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現代性消解後的“傳統”彌散在我們日常行為規範、國際政治話語以及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各個角落，成為一切“在場者”的背景、曆史、潛意識和“無”。換句話說，我們沒有辦法擺脫我們各自的已經“消解”的傳統（生物的、社會的與個人的），傳統是不可能被消解的，它隻可以轉化。
——汪丁丁
第一節媒介傳統在媒介製度變遷中的作用機製
一、“傳統”在製度變遷中的重要性
傳統可以被定義“過去發生的全部事件的總和對這一組織內人們的影響”。傳統是重要的，這是曆史製度主義的一個重要認識。曆史製度主義認為，從長時段的製度變遷來看，傳統都會以這樣或那樣、顯性或隱性的方式影響現階段的製度變遷。製度是演化的，任何製度變遷都無法徹底擺脫傳統的影響。
以西方的廣播電視體製為例。歐洲實行的是公營製度，美國則以私營為主。歐洲強調政府在媒介市場上出於社會目的可以對媒介進行幹預，政府通過積極的、不斷的製定和修訂政策來實現對媒介的規製，但是這樣一種強調“政府幹預”的媒介政策在美國就沒有演化出來。歐洲的媒介製度與美國的媒介製度之所以不一樣，很重要的一點是源於不同的社會傳統（及社會傳統影響下形成的媒介認知）。二戰以後，歐洲人普遍認為經營廣播是為了實現公共服務目標，並以此抵消資本主義報刊不公正的政治偏向性。因此，在歐洲大陸，二戰結束後不僅廣播在“實現民主”的口號下被實施管製，甚至連一向不受管製的印刷媒介也被合法地納入到政策範疇之內。麥奎爾指出：“歐洲政府普遍的更為濃鬱的社團主義傳統使其在媒體政策上比美國走得更遠。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廣播上，戰後三十年，除了英國這唯一重要的例外，大多數歐洲國家都對無線電和廣播實行了公共壟斷政策。關於廣播擴展和廣泛職責的決定皆屬政治性決定。”歐美不同的媒介（廣播電視）製度安排固然有其他的原因，但社會傳統及其影響下的社會認知顯然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影響因素。
傳統為製度變遷提供了合法性基礎，也為製度變遷規製了演化路徑，在現實製度變遷中很難擺脫傳統的影響。製度經濟學家汪丁丁認為：“我們沒有辦法擺脫我們各自的已經‘消解’的傳統（生物的、社會的、與個人的），傳統是不可能被消解的，它隻可以轉化。”“由於傳統演變的‘路徑依賴性’，‘鎖入’穩態均衡是特定傳統演變中的通例，而背離均衡的變革是特定傳統演變中的特例。”傳統也為製度變遷節約了大量的成本。因為傳統中積澱了大量前人的知識，利用傳統的路徑可以減少知識搜尋的成本，知識推廣的成本。而建立在傳統基礎之上的製度變遷必然會遭受更小的阻力，避免社會和觀念層麵上的巨大震蕩。維新變法中康有為“托古改製”是利用了傳統的意識形態資源，這種“轉化”有利於減少改革“摩擦成本”，而西方傳教士按照中國的習俗進行傳教和編寫刊物，從內容和形式上都進行了很多本土化的“創新”，這種“洋為中用”顯然也是為了和中國的傳統對接，以利於人們更容易接受其信仰與觀念。相反，割裂傳統的變遷必然帶來社會的巨大震蕩，激進變遷中建立的製度，由於割裂了和傳統的關係，其維持成本也就居高不下，如果新製度的效率和優越性沒有顯示出來，這種製度將難以為繼，補救的方法，還得從傳統中去尋找。
二、媒介傳統在媒介製度變遷中的作用機製
媒介傳統可以定義為“在中國媒介製度變遷曆史過程中積澱下來的全部媒介事件及其影響。”媒介傳統在媒介製度變遷中起著重要作用，它能夠通過提供製度示範和製度合法性等途徑節約媒介製度變遷中的交易成本。媒介傳統中積澱了大量的媒介製度形式，在中國媒介製度變遷的過程中，它既可以為媒介的宏觀管理製度提供示範，也可以為媒介組織提供采編和經營製度的示範。媒介傳統通常以一種“知識存量”的形態存在，它為後世的知識分子和媒介從業人員提供媒介記憶，媒介理念與媒介知識。媒介傳統還可以為媒介製度變遷提供合法性基礎，減少媒介製度變遷中的“阻力”與“震蕩”。
媒介傳統無時無刻不在影響我們的認知、偏好和選擇，影響我們的行為策略集，它通過“路徑依賴與鎖定機製”、“意識形態複製機製”、“合法化機製”、“擴大選擇集合機製”等發揮對媒介現實的影響作用。從製度主義的角度看，媒介傳統擴大了媒介製度變遷中的選擇集合，也為當下的媒介製度變遷提供合法性來源。由於媒介傳統具有較強的依賴性，它可以通過“複製機製（Reproduction Mechanisms）”克隆自身，在媒介製度變遷中形成一種正反饋機製，自我強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規製製度變遷的路徑。任何生搬硬套的製度移植都必須重視傳統，否則便會出現“水土不服”的狀況。而從傳統中尋找合理性的東西，從傳統中找到製度變遷的合法性，更有利於媒介製度的變遷與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