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明代文學名著導讀（續） 第一章 《西遊記》
作者吳承恩（約1500～約1582）明代小說家。字汝忠，號射陽山人。先世江蘇漣水人，後徙淮安山陽（今江蘇淮安）。出身於一個世代書香而敗落為小商人的家庭。曾祖吳銘曾任浙江餘姚縣學訓導，祖父吳貞曾任浙江仁和縣學教諭，官都不顯。其父吳銳，因家境窮困，僅在社學學習，後以經營綢布為生。雖身為商人，卻喜歡研讀群籍，六經諸子百家，莫不觀覽。他為人正派,富於正義感,讀史籍，至屈原、伍子胥、諸葛亮、檀道濟、嶽飛等人事跡，每每感慨流淚。又"好談時政，意有所不平，輒撫幾憤惋，意氣鬱鬱"（吳承恩《先府君墓誌銘》）。這樣的家庭和父教，對吳承恩有著明顯的影響。
生平及創作概況 吳承恩自幼敏慧，又好學習，博極群書，年輕時即受到督學使者的讚揚，以文名著於鄉裏。許多人造門請教，薦紳台閣諸公也常請他代為捉刀。他好奇聞，閱讀大量的野言稗史，受到民間文學的積極影響；又喜讀"善模寫物情"的唐人《傳奇》，從中吸取營養。這對他《西遊記》的創作有著重要意義。江蘇淮安吳承恩墓
吳承恩早年曾希望以科舉進身，然而屢試不中，以致"泥途困窮"，"迂疏漫浪"（吳承恩《祭卮山先生文》）。他在《齋居》詩中曾有"中歲誌丘壑，茅齋寄城郭"之句，說明他受挫以後的心情。中年以後才補為歲貢生。以後在同鄉名宦李春芳的"敦諭"下，入京候選，結果是"悠悠負夙心，作吏向風塵"（《春曉邑齋作》）。迫於家貧母老，他很不情願地當了長興縣丞。不久，因"恥折腰"遂拂袖而歸（天啟《淮安府誌》），後來又一度擔任過品級與縣丞相近而為閑職的荊府紀善。晚年歸居鄉裏，放浪詩酒，貧老以終。《西遊記》創作的時期不可確考，一般認為是晚年所作。
吳承恩平生與沈坤、朱日藩、李春芳為莫逆之交。三人都通過科舉考試而飛黃騰達。官至首輔的李春芳，曾在仕進上積極鼓勵和幫助吳承恩。吳承恩還曾與吳中名士、先輩書法家兼詩人的文徵明和王寵交往，詩酒唱和，他們疏狂自傲，不合時流的精神風貌彼此相通。在長興當官時,與後七子之一,當時正家居的徐中行有較密切的交往。晚年鄉居，與在淮做官的陳耀文、陳文燭和邵元哲等結為翰墨交。陳耀文編選的詞集《花草粹編》，與吳承恩所編的《花草新編》內容性質相近。陳文燭曾跟吳承恩一起商訂《花草新編》，並為之作序。
吳承恩一生詩、文、詞創作數量不少，但因無子嗣，去世後大部分亡佚。後由"親猶表孫，義近高弟"的丘度，從親友中遍索遺稿，但亦僅"存十一於千百"，編訂成《射陽先生存稿》4卷,包括詩1卷，散文3卷，卷四末附小詞38首。
吳承恩生活於明代複古主義風靡一時的時期，又與後七子中的徐中行相友善,但他的詩文都發自胸臆,"師心匠意，不傍人門戶籬落"（李維楨《吳射陽先生集選敘》）。其詩"緣情而綺麗，體物而瀏亮。其詞微而顯，其旨博而深"(陳文燭《〈吳射陽先生存稿〉序》)。長篇歌行，激越豪放，風格近於李白。詞則出入《花間》、《草堂》，"清雅流麗，有秦少遊之風"（天啟《淮安府誌》）。散文學歐、曾，與唐宋派古文家風格較接近。
吳承恩有仿唐人牛僧孺《玄怪錄》和段成式《酉陽雜俎》而創作的傳奇小說集《禹鼎誌》，體製不大，僅"十數事"。原書已佚,今僅存《自序》一篇(收入《射陽先生存稿》卷二)。
《花草新編》是吳承恩編選的一部詞集。合唐《花間集》及宋《草堂詩餘》二集為名，所選上自唐代開元，下迄元代至正。由作者生前手定並作序，辭世後由丘度刊刻行世。刊本已佚，今存殘抄本4冊約4卷，藏上海圖書館。
長篇小說《西遊記》 吳承恩在中國文學史上產生巨大影響的是他的長篇小說《西遊記》。《西遊記》100回，是吳承恩對傳統題材加以改造，注入他對現實生活的感受認識，再創作而成的一部具有現實意義的神話小說。
