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葉適的唯物主義思想
第一章 永嘉學派的轉化和葉適的地位
清儒全祖望（公元一七○六--一七五六年）的水心學案序錄中說：
"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而水心斷斷其間，遂稱鼎足。"（宋元學案卷五四）
這是清初學人的比較客觀的敘述。這裏至少已經透露出，在十二、三世紀的中國思想史上，崛起於南宋經濟中心的浙東永嘉學派，是和理學、心學鼎足而三的一個獨立學派。
但是，如果從這派的"學統"上加以考察，和永康學派有些不同，具有著自己的發展過程。
從北宋神宗元豐（公元一○七八--一○八五年）年間，在太學裏麵，就有周行己、許景衡、劉安節、劉安上、戴述、趙霄、張輝、沈躬行、蔣元中等人，號稱"永嘉九先生"。同時，還有鮑若雨、潘閔和陳經正兄弟等七人。
關於這些人的思想流派，全祖望在他的序錄中曾扼要地指出：
"考所謂九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門，其三人則私淑也；而周浮沚、沈彬老又嚐從藍田呂氏遊。......鮑敬亭輩七人，其五人及程門。"（宋元學案卷三二）
按照這一說法，在元豐年間遊太學的所謂"九先生"等永嘉人，還沒有自己的獨立體係，而隻是把"洛學"、"關學"引入浙東的思想傳播者。但周等九人的學術，更重要的是他們在一個"僻遠下州"的經濟發達區域，作了一般文化教育傳播的先驅，所以葉適對於"九先生"等的"洛學"、"關學"思想移殖活動異常珍視。他在題二劉文集後中曾說：
"餘觀自古堯、舜舊都，魯、衛故國，莫不因前代師友之教，流風相接，使其後生有所考信。今永嘉徒以僻遠下州，見聞最晚；而九人者，乃能違誌開道，蔚為之前，豈非俊豪先覺之士也哉？然百餘年間，緒言遺論稍已墜失，而吾儕淺陋，不及識知者多矣。幸其猶有存者，豈可不為之勤重玩繹之歟？"（水心文集卷二九）
在"洛學"、"關學"以及一般文化的移殖活動上，周行己的酵母作用較大。關於這問題，陳振孫曾說：
"周行己......十七入太學，有盛名，師事程伊川，元祐六年（公元一○九一年）進士，為太學博士（聚珍版本作"為博士太學"，茲據文獻通考卷二三七校改），以親老歸，教授其鄉，......永嘉學問所從出也。"（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陳振孫的祖母是周行己的第三個女兒，所以陳自稱對於周的學行"知其本末"。但是他把周行己的活動看成為"永嘉學問所從出"，卻未免估計過高。因為周行己本人在學術上並沒有新的創見，後起的永嘉諸子所以尊重他（例如紹興末年將他和二劉合祠，稱為"三先生"），隻是因為他開風氣之先；至於鄭景望由於私淑周行己而發展了張載等人學說中的積極部分，卻不應看作周行己本人的思想。認真講來，永嘉學派和程頤思想發生原則性的分歧，而具有反道學正統的異端傾向，應該說是從薛季宣開始的。關於這一個問題，全祖望在艮齋學案序錄中曾說：
"永嘉之學統遠矣。其以程門袁氏之傳為別派者，自艮齋薛文憲公始。艮齋之父學於武夷，而艮齋又自成一家，亦人門之盛也。"（宋元學案卷五二）
黃百家在艮齋學案案語中也說：
"汝陰袁道潔溉，問學於二程（按指程頤）......。季宣既得道潔之傳，加以考訂千載，凡夫禮樂兵農，莫不該通委曲，真可施之實用。又得陳傅良繼之，其徒益盛，此亦一時燦然學問之區也。然為考亭之徒所不喜，目為功利之學。"（同上）
根據史料分析，永嘉學派的形成，有兩個來源：其一是從周行己到鄭景望，其二是從薛季宣到陳傅良。就師承關係來看，這兩個來源都屬於程頤、張載係統，而就思想內容來看，卻各從不同方麵向反對派發展，好像古代墨學之出於儒而反儒的情況。正如葉適在溫州新修學記中所說：
