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泉》一書二十五年來連續再版，很多人詢問我對此有何感受。除了藏在心底的滿足感之外，還能有什麼特別的感受呢？關於這一點，維克多·雨果的一句話最能表達我對於自己作品的態度：“假如一個作家隻是為他自己的時代而寫作，那我就得折斷我的筆，放棄寫作了。”
有些作家並不是就他所在的那個時代而生活、思考和寫作，我本人也在此列。按照“小說”一詞本來的意義，創作小說的目的並不是讓它在一個月或一年之後便無人問津。現今大多數小說就是這樣，它們被寫出來出版，仿佛報紙雜誌一樣曇花一現，很快便消失了。這是當代文學最令人遺憾的方麵之一，同時也是對其主要審美哲學最清楚無疑的控訴：今天，那種追求真實的新聞自然主義已經在無法言喻的恐慌中走到了終點。
曆久彌新實際上是某種現今已然不複存在的文學流派的顯著特點，盡管這種特點從來也不是浪漫主義所獨有。但是，如果就本書來做浪漫主義小說方麵的專題論文，那就是張冠李戴了。所以，為了做到以後有據可查，也為了那些從來沒有機會發現這一點的莘莘學子的利益——讓我申明：浪漫主義隻是一種“概念性的”藝術流派。它所論述的不是日常的平凡瑣事，而是永恒的、根本的、普遍的問題和人類存在的“價值”。它並不是去忠實地記載或逼真地描繪；它是進行創作或者將思想情感加以形象化和具體化。用亞裏士多德的話來說，它所涉及的不是事物實際的狀態，而是事物可能的或者應該所具有的狀態。
同時，為了那些人的利益——那些把自己與時代的相關性看得至關重要的人，我要補充一點，就我們的時代來講，人類從來沒有哪個時代像現在這樣，迫切地急需按其“本來麵目”對事情進行一場統籌安排。
我並不是在暗示：小說創作伊始，我就知道《源泉》會連續出版二十五年之久。我並沒有想過任何具體時間期限。我隻知道，那是一部“應該”存活下來的作品。它存活了下來。
但是，早在二十五年前，我就知道《源泉》是可以存活下來的——而當時，它遭到十二家出版商的拒絕，其中有幾家聲稱，它太過於“理性化了”，“太具有爭議性了”，是賣不出去的，因為它根本不會有讀者——那便是它經曆過的艱難時期；艱難得讓我難以忍受。我在此特意說起這件事，作為一個備忘錄，提醒和我同類的其他作家們——他們可能必須麵對同樣的戰役——這是可以做到的。
要談論《源泉》或者其任何一部分曆史，就不能不提一個人，是他令此書的創作成為可能——他就是我的丈夫，弗蘭克·歐康納。
我在三十出頭時寫過一個劇本：《理想》。劇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位電影明星。她的台詞道出了我的心聲：“我想在有生之年看到，我創造出的幻象能夠變成真實而鮮活的榮耀。我想要它變得真實。我想知道，在某處的某個人，他也是這麼想的。否則，看著它有何用？為了一個不可信的幻影激動和辛勞又有什麼用？精神也是需要燃料的。精神可能因被耗盡而衰竭。”
弗蘭克是我精神的燃料。在我的有生之年，在創作《源泉》中的人生觀念時，他給我提供了一種現實環境，並幫助我在一段漫長的歲月裏保留著那種人生觀念：那段歲月裏，我們周圍隻有一片灰色的人情荒漠，帶給我們的隻是輕蔑和反感。我們關係的本質是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倆誰也不想去，也沒有受了誘惑，舍《源泉》的世界而取其次並因此滿足。我們永遠都不會。
如果說在我身上有一絲自然主義作家的風格，記錄“現實生活”對話以供小說使用，那也僅僅是關於弗蘭克的。例如，《源泉》中給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幾句話出現在第二部分的結尾。作為對托黑的提問“你為什麼不告訴我你是怎麼看我的？”的回答，洛克說：“可我沒有看你。”這句話就是弗蘭克在某種類似的情況下對不同類型的人所做出的回答。“你拋出大把的珍珠，卻連一塊豬排的回報都得不到。”關於我的職業立場，弗蘭克如是對我說。我把這句話用在多米尼克為洛克進行的辯護中。
當時，我並不經常沮喪；即便是沮喪，那種情緒也不會過夜。可是，在創作《源泉》的那段時期，有一個夜晚，當時，我對“事物實際的狀況”感到極度憤慨，我覺得再也沒有力量去朝著“事物應該所具有的狀態”的方向邁進一步了。那天晚上，弗蘭克與我進行了好幾個小時的長談。他說服了我，人為什麼不能把世界讓給他所鄙視的人。他的話說完了，我的沮喪感便也消失得無影無蹤了；我再也沒有感到那種來勢凶猛的沮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