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宋元的中短篇小說
序
宋元是中國小說史上的重要時代。與前代相較，元代文學的最突出的成就在於虛構性文學的長足進展。雜劇和小說是其輝煌代表。自然，這局麵並不是在元代突然出現的。以小說來說，宋、元之間就存在密切的聯係。關於長篇小說，我們將在另一章中敘述，這裏先對其中短篇小說--包括白話和文言兩類--加以介紹。
第一章 宋、元說話及其話本的時代
考辨在宋代有一種稱為"說話"的民間技藝，由唐代的"說話"發展而來，並吸收了變文等的若幹特點；至元代仍然流行。其內容主要是述說故事。現在所知的宋、元通俗小說大致就是當時"說話"藝人--也即"說話人"--所用的底本，故又稱"話本"；但也可能已在底本的基礎上有所增刪，與其原貌不盡相同了。
"說話"在宋代有四家。據宋代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的"瓦舍眾伎"條記載：
"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樸刀杆棒及發跡變泰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合生，與起今隨今相似，各占一事。
據此，"說話"四家為：一、小說；二、說經，包括說參請；
三、講史；四、合生。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和《中國小說的曆史的變遷》即大致采用這種說法，孫楷第《宋朝說話人的家數問題》並對此作過較詳細的考證，可以參看。但因洪邁《夷堅誌》支乙卷六《合生詩詞》條有"江浙間路歧伶女有黠慧知文墨、能於席上指物題詠、應命輒成者，謂之合生。
其滑稽含玩諷者，謂之喬合生。蓋京都遺風也"的話，有些研究者就認為"合生"不屬於"說話"四家之一，並對上引《都城紀勝》的那一段話用別的方式來標點，於是對"說話"四家也就有了別的分法。但似還不如魯迅、孫楷第的分法來得穩妥。
隻是在"說話"四家中，合生的勢力最小，綜合《東京夢華錄》、《夢梁錄》、《西湖老人繁勝錄》、《都城紀勝》、《武林舊事》諸書的記載，合生藝人有姓名可考的隻吳八兒、雙秀才兩人，而小說、講史皆有數十人，說經也有近二十人，即可見一斑。大概從南宋後期起，合生已頗衰微，故《夢梁錄》卷二十有一條記"說話"的情況，標目為《小說講經史》而不說及合生。至於合生的特點，由於前人的記載語焉不詳，現在已難以弄清楚了。
"說話"的形式，大抵以詩詞起，以詩詞終，在敘述過程中也常雜以詩詞、駢文之類，故又有"詩話"、"詞話"之稱。
至於"小說"、"講史"、"說經"的區別，魯迅說："講史之體，在曆敘史實而雜以虛辭。小說之體，在說一故事而立知結局。"
（《中國小說史略·宋之話本》）"說經"雖"演說佛書"，後也發展為專講佛教史上的有關故事，向"小說"、"講史"靠攏，唯題材有所區別，其代表作為《大唐三藏取經詩話》。
無論是唐代的"說話"或變文，都屬於民間文學的範疇。
從這點說，作為其後繼者的宋、元"說話"也應為同樣的性質。且宋代"說話"主要在"瓦舍"演述，其聽眾以市井民眾為主，元代"說話"的主要聽眾同樣如此，故可視為市井文學。而另一方麵，宋、元"說話"又受六朝以來文言小說的影響很深。羅燁《醉翁談錄》的《小說開辟》說：
夫小說者，雖為末學，尤務多聞。非庸常淺識之流，有博覽該通之理。幼習《太平廣記》，長攻曆代史書。煙粉奇傳，素蘊胸次之間；風月須知，隻在唇吻之上。《夷堅誌》無有不覽，《琇瑩集》所載皆通。動哨、中哨，莫非《東山笑林〉；引倬、底倬，須還《綠窗新話》。
《太平廣記》固然收有許多六朝誌怪和唐人傳奇之文，《夷堅誌》、《綠窗新話》也分別為宋代誌怪、傳奇的名作。所以，宋、元白話小說的發展，實以六朝以來的文言小說作為不可或缺的養料。這在具體作品中也可以看到。例如，《陳巡檢梅嶺失妻記》（《清平山堂話本》）就顯然脫胎於唐傳奇《補江總白猿傳》。至於羅燁所說"長攻曆代史書"，則又點明了中國古代小說和史書的密切關係。