"昔周恭叔，首聞程呂氏微言，始放新經，黜舊疏，契其儔倫，退而自求，視千載之已絕，儼然如醉忽醒、夢方覺也。頗益衰歇，而鄭景望出，明見天理，神暢氣怡，篇信固守，言與行應；而後如今人之心可即於古人之心矣。故永嘉之學，必兢省以禦物欲者，周作於前，而鄭承於後也。
薛士隆憤發昭曠，獨究體統，興王遠大之製，叔末寡陋之術，不隨毀譽，必摭故實，如有用我，療複之方安在？至陳君舉，尤號精密，民病某政，國厭某法，銖稱鎰數，各到根穴；而後知古人之治可措於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而陳緯其終也。
四人，邦之哲民也，諸生得無景行哉！"（水心文集卷一○）
根據葉適的敘述，至少可以看出如下幾點：
第一，元豐年間太學中的"永嘉九先生"，活動在新舊黨爭的劇烈時期，而周行己則決然"首聞程呂氏微言，始放新經，黜舊疏"，可見他是王安石的反對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五五）作者，因他"於蘇軾亦極傾倒"，遂斷定"行己之學，雖出程氏，而絕不立洛、蜀門戶之見"，顯然掩蓋了周行己的政治態度。和政治態度相照應，"周作於前，而鄭承於後"的中心思想，也就隻能是"必兢省以禦物欲"的道學糟粕。
第二，薛季宣的伯父薛弼是多次鎮壓農民起義的反動武裝組織者，並曾協助嶽飛鎮壓楊麼；薛季宣六歲喪父，隨薛弼宦遊各地，自然要受此影響。這正是他得以入宋史儒林傳的封建條件。但與此同時，任宦遊中，使他"及見渡江諸老，聞中興經理大略；喜從老校退卒語，得嶽、韓諸將兵間事甚悉"（宋史卷四三四儒林四）；又帥事袁溉，而袁溉"自六經百氏，下至博奕小數，方術兵書，無所不通，誦習其言，略皆上口，於易、禮說尤邃"，曾在建炎初年，"集鄉民為保聚，與金人及群劫抗，屢克其眾"，終至"卒以窮死"（浪語集卷三二袁先生傳）。因此，薛季宣在學術途徑中已具有違背程門的傾向。這樣，他的思想也就有了積極因素，"薛經其始，而陳緯其終"的永嘉之學，其"必彌綸以通世變"的經世致用的精華，也就具有一定的條件。
第三，葉適把周、鄭與薛、陳四人等量齊觀，不加區別的目為"邦之哲民"，列為"諸生景行"的榜樣，這就規定了葉適思想體係的局限性。他在政論上，始終把王安石的新法作為反麵教材，在哲學上，一貫保留了折衷主義的調和態度，無疑是接受了周行己的道學糟粕所致。在這一點上來說，劉克莊肯定"葉適猶是同中之異"（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四趙虛齋注莊子內篇序），可以同意。因為在集永嘉學派大成的葉適思想體係中，"以經製言學"並不隻是形式問題，而是表明了它是道學內部的異端，僅僅在態度上和某些論點上還保留著對道學的重鎮如朱熹不敢公然開火的痕跡，這一點稍與陳亮不同些。
第四，永嘉學派的異端實質，雖然在它對於道學糟粕的保留方麵具有不徹底性，但在根本傾向方麵它卻依"經製"而持異議，堅持對於"經製"的唯物主義解釋來反駁正統道學的唯心主義思想。這種異端性格，在"永嘉九先生"時期還沒有出現，從薛季宣才開始有所轉變，這個特點由陳傅良所繼承，到了葉適遂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由南宋至於清末，所有的道學正統派著作，異口同聲地斥之為"喜為新奇"，"而義理未得為純明正大"。把"新奇"和"正大"對立起來，恰巧說明了永嘉學派的異端實質。
總結上述四點，可見在永嘉學派的形成過程中，它真正獲得獨立的思想體係"而自為門庭"，當作一個異端學派而與理學、心學兩派"稱鼎足"，實由薛季宣（紹興四年至乾道九年，公元一一三四--一一七三年）作為轉變的中介，陳傳良（紹興七年至嘉泰三年，公元--一三七--一二○三年）進一步發展，而由葉適（紹興十二年至嘉定十六年，公元一一五○--一二三年）完成，並集其大成。同時，由於"永嘉諸子，皆在艮齋師友之間"（宋元學案卷五三全祖望止齋學案序錄），所以薛、陳和葉適的政論與哲學，其具體的主張和用語雖然也有異同，但我們仍應該以薛、陳和葉適為代表來考察永嘉學派的思想實質，而把薛、陳、葉適三人的思想合並起來給以統一的分析。
