懷念潘先生的話。
湯先生在清華的教師中念念不忘的是馬約翰老師。他說：“我在那時及以後的學習和工作中能克服許多困難和挫折以及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優良運動競賽作風、態度及精神，是和在清華八年間的強迫性體育製度分不開的。具體地說，體壇巨師，已故的馬約翰教授的培養起了極大的影響。”他在這裏所說競賽作風、態度及精神指的就是英文中的Sportsmanship和Teamwork。這兩個字很難翻譯，而正是清華之所以成為清華人的精神內容。
這兩條其實是人類社會賴以健全和發展的基本精神。體育運動的目的就是在通過實踐來培養和鍛煉這種基本精神。受過良好運動員訓練的人重要的是在把這種精神貫徹到一個人的生活和工作中去，使他所處的社會能賴以健全和發展。從這個角度去看湯先生的自傳，那就能對他之所以感激馬約翰先生有所領會了。
湯佩鬆先生的一生確是有點像一場精彩的球賽。他使出渾身解數衝向一個目標，有如球員一心一意地要把球踢進對方的球門。這個球門就是他所說的“生命的奧秘”。他一絲不苟地嚴守著科學家的競賽道德，又毫不厭煩地組成一個抱成一團的科學隊伍，在困難重重中，不顧一切私人犧牲，衝在別人的前麵。這個比喻像其他一切比喻一樣總是有點牽強和出格的，但他在科學領域裏衝鋒陷陣，義無反顧，不達目的不止的勁頭，完全像他在球場上踢球一般。我既是個球迷，自容易這樣來體會和讚賞他這本回憶錄裏寫下的一生經曆。
在湯先生的一生中，他的球門是清楚的，也就是他一生奮鬥的目標是十分自覺的。更引人入勝的是他敘述這個目標怎樣逐步由模糊而明確，由動搖而堅定，由抽象而具體，由“定情”而堅貞不移。
我們都應像湯先生一樣，找準自己的球門並為這個目標全力以赴，隻有這樣的人生才是一場精彩的球賽。
超前或敏捷過人是湯佩鬆先生突出的個性。他老是跑在他這門學科的前麵，使他的老師輩或當時的權威瞠目結舌。再舉一個實例：湯先生在明尼蘇達大學讀完本科後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得到了博士學位。一九三○年他受哈佛大學普通生理學研究室之聘去協助當時的權威Crozier的研究工作。研究的題目是“種子萌發期中呼吸作用的溫度特征”。這是生物科學當時的前哨課題，目的是在找出呼吸這種生理現象和溫度的關係，求得在不同溫度中生理上化學反應速度的常數。可是我們這位不甘心在時代水平上“人雲亦雲”的超前哨兵卻“對老板的總的思路開始懷疑甚至厭惡”了起來，因為他認為“呼吸作用隻是氣體交換的表麵工作，離開探索生理功能的實質相差甚遠”。
湯先生在完成和老板約定的試驗工作的同時，私下卻做了一些“黑活”。通過這項“黑活”，他“用CO［一氧化碳］抑製和光恢複方法首次證明了在植物中存在著細胞色素氧化酶”，而且他的實驗又突破了當時酶學動力學中的米氏(Michaelis)常數，因為米氏公式隻適用於離體單純的酶本身(in vitro)而不是存在於細胞體內(in situ)的酶活性與氧濃度(分壓、底物)的關係。換一句話說，米氏是把細胞破碎後去測定的，而湯氏則在完整生活著的細胞中測定的。這項“黑活”把湯先生真正擠進了探索生命奧秘的大門，而把當時的那些權威一下拋在身後。從這裏我們就能看出，在專研學問時我們必須全力以赴才能在這個領域裏有所建樹。
他在一九三三年離美時繞道走歐洲返國，目的是探探這門學科在國際上的水平。他訪問了三位研究呼吸(代謝)作用的權威。在英國劍橋大學遇見Keilin時提出了一個問題：“你的這些關於細胞色素在體外氧化還原現象是否能代表它們在體內進行的規律?”他得到的回答是“這個問題隻能由你自己去回答”。這句簡單的答語指出了湯先生正在進行的“細胞呼吸作用的動力學研究”將是他在這門學科中“獨樹一幟”的有自己特色的思路和研究體係。他當即立下決心將為此奮鬥終身。這個體係的主導思想，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用盡可能簡單的，並又在進行正常生命活動的機體(動、植物或其細胞)在盡可能單純的化學及物理環境(反應體係)中尋求這一問題的答案：一些無組織的(有機)物質是如何通過呼吸代謝、能量轉換而變成有形態組構，能進行包括生長、發育在內的生命活動現象(功能)的活生生的生物的?”他明白自己走到了生命科學的最前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