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清代詩人 第一章 孔尚任
(1648～1718)清初詩人、戲曲作家。字聘之，又字季重，號東塘、岸堂，又號雲亭山人。曲阜（今屬山東）人，為孔子64代孫。父親孔貞□，崇禎六年(1633)舉人,博學多才,崇尚氣節，終生不仕。
生平事略和文學創作孔尚任為孔子後代，繼承了儒家的思想傳統與學術，自幼即留意禮、樂、兵、農等學問，還考證過樂律，為以後的戲曲創作打下了音樂知識基礎。
20歲前後，孔尚任考取縣府學生員。後來參加歲考，沒有錄取。但孔尚任並沒有放棄做官的念頭，他典賣了家中田地,捐資納了一個"例監"（國子生）。31歲,他於縣北石門山，讀書著述，談古論今。在少年時代和讀書石門山時期，孔尚任已對南明興亡引起注意。這期間，他曾從親友處采取軼聞，又從諸家記載中擷取史實，準備寫一部反映南明興亡的傳奇。這就是《桃花扇》創作的醞釀時期。
康熙二十一年(1685)，孔尚任35歲時，應衍聖公孔毓圻之請出山，修《家譜》與《闕裏誌》，教習禮樂子弟，采訪工師，監造禮樂祭器，為康熙帝玄燁第一次南巡祭孔活動作準備。次年康熙親自到曲阜祭孔。這是清統一全國以後第一次最引人矚目的尊孔大禮。孔尚任被選為禦前講經人員,撰儒家典籍講義,在康熙麵前講《大學》，又引康熙觀賞孔林"聖跡"。因講經、導覽都能稱旨，康熙破格升他為國子監博士。意外的恩榮遽然激發了他對清統治者感恩戴德之情，他一麵對"不世之遭逢"受寵若驚，一麵準備"犬馬圖報，期諸沒齒"，充分反映了這個局限於個人升沉知遇的儒生對新統治者的依附態度。
康熙二十四年(1658)初，孔尚任進京，正式走上仕途。當他還來不及顯現其儒學經綸的才能時,七月初,即奉命隨工部侍郎孫在豐往淮揚，協助疏浚黃河海口。孔尚任本期望為朝官，意在於"清華要津"，現一旦與漁人為鄰，鷗鷺為伍，頗為失望。滯留淮揚四年，孔尚任時有遷客羈宦、浮沉苦海之感。他親見河政的險峻反複，官吏的揮霍腐敗，人民的痛苦悲號，發而為"呻吟疾痛之聲"，成詩630餘首,編為《湖海集》。這些作品擺脫了早期宮詞和應酬、頌聖之作的不良傾向，較深切地反映了他對當時社會現實的一些認識。
淮揚一帶是明清之際政治軍事鬥爭的重要地區。在這裏，孔尚任駐足於南明江北河防之地。在揚州登梅花嶺，拜史可法衣冠塚；在南京過明故宮，拜明孝陵，遊秦淮河，登燕子磯，他特地到棲霞山白雲庵，訪問了後來被寫進《桃花扇》的張瑤星道士。這表明，孔尚任正為《桃花扇》的創作積極進行著實地考察。這時，他還結交萃集在這些地方的明代遺民，其中有與明末政治鬥爭有密切關係，或與清政權持不合作態度的冒襄、黃雲、鄧漢儀、許承欽、龔賢、石濤，談古論今,過從密切,有時"所話朝皆換"，竟秘而不為"門外人道"。淮揚四年不僅是孔尚任對現實認識的深化時期，也是創作《桃花扇》最重要的思想和素材的準備時期。
康熙二十九年(1690),孔尚任回京,開始了10年京官生涯。前5年，他仍做國子監博士,三十四年(1695)秋升為戶部主事，奉命在寶泉局監鑄錢幣。三十九年(1700)三月,為戶部廣東司員外郎,同月即罷官。這時期，雖然結束了湖海生活,但始終遭到冷遇,更無法發揮他頗為自許的管晏濟時之才。10年中，他寫了《岸堂稿》、《長留集》（與劉廷璣合著）等詩文作品，時時感歎自己窮愁潦倒、碌碌無成。"彈指十年官尚冷，踏穿門巷是芒鞋"，正是他10年宦情的概括。這些苦悶，無疑沒有擺脫個人仕途升沉變遷之感，但有些詩卻也加深了思想深度，諸如否定君王"造命"，揭露官場傾軋，直指"盛世"為"濁世"之類，都表現出對康熙的所謂知遇之恩、險惡的宦海風波、現實的黑暗混濁等方麵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因而，當他以東魯狂生自命，"彈鋏燕市中，獨歌不逐吠"的時候，表現出了難以抑製的激憤。
孔尚任是一個具有儒家正統立場和思想傾向的士人。他需要依附於統治階級，他對康熙皇帝一度懷著強烈的感激之情，但因為不得誌，他對清廷的掌權派不滿，並逐漸對康熙的"知遇"之恩表示懷疑。他希望用世，施展才能，不羞談仕途經濟，但在濁流中仍保持著自己的情操，並且對曆史和現實有自己的見解。他時而謳歌新朝，時而懷念故國；時而攀附新貴，時而與遺民故老神交莫逆。清初複雜的民族矛盾、階級矛盾以及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形成了他複雜的變化著的思想立場。這就是孔尚任從事戲曲創作時的思想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