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務實學，絲毫不苟
聞一多之弟聞家駟在聞一多逝世30周年之際，曾這樣回憶他的兄長聞一多。
我們弟兄五人，一多行四，我行五。我們嫡堂弟兄十七人，一多行十一；我們經常叫他十一哥，但更多的時候叫他一哥，至今我們還是這樣稱呼他的。
他入清華的學名原來是聞多，以後，加了個“一”，叫“一多”，但一多和一哥這兩種稱呼中的“一字”，彼此是沒有關係的。一多兄比我大六歲，他不但是我的兄長，而且也是我的師長，我一生在讀書、學習、工作和政治活動等方麵，都曾得到他的親切關懷和具體指點。
早在清華念時，他就關心我的前途，鼓勵我考清華中等科二年級，寫信告訴我準備哪些功課，還要求我寫讀書心得。後來他在美國留學，雖說學習很忙，還是在家信中經常囑咐我課外要多閱讀雜誌，打好普通知識的根底，他說“根底既成，思想通徹，然後談得上做專門的學問。此非文科獨實，實科亦莫不然。”又囑咐我要多寫信質疑問難，“雖遠隔重洋，書信往來，節序已遷，但研究學問，真理不改，時間不足以囿之也。”(見聞一多全集四卷，書信，73頁)。但是後來針對我的具體情況，他又叫我停止寫劄記，不如以此時間多讀書，獲益更多。他在信中這樣寫道：
“如今你的缺點乃在於‘思而不學則殆’。讀書甚少，僅就管窺蠡測之知識，思來思去，則縱能洋洋大篇，議論批導，恐終於萬言不值杯水耳……。例如本次劄記中讀老子哲學，固見思力，但此種問題，我尚望之卻步，況吾弟之初學，豈能必其言之成理乎?此種見我妥存之腦中可也，筆之於書則不值得。故目下為弟之計，當保存現有之批評精神以多讀史書……。雜誌除《創造》外，若《學藝》、《東方雜誌》、《民鋒》、《改造》亦宜多看，以求得普通知識……。”(一九二三年六月十四日)
今天重溫他對我的這些懇切嚴明的教導，不但使我深受感動，而且覺得他這種務求實學、不尚空談的治學態度，對今天廣大的青年知識分子來說，也是有益的。
令人難忘的是暑假兩個月的家居生活，他給家裏帶來的那種自由、活潑、新鮮的氣氛。我們家庭雖說比較早地接受了新時代潮流的影響，在辛亥革命前夕就能閱讀到《東方雜誌》和《新民叢報》之類的書刊，但是讀四書五經的傳統習慣仍然存在。在經子史集四類書籍中，父親主張讀經，一多兄則主張多讀子史集，而他每年暑假回家，也正是利用這兩個月的時間來大量閱讀這些書籍的。他嫌一般的書桌不夠使用，於是便把裁縫做衣服用的案板拿來當書桌，上麵堆滿了各類書籍以及稿紙和稿本，重疊雜遝，每隔幾天，總得有人替他整理一番。“聞一多先生的書桌”，從他青年時代起，就不是很有秩序的。我上中學以前，是在父親的督促下念書的，因此一多兄暑假回家消夏，對我也是一大解放，在他的影響之下，我也讀起《史記》、《漢書》、《古文詞類纂》、《十八家詩鈔》這一類書籍來了。他在某一年暑假給他的朋友和信裏曾寫道：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破家亡，離鄉背井，他到了昆明，接著我也就去昆明了。我第一次看到的關於介紹中國革命情況的書籍，是斯諾寫的《西行漫記》，這本書是一多兄交給我的，而在看完以後，又遵照他的囑咐傳遞給另外一個朋友了。在新華書店還沒有在昆明設門市部以前，我看到的《新華日報》和《群眾》等書刊，多半都是從他那裏取來的。他的那些仗義執言，追求真理，愛憎分明，充滿戰鬥激情的文章和講演，如《可怕的冷靜》、《畫展》、《五四運動的曆史法則》、《一二·一運動始末記》、《人民的世紀》等等，曾經感動過許多人，也感動過我，對我的啟發和教育很大，盡管我當時常常感到自己的步伐是跟不上的。
他曾經不止一次對我這樣說過：“千百萬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自己也在饑餓線上掙紮；不是我們不想研究學問，現實逼得我們不得不走出書齋啊!”
