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文明的衝突”與美國文明的認同危機
冷戰之後，當整個世界一時為“天下太平”鬆了一口氣時，美國哈佛大學的亨廷頓卻發出了一個“聳人聽聞”的不和諧的聲音。他在美國的《外交》季刊上發表了一篇“文明的衝突？”的文章，指出大規模的國際衝突迫在眉睫，而即將到來的衝突將會是發生在世界上幾大主要的文明區之間。不同的國家在失去意識形態的陣營之後將按照“文明”重新站隊，組合成不同的戰鬥集團。
他說：在後冷戰的世界中，人民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不是意識形態的、政治的或經濟的，而是文化的區別。人民和民族正在試圖回答人類可能麵對的最基本的問題：我們是誰？他們用人類曾經用來回答這個問題的傳統方式來回答它，即提到對於他們來說最有意義的事物。人們用祖先、宗教、語言、曆史、價值、習俗和體製來界定自己。他們認同於部落、種族集團、宗教社團、民族，以及在最廣泛的層麵上認同文明。人們不僅使用政治來促進他們的利益，而且還用它來界定自己的認同。我們隻有在了解我們不是誰、並常常隻有在了解我們反對誰時，才了解我們是誰。
在這個新的世界裏，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險的衝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其他以經濟來劃分的集團之間的衝突，而是屬於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衝突。部落戰爭和種族衝突將發生在文明之內。
亨廷頓認為：各大文明之間的戰爭將更加慘烈和無法調和。任何對和平抱幻想的人隻要看看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之間的“斷層帶”上的連天烽火就會相信了。在文章的結尾，亨廷頓提出他的策論：作為西方文明，美歐應當聯合起來，拆散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可能的聯合，對其各個擊破。此論一出，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包括許多美國人民感到很憤怒，紛紛提出批評，指出這是不懷好意的睜眼說瞎話。但是此後美國對中國的種種圍堵和對中東地區的步步逼迫，尤其是“9·11”事件的發生以及此後美國在中東的作為，似乎又“驗證”了亨廷頓的預言，從而不斷激起了人們對這種本來看似荒謬不堪的“文明衝突論”的重視與討論。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也是我寫作此書的一個背景問題意識。
但是我並不想直接介入討論他的觀點的正確與否。許多學者已經發表了許多看法了。我關心的是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比如，亨廷頓講“文明的衝突”，這首先預設了存在著不同的“文明”，而且我們知道它們到底是什麼。可是，什麼是“美國文明”？（或者，什麼是“英美文明”？亨廷頓似乎並不想把所有的西方的“文明”納入到一個範疇中）這並非一目了然，毋寧說還是個不清楚的問題。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不僅是理論的，而且是實踐的。因為亨廷頓自己也說，為了避免文明的衝突，最好的辦法就是增進不同的文明之間的相互了解：
我於1993年發表的文章在中國和其他地方被批評為可能提出了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即文明的衝突由於我預測其可能發生而增加了發生的可能性。然而，任何預測都不是自我實現的或非自我實現的。預測能否實現依賴於人們如何做出反應。
50年代和60年代，許多嚴肅的和信息靈通的人士認為蘇美之間的核戰爭實際上不可避免。但是這場核戰爭並未發生。因為人們意識到了它的可能性，並推動了武器控製和其他安排來確保它不發生。我所期望的是，我喚起人們對文明衝突的危險性的注意，將有助於促進整個世界上“文明的對話”。那麼，我們東方文明的人真的知道“美國文明”嗎？或者說，美國人自己知道什麼是“美國文明”嗎？進一步講，“文明的衝突”預設了各個文明區的人們認同自己的文明，以自己的文明為驕傲，甚至企圖推廣自己的文明，才有可能引發與其他文明的衝突。那麼，美國人認同自己的文明嗎？以自己的文明為驕傲嗎？至少亨廷頓本人並不如此自信。事實上，他對此十分不自信——他很焦慮！他最近出版的引發新一輪廣泛關注和爭議（這一次主要是在美國國內）的新書——《我們是誰？》——的中心就是“美國認同”（American Identity）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20世紀後期，由於來自拉丁美洲和亞洲的新移民浪潮，由於學術界和政界流行的文化多元主義，由於全球化等等，許多美國人（尤其是墨西哥移民）並不認同“美國文明”，而是認同自己的母國文化——各種非西方文明！長此以往，越來越多的人身在美國卻心在別國，美國勢必“國”將不國！美國似乎正在進入“今日吾喪我”的文明認同危機，堡壘難道要從內部被攻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