更從薛、陳、葉的係年來看：薛季宣生於南宋高宗紹興四年（公元一一三四年）；後三年，即紹興七年（公元一一三七年），陳傅良生。當紹興二十年（公元一一五○年），薛季宜十七歲，已經在其嶽父荊南安撫孫汝翼處，盡讀"孫氏藏書"，並已師事袁溉，得其所學，開始其政治和學術上的活動；這年陳傅良十四歲，而葉適則方才誕生於溫州瑞安的一個"貧匱三世"的庶族地主家庭。孝宗隆興元年（公元一一六四年），薛三十歲，陳二十七歲，葉十四歲。這年陳傳良在瑞安林家應聘授徒，"一州文士畢集"，葉適也因與林家子弟同學而與陳傳良相見，陳、葉交遊自此開始；而陳傳良這時雖已以文章而名擅當時，但他"獨崇敬鄭景望、薛士龍，師友視之"（水心文集卷一六寶謨閣待製陳公墓誌銘），而自乾道二年（公元一一六六）以後的七八年間，薛、陳二人經常往還（見浪語集卷三五薛公行狀），乾道五年（公元一一六九年），薛三十六歲，任婺州司理參軍。葉適二十歲。自乾道二年，浙東溫、台二州大水成災，"飄沒數百裏"，葉家原已"貧匱三世"，被災以後"室廬什器皆盡，自是連困厄，無常居；隨僦輒遷，凡遷二十一所，所至或出門無行路，或棟字不完"。葉適的父親以授徒自給，其母雖"無生事可知，然猶營理其微細者，至乃拾滯麻遺紵緝之，僅成端匹"（水心文集卷二五母杜氏墓誌銘），但仍勉勵葉適出外從名師遊學，葉適也因為"有親之奉，日虞甘旨之弗給"，訪薛季宣於婺州。乾道九年（公元一一七三年），薛季宣以四十歲短命貧病鬱憤而死（參看浪語集九奮等文）。這年葉適才二十四歲，因家貧無以為養，被迫受母命，赴京師，開始其政治生活（翌年即上書西府，自稱"少曾讀書，頗涉治亂"，並且"獨有憂世之心"，論述現實政治並提出其改弱就強的方案）。寧宗嘉泰三年（公元一二○三年），陳傅良死；葉適五十四歲，從泉州調回臨安。開禧二年（公元一二○六年），韓侘胄方謀伐金，葉適上書建議"必先審知強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實際上他是主張"修邊而不急於開邊，整兵而不急於用兵，而其要尤在節用減賦，以寬民力"（宋元學案卷五四）。不久，被任為知建康府。開禧三年，兼江淮製置使，專一措置屯田。葉適便提出了在兩淮險要地方建立堡塢，以安集流民，固守兩淮，並親自建成定山等三個堡塢；但韓侘胄被殺以後，卻被中丞雷孝友彈劾附和韓侘胄用兵悞國（按：雷孝友彈劾葉適，是以附和韓侘胄為借口，實際上則是因為葉適"論學有所異同於朱子"的門戶之見，所以"當時無以為然者"；而且葉適雖然一向積極主張恢複，但是如上所述，他並沒有附和韓侘胄，至於雷孝友，原來實是韓侘胄一黨。關於這個問題，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辨析得很明白，可以參看），因而奪職。葉適從金陵回到永嘉原籍以後，即開始通過習學記言（全書五十卷）的哲學史批判形式，來總結他五十八歲以前的政治鬥爭經驗和學術研究心得，並進而建成永嘉學派的異端思想體係。關於這部著作，葉適的門人孫之宏曾說：
"初，先生輯錄經史百家條目，名習學記言，未有論述；自金陵歸，間研玩群書，更十六寒暑（據陳耆卿筼窗集卷五上水心先生書雲："聞所著作有曰習學記言者，天下學子爭師誦之。"查陳書上於寧宗嘉定十年，公元一二一七年，葉適六十八歲，是此書在十年後已基本寫成），乃成序目五十卷。"（習學記言嘉定十六年序）
由此可見，從薛季宣到葉適這五十年（公元一一七三--一二二三年）中，正是永嘉學派結合政治活動和曆史批判，創造自己的哲學體係的重要時期。名宦傳所說："時水心葉適倡導永嘉，以斯文為己任"，正指此事。