大約是在一九四五年左右，我寫了一篇介紹戈吉野的文章，發表在昆明文藝周刊上。戈吉野是法國十九世紀唯美派詩人，讀一點或介紹一點唯美派的理論和作品，就其本身來說，原無可厚非；不過在國土日蹙、民不聊生那種局麵下談唯美派，則顯然是不合適的。我當時也意識到這一點。後來，我問他看到那篇文章沒有，他笑著說：“你現在還寫這類文章啦!”我回答說：“那是我在這方麵寫的最後的一篇文章。”但緊接著我又補充說：“藝術好比是座公園，城市裏總該有這麼一塊清靜的地方。”“不對。”他立刻回答說，“在非常時期，公園裏也要架大炮呢!”他一語道破文藝問題的實質，使我在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問題上，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從而促使我不久以後寫了《死去再生——向羅曼羅蘭學習》的短文。
一多兄一生對我的幫助和教誨是很多的，上麵所講的，隻不過是其中的點滴而已。
一多兄是詩人、學者和民主戰士。他生活在中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轉變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曆史時期；他所走的道路，也正是在這個重要曆史時期一個知識分子應該走的道路，他從以不問政治為清高轉到過問政治，從埋首鑽研古籍轉到毅然走出書齋，從“一個觀念論者”變成為投身火熱鬥爭的民主戰士。他有一顆熱愛祖國的赤誠的心，這顆心差不多貫串在他一生的每一件工作和每一項行動之中；他也走過一些彎路，例如參加過國家主義派，又和新月派混了一陣，但這也都和他為祖國尋求出路這一基本思想分不開的。在不到五十年的短短歲月裏，他一直在摸索，在尋找。這個“幾十年來打著燈籠都找不到的真理”，終於在實際生活中，在共產黨的影響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找到了，那就是人民的道路，革命的道路，而在一經找到之後，他便勇敢堅定地走下去，直到貢獻出自己的生命。他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黨；他虛心學習，勇於否定過去，勇於接受新鮮事物，無私無畏，臨危不懼，充分表現了中華民族的英雄氣概；他和我們無數的革命先烈以及曆史上的誌士仁人一樣，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他在新詩創作和古籍研究方麵的卓越成就，是 國文化遺產中的寶貴財富，而他那種嚴肅認真、絲毫不苟、精益求精的治學精神和創作態度，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一多兄年輕時，每於家人說他糊塗、不喜應酬時，便脫口而出回答道：“呂端大事不糊塗。”回顧他的一生，他是完全做到這一點了。今年是他逝世三十三周年，她是他的八十誕辰，謹賦詩二首，以表示我對他的崇敬和懷念：
一
書生豈昧興亡責?事於大處不糊塗。
痛斥豺狼拍案起，滇南高義震神州。
二
一人倒下萬人起，熱血從來不白流。
目睹河山新景色，阿兄應亦喜豐收。
聞先生做人處世，正是靠的這種務實的精神。為求真才實學，可以十年不下樓，為求國求民，可把生死置之度外。這樣一顆赤誠的心，還有什麼事情做不了呢?
〗做小事，懷天下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幅東林書院的對聯，千百年來，警示著每個國人，要心懷天下勇於奉獻。今天，清華人更好地繼承了這種精神，每一個進入清華園的人都明白，這是自己的責任。
清華人率先提出了“從小事做起，心懷天下”的口號。清華人認為真正聰明的生命哲學是：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業。既不過分計較名利得失，但也不應超脫得近乎麻木。要以一種積極的態度對待生活和事業，而遇到挫折和煩惱時又要樂觀、理智地戰勝和消除它。
老校長梅琦對清華同學致詞說：“我隻希望大家能有勇氣去做一個最平凡的人，不要追求轟轟烈烈……”
成功與不成功之間的距離，並不如大多數人想像的是一道巨大的鴻溝。成功與不成功隻差別在一些小小的事情上，每天花5分鍾閱讀、多打一個電話、多努力一點、在適當時機的一個表示、表演上多費一點心思、多做一些研究，或在實驗室中多試驗一次。
在實踐理想時，你必須與自己做比較，看看明天有沒有比今天更進步——即使隻有一點點。
隻要再多一點能力。
隻要再多敏捷一點。
隻要再多準備一點。
隻要再多注意一點。
隻要再多培養一點精力。
隻要再多一點創造力。
……
