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性與小概率事件在曆史與製度的演化中往往至關重要。人生也是如此，充滿了偶然性。作家米蘭。昆德拉就曾說：在人的一生中，決定命運的往往是一些偶然的因素。偶然遇到的一個人或一個小概率事件就能改變他的人生演化軌跡。
2005年暑假，我到複旦大學參加教育部主辦、複旦大學新聞學院承辦的首屆中國傳播理論與方法研討班，我至今覺得正是這個學術研討班將我引入了新聞傳播學術研究的殿堂。在這個研討班上，我有機會聆聽了李金銓、潘忠黨、祝建華、趙月枝等海外學院派傳播學者及複旦大學黃旦、李良榮、陸曄等教授的精彩講演，經過近一個月的高強度的“洗腦”，我初步領會到了新聞傳播學學術研究的問題意識與方法意識，所以那個班對於我而言是一種入門的“學術洗禮”。有意思的是，這個班給我們授課的教師思想是多元的：既有“新左派”（如趙月枝），也有“新右派”（此指自由主義者，如潘忠黨），有在國外“左傾”中國“右傾”的“兩麵派”（如李金銓大師），還有不問左中右的純實證主義派（如祝建華）等。因此這個班的課上下來我的思想也開始“打架”：到底哪一種思想和理論能夠解釋中國的媒介及社會現實？到底哪一種研究方法更為適用？這些問題我一直帶到了以後的學習和研究當中。後來偶然看到秦暉教授關於社會科學理論本土化的高見：“主義可以拿來，問題必須土產”，我豁然開朗。社會科學的研究隻要從問題出發就有價值，從“有中國特色”的問題出發就更有價值。至於“主義”（理論），隻要是能用的，不問中外東西。這種學術研究路徑顯然和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脈相承。和“拿來主義”（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也有共同之處。
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在思考：當下中國的問題是什麼，中國媒介的問題又是什麼。在浙江大學讀了許多書，接觸了許多學者之後，我得出的結論是：“轉型問題”是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中國社會的轉型特征十分明顯，表現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也表現在人們的行為方式與認知觀念上（如追求短期行為和機會主義等）。在中國新聞媒介的發展演變中我們也能觀察到這種轉型特征。這一發現堅定了我研究媒介轉型的想法，我認為做這個事情“有意義”。因為“轉型”是中國社會特有的問題，“老外”縱有天大的能耐（理論和方法的精致）也沒有機會置身於這樣一個“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後社會主義”的曆史語境決定了這是中國學術研究領地中獨有的“金礦”。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轉型年代，既是不幸的（要分擔社會轉型的痛苦與高昂成本），同時又是很幸運的。這種“幸運”對新聞業來說有著數不盡的新聞資源，對新聞學術研究來說它送給我們許許多多獨特的研究課題。
發現了問題後，用一種什麼樣的理論來解釋這些轉型問題呢？這對我仍然是個問題。就如發現了“金礦”但卻不知道用什麼機器來開挖一樣，我得尋找工具。麵對形形色色、貼滿各種“主義牌”標簽的理論工具，我不知道哪一種才是最適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