根據上述薛季宣、陳傅良和葉適三人的係年來看，葉適出身於"貧匱三世"的庶族地主家庭，生於南宋社會矛盾錯綜複雜，而統治階級隻知剝削人民以奉事強族的"積弱不振"時代；他自幼年便習於"永嘉之學"，"頗涉治亂"，並且承接了薛季宣、陳傅良的成就，在他們的直接影響下開始了自己的政治和學術活動。他要求於自己的是："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為文不能關世教，雖工無益也；篇行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也；立誌不存於憂世，雖仁無益也。"（水心文集卷二九贈薛子長）可知他的生平做人，無時不以行合於義、心存憂世為準則統觀葉適一生活動，如以開禧三年被劾歸裏為界限，顯然可分為前後兩個不同的階段。如果說他在前一個階段（自乾道十年上書西府到開禧三年被劾，公元一一七四--一二○七年）的三十四年裏，是以直接從事政治活動為主而偏重於事功，那末，在後一階段（自開禧三年歸裏到嘉定十六年逝世，公元一二○七---二二三年）的十六年裏，便是以學術研究為主而著重於著述。但是，由於他持著"事功"與"義理"相統一的觀點，因而其前期的政治活動是以其對現實社會及社會曆史的研究為基礎，其後期的著述活動也始終緊密結合著當時社會政治的現實生活。特別在後一個階段裏，由於他的活動，使永嘉學派不僅成為有政治綱領的、捍衛浙東庶族地主及個體農民和工商業者利益的地方性學派，而且更進一步，使它具有了自己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從而把人道的"當然"和天道的"本然"統一起來，使它獲得了理論鬥爭的威力。這樣，葉適就完成了薛季宣、陳傅良所未及完成的事業。
葉適曾經一再強調地指出：
"自孟子為論世尚友之說，始輕視一鄉之善。......按周官鄉即國也；......然則，一鄉之所謂君子者，固無往而不為君子矣。夫疑天下之善不足於一鄉，而又以一鄉之善不足於天下者，惑矣！"（水心文集卷一九草廬先生墓誌銘）
"餘既沈痼且老，不勝先人之喪，懼即殞滅；而此書（按指外稿）雖與一世之論絕異，然其上考前世興壞之變，接乎今日利害之實，未嚐特立意見，創為新說也。"（水心別集自跋）
如果把這些在當時看來是一種"新說"的言論翻譯成為方法論語言，它是這樣警告人們：不要把地方性的利害及是非和全民性的利害關係及是非對立起來，二者在實質上是統一的。就一方麵說，抹煞了地方性，就沒有全民性，這近似於唯名論者解決"個體與普遍"關係的傳統命題；但就另一方麵說，隻有把地方性的利害及是非提高到全民性來考察，使它和全民性的普遍利害關係及是非標準聯係起來，它才有存在和發展的意義及可能；所以葉適又說：
"不徒善其身者，以人治身而不以身治人；必並淑於鄉者，以天下準其鄉而不以鄉準天下。"（水心文集卷一二送林子柄序）
葉適這裏所說"以天下準其鄉而不以鄉準天下"，正是把"事功"和"義理"結合起來，使永嘉的"功利之學"向前發展一步，向上提高一步，進而充實唯物主義的世界觀，開展"左袒非朱，右袒非陸"的兩條戰線鬥爭，而和"王霸並用，義利雙行"的陳亮學說相輔而行，結為理論鬥爭的盟友。全祖望竟說："永嘉功利之說，至水心始一洗之。"（宋元學案卷五四水心學案序錄）這顯然是一種失言。
在這個問題上，最令人注意的是黃震的說法：
"乾淳間正國家一昌明之會，諸儒彬彬輩出，而說各不同。晦翁本大學致知格物，以極於治國平天下，工夫細密；而象山斥共支離，直謂'心即是道'；陳同甫修皇帝王霸之學，欲前承後續，力柱乾坤，成事業，而不問純駁；至陳傅良則又精史學，欲專修漢唐製度吏治之功；其餘亦各紛紛，而大要不出此四者，不歸朱則歸陸，不陸則又二陳之歸；雖精粗高下，難一律齊，而皆能自白其說，皆足以使人易知。獨水心混然於四者之間，總言統緒，病學者之言心而不及性，似不滿於陸；又以功利之說為卑，則似不滿於二陳；至於朱，則忘言焉。水心豈欲集諸儒之大成者乎？......