就現在所知的宋、元話本來說，哪些屬於宋，哪些屬於元，已經很難剖明。以前認為是宋代話本的，今天看來基本靠不住。因當時作為判斷依據的，一是舊籍的記載，一是實物，而其中都有很多問題。
舊籍中記載宋、元話本名目最多的，為羅燁《醉翁談錄》；錢曾《述古堂藏書目》及《也是園書目》也有"宋人詞話"的著錄。《醉翁談錄》在國內原已亡佚，後發現於日本，現藏日本天理圖書館；國內所出排印本即自日本藏本出。此書剛在日本發現時，曾被誤認為南宋本；書中所記及的大批話本名目，也就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宋話本了。但後來日本學術界已發現原先的判斷並不確切，是以連收藏此書的天理圖書館所編《中國古版通俗小說集》（《善本寫真集》二十七）介紹此書時也說："此書一般認為是南宋版，但書中可看到元代人的姓名，且可感到追慕亡宋的筆調，再勘以版式，或係宋末元初刊。"（1966年日本天理大學出版部發行，第1頁）但既有元人姓名，且已在"追慕亡宋"，則非刊於"宋末"可知。至早為元初刊本。說成"或係宋末元初刊"，恐多少有遷就舊說（所謂"南宋版"）之意。又，《醉翁談錄》的《小說開辟》有"說趙正激惱京師"語，而元鍾嗣成《錄鬼簿》卷上記陸顯之說："汴梁人，有《好兒趙正》話本。"則《醉翁談錄》之作，實當在陸顯之撰《好兒趙正》之後①。所以，我們隻能認為《醉翁談錄》所記的這些話本名目出於元代及其以前，但已無從分辨何者為宋、何者為元了。至於《述古堂藏書目》及《也是園書目》著錄的"宋人詞話"，也未必可靠。兩書均著錄的"宋人詞話"共十二種。僅為《述古堂藏書目》著錄的凡五種；這十七種在今天已多數亡佚。其中有五篇見於《清平山堂話本》，即《簡帖和尚》、《西湖三塔記》、《柳耆卿詩酒玩江樓記》、《風月瑞仙亭》及《合同文字記》，實都不早於元代。
再說實物。這方麵最重要的是《京本通俗小說》。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本子是一九二○年繆荃孫刊《煙畫東堂小品》本，共收七篇。繆荃孫在《跋》中說，其底本為影元人寫本。
書中的《馮玉梅團圓》篇說到"我宋建炎年間"，《錯斬崔寧》篇說"我朝元豐年間"，《菩薩蠻》篇說"大宋紹興年間"，《拗相公》篇說"我宋元氣都為熙寧變法所壞"；因而五十年代及其以前的研究者認為這四篇都是宋人話本，連帶認為其他三篇也出於宋代。但到一九六五年，馬幼垣、馬泰來氏發表了《〈京本通俗小說〉各篇的年代及其真偽問題》（載台灣《清華學報》新5卷1期），指出《京本通俗小說》乃是根據馮夢龍編的《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而編集的，其《馮玉梅團圓》一篇，即《警世通言》卷十二的《範鰍兒雙鏡重圓》，作品中並含有明人瞿佑所作的"簾卷水西樓"一詞，該篇明是明朝的作品，所以繆荃孫說《京本通俗小說》是影元人寫本實是無稽之談。何況在繆氏之前，從不見有此書的著錄（繆氏說其底本中有原收藏者錢遵王圖章，但錢氏所著的《也是園書目》、《述古堂藏書目》也未著錄此書）；在繆氏刊印之後，其底本的去向也"未有所聞，全無紀錄"。至於書中所出現的上述"我朝"、"我宋"、"大宋"等字樣，均為《警世通言》及《醒世恒言》所無，是《京本通俗小說》的編集者為了顯示這些作品確為宋人話本而增改的。
所以，他們認為這是一部根據《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而製造的偽書，而作偽者很可能是繆荃孫。在他們發表此文以前，本已有學者對《京本通俗小說》的底本情況發生懷疑，如鄭振鐸及日本的長澤規矩也、吉川幸次郎等；但都不如此文的明確、有力。在它發表之後，不少有影響的學者給予高度肯定，如美國的韓南（patrickHanan）、法國的萊維（AndréLévy）等；我國學者蘇興當時沒有看到他們的論文，但通過自己的研究也得出了《京本通俗小說》是偽書的結論（見蘇興《〈京本通俗小說〉辨疑》，載《文物》1978年3期）。所以，《京本通俗小說》並不能作為判斷宋話本依據的實物。