人生步至老境，生命逐漸走向平靜枯淡，但平靜並非無動於衷，恬淡也並非冷漠，所有的風雨滄桑並非為了陶冶出一種“麻木”。滄桑之後，應是悲天憫人的大慈大悲，以宇宙為家園，以萬物為兄弟。此時之人世，已剝去“找”字所設的屏障，人的潛力會得到超乎尋常的發揮，在別人的幸福裏疊印著自己的汗與淚，是一種無以名狀的快樂。所以古人說：“以宇宙為一身者，無不平之憾矣!”有的人雖具雄心壯誌，卻著眼於一己的得失，贏得起輸不起，一遭挫折，則鬱悶填胸，自然不得長壽；有的人隻眈於物質享受胸無大誌，人生無一種高飛的企盼，生命在無所事事中日漸蒼白直至虛無，自然也無法長壽。長壽的人是擁有偉大的人生的人，他的人生裏，兼有嚴謹與豁達之優點。生命時時都會有進展和創造，生命之樹自然常青常美。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遠離人生是一種超脫，切入人生則是大智大勇。大智大勇的人總是讓生命成為一個大於我的存在。
“如果說/我愛世界/我本是世界的燃料/那世界是我的燃燒。
懷著澄明清澈的心境去做一次熾烈的燃燒，這才是真正有價值的人世。”
擁有這種心境，並懷著這種心境做事縱然是一件小事，也是不平凡的，因為它飽含著對國家、民族的愛，對人生的至誠。
□科學研究就是生命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句話振聾發聵，我們誰也不敢忘記這句話，清華人更不敢忘記正因為在這方麵的落後，我們的國家在過去一直受困挨打。今天我們要用科學來實現我們的強國願望，清華當然是第一線上的排頭兵。
清華改大學是在“科學與玄學”論戰之後，科學優勢上揚。清華國學院一建立，主任吳宓就宣稱本院與其他大學不同處在於重視“科學方法”(參見吳宓在國學院開學日的講話)，四大導師梁、王、陳、趙及吳宓、李濟的研究成果證明此言不虛。梅貽琦到任後，辦校重自由更重“科學家的眼光和態度”，強調理性和紀律，主張一切以事實為出發點。這種科學精神不僅貫徹於理工科建設而且旁及人文學科。馮友蘭說清華文科的共同風格是追求“所以然”、“比較有科學精神”。解放後，清華校長明確提出繼承發揚嚴謹、科學的傳統，並且在廣度和深度上大大超越從前。蔣南翔在1958年“大躍進”以及“文革”中多次堅持實事求是原則，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對整個清華的幹部、教師隊伍有深刻影響，對發展清華的科學傳統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注重科學的精神，是清華人治學的原則。忠於科學，熱愛科學，才能求得科學的真諦，清華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忘記自己的責任，不敢忘記自己的追求。
在“文化大革命”那個是非顛倒的年代裏，清華教授錢偉長雖然提出“謹小慎微，防備有小辮子”，他還是被抓住了小辮子，並且戴上了一頂頂“大帽子”。他提出的保護科學家的意見被認為是很惡毒地企圖造成一種印象，我們國家的科學家受到威脅，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護。“老清華”一席談話，使錢偉長被扣上“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挑撥黨和高級知識分子的關係，反對社會主義的教育方針和製度，否定教學改革的成績，提倡資本主義製度，張羅聯盟在科學界的掮客”等大帽子，被劃為右派遭到嚴厲批判這些無中生有的事，使我們的科學家不得不離開科學的前沿陣地。錢偉長的一切社會職務被撤銷，雖然保留了一個教授頭銜，實際上他人事教育和科研的權利被剝奪了。他那雙曾經參與過多少飛機、火箭、衛星上天工作的雙手，將隻能揮動掃帚和托把；舉世聞名的科學家的生命要在日得一日地掃打衛生、清除而所的雜務中流逝。雖然他所寫的《應用數學》一書出版社決定不予出版，卻還要他賠“毀版費”，但錢偉長仍以“科學研究是科學家的真正生命，放棄了科研，科學家的生命就停止了”為信條，為報效國家與人民，以加倍的努力從事科研活動。他寫出了大量論文，其中《關於彈性力學廣義變分原理及其在板殼問題上的應用》一文，將彈性力學中有關變分原理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這是一項足以為國爭光的重要成果。遺憾的是，1964年，當錢偉長將這篇論文投寄《力學學報》時，卻因眾所周知的原因被退稿了。四年之後，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鷲津久一郎在他所著《彈性力學及塑性力學中的變分法》一節中，提出了與錢偉長相同的觀點，為國際所承認。本來就該歸於中國人錢偉長的榮譽，卻屬於鷲津久一郎了。
陳景潤為解決《哥德巴赫猜想》這一枯燥的數學論斷，在各方麵外在條件都遠遠不具備的條件下，就憑著手寫心算的最原始的操作工具，硬是解決了這一世界級的數學難題。當時的陳景潤確實已到了“食不知味”的投入地步，由於熱愛，由於濃烈的數學芳香引誘他忘記了一切外在的事物：捧著書撞在樹上；不吃飯也不知饑餓為何物；鬥室之中，演算草紙雜亂鋪陳，幾無下腳之地；與人交談，口呐呐而不知所雲，神情恍惚，已進入“病態”境界。但，實實在在那不是病，那是由於熱愛而過分投入的狀態。可見要知道在那種現實的條件下，陳景潤沒有那種由於愛而深深投入的狀態，恐怕現在數學界還不知有多常委會在攻堅不已呢!
