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初，蔡元培上任北京大學校長不久，即邀請馬敘倫返校任教。六月下旬，馬敘倫獲悉張勳複辟的陰謀，便離京南下度假。不料，盛夏之時的七月三十一日，他的恩師陳介石在瑞安故去。這個消息著實太突然了。馬敘倫從杭州匆匆趕往瑞安吊唁。
“憶我有誌，始從門下，行兮我範，文兮我治，行則不稱，文能河瀉。……三千之中，視我猶子，父事未能，亦吐肝肺。今也何如，浩浩江水。嗚呼哀哉！憶我從師，於茲廿祀，南北東西，無往不侍。中或相雛，日月焉耳。”展讀祭文，馬敘倫泣不成聲。
兩個月前，陳介石得知弟弟醉石病危，“兼程馳歸”老家探望。七月七日，醉石辭世。相距不過二十餘日，“以慟致疾”、傷心過度的陳介石竟追隨而去，享年五十九歲。陳介石離京，馬敘倫來不及送別。想不到，這卻是永訣，怎不令人痛心。
陳介石，名黼宸，一八五九年生，瑞安一代名儒，與宋恕、陳虯並稱“東甌三先生”。陳介石弱冠，“即意氣不可一世”，曾與宋恕、陳虯、許啟疇、金晦等人結求誌社，提倡經世之學。二十一歲開始，在家設潁川學塾。後又執掌樂清梅溪、平陽龍湖、永嘉三溪等書院，“四方從學者幾千人”。三十五歲時，考中舉人。陳介石與宋恕、陳虯等人言行常不同於孫詒讓、黃體芳等地方名流，頗多開先河之舉。如一八八五年，陳介石與陳虯等人創辦利濟學堂、利濟醫院。利濟學堂係全國最早的一所新式中醫學校。一八九七年，兩人又共同出版《利濟學堂報》，這是近代中國最早的學報之一。因此，孫寶琦在津創辦育才館，托其弟寶瑄請宋恕赴津任教。宋恕致函孫寶瑄轉薦陳介石：“品行極優，勝恕十倍。誌大識超，恕心中上五名人物。學宗陽明、梨洲，博古通今，不屑章句；文似黃河、長江，不飾門麵；素業授徒，帖括、市井二氣全無。”
一九〇〇年，四十二歲的陳介石受聘為杭州養正學堂史學教習，並一度擔任總教習，馬敘倫正是此時起與陳介石相處。“他老的古文也做得好，我們當初並不曉得”，馬敘倫後來在《我在六十歲以前》中回憶道。“我聽了他老對曆史的議論，很感興趣。……他老不但‘循循善誘’，還真懂得‘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的教法。我們經他老幾次的啟發，無不五體投地地歸依他老了”。
不過，陳介石在養正學堂隻兩年，便因一場學潮憤而辭職了，馬敘倫也遭開除。之後，陳介石到上海主持《新世界學報》，馬敘倫隨師為該學報撰稿。一九〇六年，兩廣總督岑春煊奏調陳介石到廣東辦理學務，陳介石即召喚馬敘倫來粵，先在兩廣師範學堂任教。次年春，陳介石接辦兩廣方言學堂，馬敘倫改任該學堂教員。一九〇九年，陳介石當選為浙江諮議局議長，又把馬敘倫召回到身邊，任浙江諮議局書記。一九一三年，陳介石當選為眾議院議員，並兼任北京大學文科史學教授。一九一四年，陳介石專任北京大學文科史學教授。不久，馬敘倫也到了北大任文科教授。袁世凱稱帝，馬敘倫毅然辭職以示反對。蔡元培到任，他再次回到北大，與陳介石共事。
從杭州到上海，再從廣東到杭州，乃至到北京，馬敘倫與陳介石形影不離。對於馬敘倫來說，陳介石是一位亦師亦父的長者，可敬可愛。而對陳介石來說，馬敘倫是他的得意門生，一路提攜。難怪胡適要把馬敘倫劃入北大的“溫州學派”。胡適晚年曾對他的秘書，也是溫州人的胡頌平說：“你不要以為北大全是新的，那時還有‘溫州學派’，你知道嗎？陳介石、林損都是。後來，還有馬敘倫。”關於北大“溫州學派”之說，目前隻有胡適提及，似無他旁證，也許隻是胡適的泛泛而談，這是需要注意的。但胡適的這個說法，起碼說明了當時北大中溫州人有一些影響力。
辦《新世界學報》和到廣東辦理學務中間這三年，馬敘倫沒有跟隨陳介石左右。如果說北大真有所謂的“溫州學派”，那麼這三年，可以說是陳介石為“溫州學派”埋下了伏筆。
一九〇三年，陳介石考中進士，官戶部主事。主考官孫家鼐、張百熙、榮慶一致奏派陳介石為京師大學堂師範科教習。京師大學堂即是北京大學的前身，創立於多難興邦的一八九八年，當時戊戌變法失敗，維新力量受挫，唯有京師大學堂獲幸免，未予廢除。八國聯軍入侵，京師大學堂遭破壞，一度停辦。一九〇二年，京師大學堂恢複，吏部尚書張百熙任管學大臣。“興學伊始，教育未易得人”，而“品學純粹”的陳介石為張百熙等人賞識，得以被延為大學堂師範科教習。
一九〇四年一月十六日，陳介石到大學堂報到，十九日開講。因為到遲了，大學堂已請了一福建人講經學，陳介石隻教史學。“每禮拜僅上堂三次，每次隻一點鍾。束減去二分之一，每月僅得洋百元。張治初（即張百熙）極好，而大權盡歸監督，而監督又全無主張，教科大可整頓，所用惟一二日本人而已。”在大學堂教書沒幾天，陳介石給弟弟醉石彙報所見所聞，還發了一頓牢騷：“京城官場氣習臭不可耐。孫仲璵常與兄言：‘京都有三無——無言可說，無事可做，無人可交。’信然！”次年三月，性格耿直的陳介石看不慣這種作風，與日本教習大爭了一場。他在致醉石的家書中說：“中國官場人均袒日人，我大怒，厲聲爭辯，幾至鬧到公使館。後以國事調和而止。我氣盛時乃有賁、育之勇。日人名服部宇之吉，權力甚大，全學堂事務均在他掌握，監督、提調但畫諾耳！自我與之爭，各學生見之無不壯氣，但同事必不喜，未免相形見絀耳！”
京師大學堂初仿日本學製，所以請了不少的日本教習。而且這所某種意義上的皇家大學一定程度沿襲了科舉那一套。因此，嚐試“新教育”必有阻力。就拿陳介石來說，他在京師大學堂所編教材《中國史講義》，曾因“提倡民權”而遭到焚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