此外還有《五代史平話》、《梁公九諫》、《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也曾被不少學者認為宋話本。但除《梁公九諫》時代不明（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其為宋話本）外，其餘兩種都為元話本。再如馮夢龍編《警世通言》所收《崔待詔生死冤家》、《一窟鬼癩道人除怪》和《醒世恒言》所收《十五貫戲言成巧禍》，題下分別注："宋人小說題作《碾玉觀音》"、"宋人小說，舊名《西山一窟鬼》"、"宋本作《錯斬崔寧》"。因而通常也被認為是宋話本。但《崔待詔生死冤家》和《一窟鬼癩道人除怪》含有明代人的用語和生活特征，估計已經過馮夢龍的較大加工，並非原貌了，其底本到底是宋話本抑元話本已難以判斷；《十五貫戲言成巧禍》則為元話本，是否經過馮夢龍加工也無從斷定。
第二章 宋、元話本的特色
宋刊話本今已無從見到。目前所見元刊話本，以講史居多。除上舉《五代史平話》外，尚有《新刊全相平話武王伐紂書》三卷、《新刊全相平話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三卷、《新刊全相秦並六國平話》三卷、《新刊全相平話前漢書續集》三卷、《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三國誌》三卷（以上又合稱《全相平話五種》）。皆為建安（今福建建陽）虞氏所刊。其《三國誌平話》既刊於元代至治（1321-1323）年間，另四種的刊行時代當與之相同或相近。此五種國內均有影印本及排印本；原書則藏於日本內閣文庫。《三國誌平話》除虞氏所刊者外，尚有一部元刊本《三分事略》，與虞氏所刊同書異名，現藏日本天理圖書館。又有《宣和遺事》二卷（另本題作《大宋宣和遺事》，四卷），係抄撮舊籍而成，其中有幾個部分屬於講史性質。清代藏書家黃丕烈以為此書係宋刊本（見《士禮居叢書》本《宣和遺事·跋》），現代學者一般定為元刊。
說經話本今存《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殘本及《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實為同書異名，原書也藏於日本，國內有影印本及排印本。學術界對此書的時代有宋刊及元刊兩種意見，當以元刊為是。--著名學者王國維氏原定此書為宋刊（見《觀堂別集》卷三《〈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跋》），後也改定為元刊（見其《兩浙古刊本考》）了。
至於小說話本，元刊的隻剩《紅白蜘蛛》的一頁。明刊本《六十家小說》（通常稱《清平山堂話本》）現存也為殘本，其中《簡帖和尚》、《西湖三塔記》、《風月瑞仙亭》等話本均不可能早於元代。馮夢龍編《警世通言》中除上節提及的《崔待詔生死冤家》、《一窟鬼癩道人除怪》原為宋或元代話本外，尚有《萬秀娘仇報山亭兒》及《古今小說）中的《宋四公大鬧禁魂張》、上節提及的《十五貫戲言成巧禍》原均為元話本。它們在收入"三言"時有可能由馮夢龍作過較大加工，不過故事的主要情節當不致改變。
上述話本雖多數是元刊本或在元代編定的，但"說話"原在口頭流傳，在演述過程中又不斷經過"說話人"的加工提高，所以，不少元代刊印或編定的話本實是從宋朝就開始流傳的"說話"。例如《東京夢華錄》卷五記載北宋的瓦舍伎藝，就提到"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兩者當都是"說話"，可見《三分事略》（《三國誌平話》）和《五代史平話》之成為現在這種樣子，實經過了宋、元兩朝"說話人"的長期勞動。再如洪邁《夷堅誌》支丁卷三《班固入夢》條記乾道六年冬呂德卿等四人在茶肆中"見幅紙用緋帖尾雲：今晚講說《漢書》"。是宋代的"說話人"已在演述《漢書》，《新刊全相平話前漢書續集》當也是由宋代的"說話"發展而來。