《西遊記》雖然采用了傳統題材，卻是時代的產物。吳承恩生活的弘治到萬曆時期，正是明代統治階級荒淫腐朽，社會矛盾日趨尖銳，政治上十分黑暗的時期；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也開始出現,市民階層壯大,市民思想意識開始活躍起來。吳承恩對當時政治的腐敗和世風的墮落十分憤慨,他曾經尖銳地揭露"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機械日繁，□詐之風日競"（《贈衛侯章君履任序》）的社會現象，發出"近世之風，餘不忍詳言之也"（《送郡伯古愚邵公擢山東憲副序》）的沉痛感歎。在《二郎搜山圖歌》中,他對殘害人民的"五鬼"、"四凶",表現了強烈的憤恨,對追捕妖魔的二郎神表示了熱情的讚美,呼喚斬邪除妖的英雄人物出現。吳承恩敏銳地感受到與封建專製製度相矛盾的新的時代氣息。這些就形成了吳承恩創作《西遊記》的思想基礎。他在《〈禹鼎誌〉序》中說："雖然吾書名為誌怪,蓋不專明鬼,時紀人間變異，亦微有鑒戒寓焉。"表明了他借神話故事以批判現實的自覺的創作思想。《西遊記》是他這一創作思想的成功的實踐。
《西遊記》故事的來源 《西遊記》的故事經曆了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吳承恩是在曆代民間傳說和無名作者創作的基礎上，經過整理、加工、改造，最後寫出這部絢麗多彩的神話小說的。
作為《西遊記》主體部分的唐僧取經故事，由曆史上的真人真事發展演化而來。唐太宗貞觀元年(627),青年和尚玄奘(602～664)隻身一人赴天竺（今印度）取經，跋山涉水，曆盡艱難險阻，至貞觀十九年(645),取回梵文佛經657部，並在長安設立譯場,進行翻譯。玄奘在取經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堅定的信念，頑強的意誌和克服困難的精神，令人敬仰；他所身曆目睹的種種奇遇和異域風光，對人們具有很大的魅力。他的行為和見聞本身就具有不同尋常的傳奇色彩。玄奘口述西行見聞，由弟子辯機寫成《大唐西域記》。他的弟子慧立、彥□又寫成《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述玄奘西行取經事跡。這是一部帶有文學色彩的大型傳記。作者為了宣傳佛教並頌揚師父的宏偉業績，不免作種種誇張，並插入一些帶神話色彩的故事。此後取經故事即在社會上廣泛流傳，不斷得到加工、潤色，愈傳愈奇，愈傳離真人真事的本來麵目愈遠。在《獨異誌》、《大唐新語》等唐人筆記中，取經故事已帶有濃厚的神異色彩。據歐陽修《於役誌》載，揚州壽寧寺藏經院有玄奘取經壁畫，可知取經故事在五代時已流布丹青。到宋代，取經故事成為"說話"藝術的重要題材。刊印於南宋時期的說經話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是取經故事發展的重要階段。此書篇幅不大（約16000多字），情節離奇而比較簡單,描寫也較粗糙。但值得重視的是它已初步具備了《西遊記》故事的輪廓，猴行者已取代唐僧而成為取經故事的主角。它吸取了更多的神話傳說，書中的猴行者化作白衣秀士，已是神通廣大、降服精怪的能手，是《西遊記》中孫悟空形象的雛型。書中的深沙神則是《西遊記》中沙僧的前身。但還沒有豬八戒。"說話"的形式有唱有說，近似唐五代時"講唱經文"的"俗講"，內容則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到元代(至遲到明初)，又出現了更加完整生動的《西遊記平話》。原書已佚。但明《永樂大典》第 13139卷"送"韻"夢"字條下引《夢斬涇河龍》故事，即采自《西遊記平話》，約1200字，內容與吳承恩《西遊記》第 9回前半部分基本相同。成書比《永樂大典》為早的朝鮮漢語教科書《樸通事諺解》中也概括地引述了《西遊記平話》中關於"車遲國鬥聖"故事的片斷，與吳著《西遊記》相關故事的內容大體一致。書中還有八條注文，介紹了《西遊記平話》的主要情節，與吳著《西遊記》已非常接近。書中已有孫悟空的出身和"大鬧天宮"的故事，且由"魏征斬龍"過渡，與取經故事連接，在情節結構上也與吳著《西遊記》相近。在人物方麵，深沙神已演變成沙和尚，出現了黑豬精朱八戒。《西遊記平話》的形式和風格，比較接近於宋元時期的講史平話，文字古拙，描寫亦欠精細。但無論從內容、情節、結構、人物方麵看，《西遊記平話》都很可能是吳承恩直接據以加工創作的底本，在《西遊記》的成書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