熱愛事業，熱愛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樂此不疲，樂在其中，有些做領導工作的人被下屬戲稱為“工作狂”，那份對工作的熱愛之情就可見一斑了。但是也正因此多數人可以做出成就。因為“熱愛”作為一種無可替代的內在驅動力是比任何優越的外部條件和外在驅動力更為強大、更為可靠、更為積極的力量。
也正因為熱愛，他們才不怕艱難困苦，勇於探索，敢於拚搏，才能摘下科學王冠上的明珠。
□不求聞達於世的實幹精神
為人者，要有不為名利的恬淡心境；為學者，更要有不求聞達的瀟灑情趣。讀書而寄興於吟詠風雅，定不深心；著書而留意於名譽事功，必無實詣。學者要有踏實苦幹的精神，才能在學術上有所建樹。
30年代，朱自清把清華精神歸結為“實幹”二字。
畢業多年的清華學子談起對清華精神的感受時說：“從學校裏的生活、訓練到社會上的作風、操守，清結人所執的是民主、自由、進步、實幹、獨立的精神。”
清華精神沒有準確的定義，清華園裏也沒有開設這門課程，但每一個清華人，以及對清華有所了解的人，都能夠理解它，感覺它，卻又看不見摸不著，但凡是有清華人工作、生活的地方，尤其在清華園中，它又無處不有，無所不在。
梅貽琦投身於教育，可以說是至心至誠。他本性寧靜恬淡，對名利尤為淡漠，不為高官厚祿所誘。1948年，清華園解放前夕，梅貽琦被國民黨政府派飛機接至南京，正值孫科組閣，再三邀請梅貽入閣擔任教育部長，梅貽琦堅辭不就，並對新聞記者談話說：“不出來對南方朋友過意不去，來了就做官，對北方朋友不能交待。”
在一次歡迎會上，梅貽琦對清華同學致詞說：“克隻希望大家能有勇氣去做一個最平凡的人，不要追求轟轟烈烈……”實際上，這也是梅貽琦一生的追求，默默做事，埋頭奉獻。梅貽琦治下的校風何嚐不是如此。
我們的新生代領導人中有好多是清華畢業的畢業之初幾乎均未從政，而是去基層紮紮實實地從事技術工作，朱容基去東北，胡錦去西北，吳邦國去上海一家電子管廠任技術員，黃菊也在上海基層工作了好多年，傅錫壽則在馬鞍山鋼鐵設計院從事20年設計工作。這種現象正是五六十年代清華培養人才的特色，即注重實際工作能力，從真刀真槍地進行畢業設計到去基層鍛煉，心懷天下，又精於從小事做起，任勞任怨、勤勤懇懇，且善於協調各方麵的關係。這就使這些基層工作所積累的豐富經驗和才幹成為他們縱橫政界的優勢，於是在80年代後中共選拔知識分子幹部時紛紛崛起於政壇。
清華人從政的素質何在叱?胡錦濤認為至少以下4條因素是與清華的培養分不開的。即有堅定信念和強烈的追求，是一個腳踏實地、不圖虛名的人；不官氣十足、高高在上，是一個和群眾心心相連的人；發揚民主，在關鍵時刻能夠決斷的人；熱愛生活的人。
在清華，即使是熱愛社會活動的人也不敢不靜下心來踏踏實實的去學王瑤學長就是個例子。他家在山西，早年求學天津南開中學，即受平津先進思潮的影響；後在清華中文係是一個進步的學生，參加“一二·九”運動，騎著自行車奔跑遊行阿伍兩頭，很活躍，曾兩次被捕；主編《清華周刊》，喜愛魯迅，閱讀《海上述林》，學習先進的文藝論。這一切，對他到昆明後的學習研究，無疑是有極重要的作用的。他在經曆了一段生活波動之後，他已認清了自己的責任和前途，自沉地努力充實自己，在聯大學習很認真。上朱先生的課，朱先生手拿方紙卡片寫黑板，一塊一塊地寫；他跟著抄，一塊一塊地抄。我當時坐在後麵聽沒動手，對朱先生上課的嚴肅態度和王瑤學長的認真聽寫，都暗暗地覺得驚異和敬佩。特別覺得王瑤學長這樣老實地聽課抄筆記是出於我的意料之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