這些話本雖然大部分比較簡略，但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卻很重要。就總體來說，它們具有以下特色。
第一，注重趣味性和虛構。
"說話"是"說話人"賴以養家活口的職業，所以必須盡一切可能來吸引聽眾。而聽眾聽"說話"是為了娛樂，要講得有趣味才拉得住他們。因此，趣味性就成了"說話"的第一原則。
"說話"主要是敘述故事，而事實不一定有趣味，更不可能有充分的趣味性。"講史"所說，有許多都出於虛構，其故即在於此。所以，"說話"的追求趣味性是以虛構為基礎的。
它首先在情節的設計上用力，以引起新鮮感和驚奇感。如《一窟鬼癩道人除怪》，寫書生吳洪夜間與友人自郊外返歸，在一處墳地裏遇到了鬼，兩人拚命奔逃，不料所到之處都有其他的鬼，而且連吳洪新娶的妻子及其陪嫁等原來也都是鬼而非生人，在當夜一起出現，兩人心膽俱裂。其情節的緊張，超過以前任何小說。這也就意味著"說話"所具有的趣味性較以前的任何小說都強。其次是在敘述時注重詼諧，以使人感到可笑。如《簡帖和尚》寫皇甫殿直懷疑妻子在自己離家期間與人私通，吊打使女迎兒以逼問口供。迎兒痛得受不住了，隻好說他妻子在那期間是"夜夜和個人睡"。皇甫殿直以為她已招認，把她解下來細問，她卻說那和他妻子睡的人就是她--迎兒。又如《五代史平話》敘黃巢等經過一座高嶺，"怎見得高？幾年顛下一樵夫，至今未顛到地"（《五代梁史平話》）。這兩個例子中，前者具有幽默感，後者則是通常所說的滑稽；而其目的，顯然都為了使聽眾覺得有趣。這些當然也都出於虛構。
唐代的傳奇雖已注意於故事的奇，但在總體上必須顯示出作者的"史才、詩筆、議論"（見趙彥衛《雲麓漫鈔》）。著眼之處既多，對趣味性的追求自不如"說話"的集中而強烈。
而且，唐傳奇所顯示的趣味，是士大夫的趣味。如牛僧孺《玄怪錄》中的《元無有》寫元無有夜行遇怪，與吳洪的夜行遇鬼似為同類題材。但無有所遇的精怪作詩自言生平，相互讚賞，士大夫氣十足；而吳洪所遇之鬼，或為皂隸，或受拷掠，或開小酒肆，與《元無有》中的精怪實有雅鄭之別。若就故事情節的緊張，動人來說，則《元無有》不如《一窟鬼癩道人除怪》遠甚。至於科諢式的穿插，更為唐傳奇所無。
總之，宋、元"說話"強調市井的趣味，其注意力集中於編織故事，且雜以科諢，這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成為中國通俗小說的一般形態。由編織故事進到刻畫人物，再進而突現個性，是宋元以來中國通俗小說的發展曆程。同時，由於重視科諢的傳統，連思想陳腐的《兒女英雄傳》也正如胡適所說有其詼諧、風趣的一麵；至於《水滸傳》等作品中把人物的描寫和詼諧的追求有機結合起來，則是這種傳統的進一步發展。
第二，思想感情與市井民眾相通。
由於要使聽眾--市井民眾感到興趣，"說話人"不但不能采取說教的態度，並且不能使話本中人物的言行、感情"高雅"得讓市井民眾無法理解和接受，而必須使聽眾對話本裏的人物產生深刻共鳴，感同身受地關注其命運，從而興味盎然地傾聽"說話人"的演述。因此，話本中人物（除了大奸大惡者以外）的言行、感情也正是市井民眾在類似情況下所可能產生或向往的言行、感情。
