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想得到，越來越受人尊敬的老作家巴金在這幾年忽然和香港這個城市有了這樣密切的關係。他本來是長時期在上海居住、工作的，除了抗日戰爭那幾年流離轉徙到中國的西南角。
以前，他隻是在好幾次出國途中，經過香港。也為香港美麗的夜色寫過讚美的文章。
近年忽然和香港的關係密切起來，也還是由於文字因緣，一個作家，總是用他的作品和人們打交道。
“史無前例”的十年過去，中國在徘徊了一陣之後才大步前進，撥亂反正，局麵不是一下子就馬上天朗氣清的，而且有些地方“左”手抓得緊，不肯爽爽快快地放開而開放。於是，有些作家的文章就先外後內，先在香港的報刊發表，再在內地的報刊刊出。巴金的《隨想錄》就是其中最著名的。這是他從一九七八年起陸陸續續寫出來的隨想式的散文，大約每周一篇，一年寫它三四十篇，一年出一本小書，他打算出五本書，作為晚年留下的一點“痕跡”。《隨想錄》、《探索集》、《真話集》、《病中集》，已經出了四本，再寫出一本，在這上麵他就可以完成心願了。《隨想錄》是總名。他當然還有更大的心願，完成長篇小說《一雙美麗的眼睛》和譯完俄國作家赫爾岑的大著《往事與隨想》。
雖然是小書、小文章，卻引起很不小的反響。由於講的是真話，“不是四平八穩，無病呻吟，不痛不癢，人雲亦雲，說了等於不說，寫了等於不寫的文章”。因此，很為人們所愛讀。其中《回憶蕭珊》一篇，情真意摯，是作者用血和淚寫成的，感動了許多讀者。文章雖然首先發表香港，很快就流傳到內地，後來又出了英文本，就更是流傳到世界各國了。巴金的小說讀者眾多，但也有些人過去沒有讀過他的小說，隻是從這些隨想文章認識到巴金的可尊敬：敢說真話，敢於解剖自己，更敢於解剖“文革”。當有人對“傷痕”還想諱忌的時候，他卻不理這些，照樣敢說、敢寫。這幾年，長期不倦（雖在病中，依然揮筆），以大量篇章“徹底否定文革”的作家，他可以算得上是國中第一人了。
他並不是沒有受到壓力的。讀者從《真話集》的《懷念魯迅先生》和《鷹的歌》這兩篇文章就可以看得到。前一篇文章是在上海的《收獲》和香港一家報紙同時發表的。港報登出的受到了斧鉞之災，凡是與“文化大革命”有關或者有“牽連”的句子都給刪去了，甚至魯迅先生講述的他是“一條牛”，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和血的話也給一筆勾銷了，因為“牛”，和“牛棚”有關。不是作者在《鷹的歌》中作出這樣的揭露，人們就不可能知道在“四人幫”時代早已過去之後，還會發生這樣的怪事。以至於作者忍不住又寫了這樣的話：“刪削當然不會使我沉默。”當不能奮飛天空時，也寧願像鷹那樣，從懸崖滾下海去。這說得何等沉痛而悲壯！
《懷念魯迅先生》受到這樣的“私刑”，是在一個時期忽然不許多寫“文革”的“禁令”正在推行，也及於香港一些角落之時。
而當著名演員趙丹去世前的絕筆文章，“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明裏暗裏受到一些人的斥責，大有遭受鞭屍的可能時，巴金在他的隨想文章中鮮明地表示同意這遺言，還用趙丹另一句話做文章的題目：《沒有什麼可怕的了》！這又是何等沉痛而悲壯！
巴金的越來越贏得人們的尊敬絕不是偶然的。
這也使得他在一九八四年得到了香港中文大學授予的榮譽學位，而在典禮上，那篇本來應該是例行公文的校方讚詞，卻寫得異常熱情充沛，完全打破了那種西方式學府的傳統，甚至使人們感到有些出奇。
在典禮之餘，他成了唯一的明星，雖然同時接受榮譽學位的還有另外幾位學者和知名之士。人們包圍的卻是他，連同時接受學位的一位英國學者也拿出自己收藏的巴金著作請他簽名。
典禮之外，他還參加了好幾次座談會，每一回都是一次熱潮。
有人說，與其說中文大學把榮譽送給巴金，不如說巴金把榮譽帶給了中文大學。
有人說，一時之間，香港出現“巴金熱”了。
他的《病中集》剛剛出版，一下子就被搶光。這是一本新書少有的市況。
他的活動經常成為報上顯著的新聞。他不活動時，記者們就去訪問他，為他寫了一篇又一篇特寫。幾十個記者簇擁著他拍了合照，比一般“要人”顯得更“要人”。副刊上的文章就更不用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