以《簡帖和尚》來說，皇甫殿直受了奸人欺騙，以為妻子有外遇，把她休了。但不久又懷念起她來。"當年是正月初一日。皇甫殿直自從休了渾家，在家中無好況。......自思量道：'每年正月初一日，夫妻兩人雙雙地上本州大相國寺裏燒香。我今年卻獨自一個，不知我渾家那裏去？'簌地兩行淚下，悶悶不已。"及至出去燒香，見了已經別嫁的舊日妻子，"兩個四目相視，隻是不敢言語"。最後發現了奸人的陰謀，皇甫殿直又和妻子重圓。這正是市井民眾常有的思想感情。在開始覺得妻子有外遇時，或者激於道德上的義憤，或者感到自尊心受了損害，不仔細考慮就采取了行動；日子稍久，舊日的感情又把道德的義憤和自尊心都壓了下去；最後則覆水重收，盡管那時妻子倒已真的嫁過了人。這樣的思想感情和行為，在士大夫看來是鄙俗的，在英雄人物看來則近於窩囊：這個女人既已嫁過了人，豈能再要？而對於市井民眾這卻是自然的。他們比較注重實際，既不如士大夫那樣看重道德，也不像英雄那樣強調自尊，而溫馨的夫婦生活較之道德和自尊當然要實際得多。再如皇甫殿直的妻子，在被休以後實在走投無路，曾想自殺，而當一個她不認識的、自稱是她姑姑的老婦人表示願意收留她時，她就跟著去了，那個老婦人要她改嫁，她便嫁了過去；《崔待詔生死冤家》裏的秀秀養娘，雖然其主人曾表示過要把她配給崔寧，但她卻不願等待，要與崔寧立即做夫妻，崔寧便帶著她逃走外鄉。所有這一切，全都是市井民眾在類似的情況下所可能出現的行為。
不過，話本裏的有些事情是當時市井民眾一般不敢做的，卻也被敘述得津津有味。如《宋四公大鬧禁魂張》所寫趙正、侯興等人在開封的偷盜、揮霍，《宣和遺事》所寫孫立等為救援楊誌而殺防送軍人、晁蓋等劫取蔡京生日禮物、宋江私放晁蓋及殺閻婆惜、以及他們的"統率強人，略州劫縣、放火殺人"，這些都不是一般市井民眾所敢於采取的行動，但話本卻並不加以譴責；《宣和遺事》敘宋江的部分，還安排了九天玄女娘娘賜宋江天書的情節，以表明他們的這些行為是上合天意的。這是因為：聽"說話"的市井民眾以工商為主體，也有部分士兵與下級軍官。工商與封建社會的政府之間本有某些矛盾，士兵乃至下級軍官與當權階層之間也並非都很協調，宋、元在政治措施上又各有其缺陷，所以市井民眾對某種程度上的反政府行為或某些被統治意識判定為不道德的行為懷有同情，對這種行為中所蘊含的機智、勇敢等等加以讚賞，都是不難理解的。也可以說，這些是市井民眾所向往的思想感情和言行。
宋元以來中國通俗小說裏的進步意識，大部分是這種思想感情的繼續和發展。
第三，描寫趨於細膩。
現在所見元代刊印或編定的話本，有的敘事粗疏，隻能勉強達意甚或詞不達意；有的則能顯示出大致的輪廓，偶爾也注意到細部；有的描寫相當細膩，但可能已經過明代人的加工。現分述如下。
屬於第一種類型的，如《紅白蜘蛛》、《三國誌平話》、《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等。《紅白蜘蛛》剩下的這一頁，是寫鄭信與其妻子紅蜘蛛分別的：
臨行，婦女再三囑付道："你去爭名奪利，千裏送君，終有一別。"便分付兩個孩兒與鄭信道："看妾今日之麵，切勿嗔罵。"這鄭信去背脊上背了一張弓，兩隻手抱了一兒一女，婦女送著離了宮殿。迤邐地去到跑口，不忍相別，便道："丈夫保重將息。"鄭信道："我妻寬心，省可煩惱。"言罷，雨淚如傾，大慟而別。婦女自去。鄭信將著孩兒，一路地哭。回頭看時，杳無蹤跡。
這實際是兩人的永別，而表現其悲痛感情的，隻有"不忍相別"、"雨淚如傾，大慟而別"、"一路地哭"這樣一般性的描寫。對話尤為稚拙，"保重將息"、"寬心，省可煩惱"之類的話語，遠不足以表達夫婦在這種場合下的深情叮嚀。至於"你去爭名奪利，千裏送君，終有一別"那樣的活，是根本用不到"再三囑付"的。
屬於第二種類型的，有《五代史平話》、《宣和遺事》、《簡帖和尚》、《風月瑞仙亭》等。這些作品，敘事均條理分明，有些過程交代得比較清楚，從中還可看到少量的心理描寫或景色描寫；對話雖還說不上生動，卻也已無稚拙之跡。如《五代梁史平話》卷上寫黃巢下第，就頗能以秋天的景色來烘托他的心緒：
黃巢因下第了，點檢行囊，沒十日都使盡，又不會做經紀，所謂"床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那時分又是秋來天氣，......則見一陣價起的是秋風，一陣價下的是秋雨，望家鄉又在數千裏之外，身下沒些個盤纏。......
再如《風月瑞仙亭》寫卓文君與司馬相如私奔後，她父親卓王孫先是怒惱女兒無恥，及至聽說司馬相如得到了朝廷征召，態度就立即不同。"（卓王孫）自言：'我女兒有先見之明，為見此人才貌雙全，必然顯達，所以成了親事。老夫想起來，男婚女嫁，人之大倫。我女婿不得官，我先帶侍女春兒同往成都去望，乃是父子之情，無人笑我。若是他得了官時去看他，交人道我趨時捧勢。'"表現其心理活動，頗為周至。明明是"趨時捧勢"，卻又自我辯解，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較之第一種類型的作品，顯然高明得多。
第三種類型的作品敘事明晰，描寫相當細膩，對話也較生動。最具代表性的，是《十五貫戲言成巧禍》、《一窟鬼癩道人除怪》、《崔待詔生死冤家》。但後兩篇都經過明代人的加工。魯迅很讚賞《一窟鬼癩道人除怪》的"描寫委曲瑣細"，認為"雖明清演義亦無以過之"（《中國小說史略》）；而此等描寫可能就是明代人加工的結果。現引《十五貫戲言成巧禍》中的一段為例。因為該篇雖也有可能經過馮夢龍加工，但尚無明顯的痕跡。
......直到天明，丈人卻來與女婿攀話，說道："姐夫，你須不是這等算計。坐吃山空，立吃地陷。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你須計較一個常便！我女兒嫁了你，一生也指望豐衣足食，不成隻是這等就罷了！"劉官人歎了一口氣，道是："泰山在上，道不得個'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如今的時勢，再有誰似泰山這般看顧我的？隻索坐困。若去求人，便是勞而無功。"丈人便道："這也難怪你說。老漢卻是看你們不過。今日齎助你些少本錢，胡亂去開個柴米店，撰得些利錢來過日子，卻不好麼？"
劉官人道："感蒙泰山恩顧，可知是好！"
此段寫一個殷實的嶽父主動資助其已經敗落的女婿。在嶽父的話語中充滿了關心、體貼，有埋怨，也有諒解。以素樸的語言表現了複雜的感情。女婿的第一次回答，配以歎息，也很能使人體味出他已嚐盡了世態炎涼的辛酸。
以上三種類型的作品，其時代先後已不可考，未必就是藝術成就最低的時代最早，但元代話本在總體上經曆了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則可斷言。
宋，元話本的上述三個特點，對後來通俗小說的發展具有指示方向的作用。《水滸》、《西遊記》、《金瓶梅詞話》等都是沿著這個方向而演進的。
第三章 宋、元的文言小說
中國的文言小說發展到唐傳奇而形成高峰，宋代則相對衰落。究其原因，正如魯迅所說，是由於"士習拘謹"（《中國小說史略》）。與唐代的文言小說相比，宋代作品的想象力較弱，文字也嫌平實，議論益趨嚴冷。但也有值得重視之處，是文言小說受到了市井民眾的影響，從而一方麵出現了唐傳奇所不具的若幹思想成分，另一方麵在形式上吸收了"說話"的一些特點，文字較唐傳奇通俗，描寫也較具體細致。正是沿著這樣的方向發展，才在元代出現了文言小說的傑構《嬌紅記》。
一、宋初的文言小說
宋初的誌怪，有徐鉉的《稽神錄》、其婿吳淑（947-1002）的《江淮異人錄》等，傳奇則有樂史（930-1007）的《綠珠傳》、《楊太真外傳》等。鉉生平見前宋詩部分。淑字正儀，潤州丹陽（屬今江蘇）人，和徐鉉一樣，原仕於南唐，後隨李煜歸宋，仕至職方員外郎。史字子正，撫州宜黃（今屬江西）人。由南唐入宋，舉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先後任著作佐郎、三館編修、著作郎、直史館，轉太常博士，又嚐先後知陵、舒、黃、商諸州。學問淵博，著《太平寰宇記）二百卷，為地理方麵的名著。
《稽神錄》所記，大抵簡率，事亦平淡。吳淑之作稍詳，但想象力也顯得貧乏。如其記洪州錄事參軍成幼文遇異人事，先敘一惡少年欺淩一個賣鞋的小孩，害得他把所賣鞋子墮入泥中，一書生要周濟此小孩，又遭惡少年辱罵，書生"甚有慍色"。接著就寫成幼文把這書生請到自己住處談話，並留他住宿；晚上一起閑談時，成幼文到內室去了一下，出來就不見了書生，但大門卻都好好關著；過一會書生又出現了，說他已殺了那個惡少年，並把頭顱擲在地上；他在頭上敷了些藥，"捽其發摩之"，頭便變成了水。其實，唐代鉶《傳奇》寫聶隱娘事，就已說她能"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主入舍，以藥化之為水"。在進入人家時，"度其門隙，無有障礙"。所以，吳淑並沒有給這位俠士創造新的技能，隻不過給他設計了一個殺人的理由；而這理由實在也很一般。
樂史的傳奇具有明確的倫理目的。他的《綠珠傳》篇幅不大，議論卻相當長："其後詩人題歌舞妓者，皆以綠珠為名。
......其故何者？蓋一婢子，不知書，而能感主恩，憤不顧身，誌烈懍懍，誠足使後人仰慕歌詠也。至有享厚祿，盜高位，亡仁義之性，懷反複之情，暮四朝三，唯利是務，節操反不若一婦人，豈不愧哉？今為此傳，非徒述美麗，窒禍源，且欲懲戒辜恩背義之類也。"若以此與唐沈既濟《任氏傳》篇末的議論相較，就可以看出他具有遠為強烈的道德上的義憤；因為《任氏傳》雖也感慨於有些人的道德品質還不如狐，卻沒有這樣地聲色俱厲。所以魯迅說宋傳奇"篇末垂誡，亦如唐人，而增其嚴冷，則宋人積習如是也，於《綠珠傳》最明白"（《中國小說史略》）。
大概由於倫理上的目的太突出，對於傳奇的其他要求就比較放鬆。所以，一方麵不重視描寫人物及其內心世界，如於綠珠之死，就隻說："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於是墮樓而死。"即使當時形勢確是緊張到每人隻能說一句話，但寫寫各人的神態、特別是石崇在綠珠死後的反應，總是可以的吧。另一方麵也不注重創造性，魯迅說樂史的"綠珠、太真二傳，本薈萃稗史成文，......又參以輿地誌語"（同上），是很確切的。如《楊太真外傳》即大段大段地采錄《長恨歌傳》。在寫史傳時，這方法本來常被運用；但用於寫傳奇，未免是以"薈萃"的功夫代替了創作。
所以，北宋初期的誌怪和傳奇，較之前代不免有相形見絀之感。
二、北宋中後期的文言小說
自此之後，北宋的誌怪有張君房《乘異記》、張師正《括異誌》、聶田《祖異誌》、秦再思《洛中紀異》、畢仲詢《幕府燕閑錄》等，大抵仍循著徐鉉、吳淑的路子。傳奇則情況較為複雜，約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深受"士習拘謹"的傳統的束縛。第二種類型，雖仍受"士習拘謹"的影響，但已出現了若幹與宋、元"說話"相通的因素。第三種類型則具有較明顯的市井民眾的思想特色。
屬於第一種類型的，有秦醇、錢易、張實諸人的傳奇。
秦醇，字子複，譙郡亳州（今安徽亳縣一帶）人。生平不詳。現存的四篇傳奇均收入劉斧《青瑣高議》。劉斧生活於宋仁宗、神宗、哲宗三朝，秦醇當為北宋前期或中期人。所作傳奇以《趙飛燕別傳》及《譚意歌傳》較受注意。前者寫飛燕、合德姐妹俱得漢成帝寵幸，姐為皇後，妹為昭儀，既而飛燕失寵，昭儀縱恣，殺害成帝其他妃嬪所生之子。成帝死，昭儀也被迫自縊；並以殺成帝子嗣，"罰為巨黿，居北海之陰水穴間，受千歲冰寒之苦"。但核以情理、殺子之事非昭儀所能擅為，就史實來看，也確是成帝與昭儀共同幹的（見《漢書·外戚傳》）；即使成帝對昭儀因愛生畏，殺子出於被動，但若不經成帝同意，此事就不可能出現。今則諉過昭儀一人，讓她獨受巨罰。從中既可看到"為尊者諱"的道德觀，也反映了女人禍水論的傳統思想；死後巨罰的設計，尤可見其嚴冷。唯篇中有"蘭湯灩灩，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語，甚為明代文人胡應麟等所讚賞（見《少室山房筆叢》）。《譚意歌傳》寫譚意歌流落長沙為，與張正字相愛，婚約甚堅，其後張迫於母命及輿論，竟另娶妻。而兩人分別時意歌已懷孕。意歌雖知被棄，仍養子守節，不另嫁人。三年後，張所娶妻已死，遂與意歌重圓。其子長大後成進士，意歌"終身為命婦，夫妻偕老，子孫繁衍"。魯迅謂此篇"蓋襲蔣防之《霍小玉傳》，而結以'團圓'者也"（《中國小說史略》）。而若以男性為中心，譚意歌實比霍小玉、崔鶯鶯都可愛得多。她在被棄以後，既不像霍小玉那樣給李益帶來麻煩，又不似鶯鶯那樣嫁給別人，卻仍艱辛自守，男子什麼時候願意跟她重圓都可以。魯迅評其傳奇為"辭意皆蕪劣，惟偶見一二好語，點綴其間"（同上），實非苛論。
錢易，字希白，為五代時吳越王錢鏐後裔，北宋前期人，《宋史》有傳。大中祥符年間"以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宰開封"。所作《越娘記》，寫楊舜俞為越娘屍骸遷葬，越娘鬼魂很感謝他，與他同居。但她的這種行為為正道所不容，故最後被一道士以符拘係，並受答撻。
張實，字子京，生平無考。所作傳奇《流紅記》收入《青瑣高議》，自為北宋人。該篇寫唐僖宗時事：宮女韓夫人題詩於樹葉上，置於禦苑水渠中，隨水流出，為儒生於祐所得。祐複題兩句，也書於葉上，置於上流水中，流入禦苑，又為韓夫人所得。韓夫人為此更題了一首詩。其後僖宗遣放宮人，韓夫人得以出宮，經人介紹成婚，而其丈夫竟然就是於祐。
此篇內容係綴合前人所寫兩個故事而成。其一，《雲溪友議》載：唐宣宗時盧渥於京師禦溝拾得一紅葉，上有題詩，其後竟與題詩的宮人成婚。其二，《本事詩·情感第一》載：顧況曾拾得皇宮中流出的大梧葉，上題一絕句；顧況於次日也題詩於葉上，置於流入皇宮的水中；其後又有人拾得宮中流出題有詩句的梧葉，係答顧況詩而作。《流紅記》綴合此二者，稍加渲染，而使人物的思想感情盡量符合當時道德規範。如顧況和盧渥所得宮人之詩，分別為：
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
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隨紅葉，好去到人間。
前一首的一、二兩句，頗有怨怒之意，後兩句顯含對於愛情的企求，這都不是安分的宮女所當為。後一首則僅有很淡的哀怨，合乎"哀而不傷，怨而不怒"之旨。《流紅記》中韓夫人題於葉上的第一首詩即用後者。顧況所題之詩，為"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欲寄誰？"把深宮的情景、宮女的處境都寫得相當悲慘，並對宮女表現出衷心的同情；這對於本就心懷不滿的宮女隻能起到火上加油的作用，自為重視禮教的宋儒所不取。所以《流紅記》中於祐題葉的詩隻有兩句："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把顧況詩中的強烈感情都清除了。《本事詩》中宮女第二次所題的詩是："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
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一方麵流露出欲與題詩人相見的渴望，一方麵進一步顯示出宮女的可悲可憐，連落葉都不如。這樣的大膽，同樣不是迂拘的宋儒所敢想象，因而《流紅記》中韓夫人的第二首詩與此完全不同："獨步天溝岸，臨流得葉時。此情誰會得，腸斷一聯詩。"雖然用了"腸斷"這樣的詞，但卻毫無激烈、越軌的感情。
總之，此一類型的作品由於不敢稍逾禮教的規範，感情貧乏，不可能出現對於人物內心世界的生動、精采的描寫，僅在涉及某些外在形貌時偶有摹畫，如上述"蘭湯灩灩"之類。
屬於第二種類型的，有《大業拾遺記》、《隋煬帝海山記》、《煬帝開河記》、《隋煬帝迷樓記》。均寫隋煬帝故事，作者無考。大抵《大業拾遺記》出現最早。
這幾篇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在於對人物感情的描寫。隋煬帝當然是荒淫奢侈的亡國之君，有許多罪惡，但作品不是力圖把他寫得像個反常的惡魔，反而寫了他的多愁善感，--為生命的易於流逝而悲傷。《開河記》裏，他看到了"殿壁上有《廣陵圖》"，就"思舊遊之處"，"瞠目視之，移時不能舉步"，"聖容慘然"。在《大業拾遺記》裏，他回憶起以前與蕭妃的濃烈感情和為蕭妃所作的詩，當蕭妃重念舊詩時，"帝聽之谘嗟，雲：'日月遄逝，今來已是幾年事矣。'"然而，這種對於生命易逝的細致的感受，在他身上所激起的卻是瘋狂的享樂欲望。蕭妃提醒他，國家的形勢不大好，要他留意。
他卻說："人生能幾何？縱有他變，儂終不失作長城公。汝無言外事也。"（《大業拾遺記》）正因"人生幾何"，他就要盡情享樂，連皇帝地位能否保住也不放在心上了。因此，即使是好意的提醒，也因影響了他的及時行樂的心境而為他所厭惡。他還公開宣稱："人主享太平之富，亦欲極當年之樂，自快其意。"（《迷樓記》）所謂"極當年之樂"，就正是"人生幾何"的必然引申。於是窮奢極欲，給人民製造了無窮的災禍；臣子有敢於勸阻的，一律"賜死"，弄得"臣下相顧，箝結自全"（《海山記》）。然而，這樣地倒行逆施，他的內心真的很快樂麼？卻又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