公於義理，獨不滿於陸而不及朱，......然朱之學正主程，而程之學專主敬，乃反以程子之言敬為非，又何耶？"（慈溪黃氏日鈔分類卷六八讀水心文集）
黃震這段言論，除了把葉適和二陳的異同誇大化，把對於"功利之學"的發展或提高歪曲成為"不滿"以外，卻說出了一條真理：葉適有自己的"統緒"，對朱對陸都"不滿"，而欲以永嘉學派的唯物主義體係，"集諸儒之大成"。
由葉適集其大成的永嘉學派，在政治思想和哲學主張上，都和陳亮所代表的永康學派互為同調，而對程、朱理學及陸象山心學兩派，又都持反對態度；所謂"左袒非朱，右袒非陸"，實乃永嘉和永康兩派共同的鬥爭方向。這一鬥爭，實質上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條根本路線的對立，意義極為深刻。關於這一點，朱熹已有所覺察，所以他雖和陸象山之間有些鼠牙雀角的異同之爭，麵對永嘉、永康兩派，則獨多不滿。例如他說：
"陸氏之學雖是偏，尚是要去做個人；若永嘉、永康之說，大不成學問！不知何故如此？"（語類卷一二二）
朱熹這寥寥三十二字，提出了思想史上一大公案：他對於陸象山的心學一派，還是有所肯定；而對於"永嘉、永康之說"，則是全盤抹煞。所謂"大不成學問！不知何故如此？"雲雲，已經把道學家的偏見和對唯物主義的敵視態度活躍在紙上。
關於永康學派，本書已另有專章闡述，現在所要解答的隻是永嘉學派究竟"何故如此"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黃宗羲在艮齋學案案語中曾說：
"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蓋亦鑒一種閉眉合眼、蒙瞳精神、自附道學者，於古今事物之變，不知為何等也。
夫豈不自然而馴致其道，以計較億度之私，蔽其大中至正之則，進利害而退是非，與刑名之學，殊途而同歸矣。此在心術輕重，不過一銖，茫乎其難辨也。"（宋元學案卷五二）
黃宗羲這段說明，應該分別看待：前半段是早期啟蒙思想家實事求是的科學論斷，而後半段則是"留連枝葉"的道學唯心主義殘餘。這種真謬共處的章法，正是曆史矛盾在思想家頭腦中"理欲交戰"的反映。如果"葉其封建性的糟粕"，就會啟示人們：朱、陸關於"無極而太極"的爭辯，隻是煩瑣哲學的內部異同問題，由於理學和心學都主張脫離實際來醉態朦朧地思辨義理，同屬唯心主義陣營，總有和平共處的道路可走。反之，永嘉學派則就事功來剖析義理，這是舊唯物主義者的普遍的見解，它越是處處托言"經製"，就越富於用抽梁換柱的辦法從內部來炸裂道學的危險，這和西方中世紀哲學史上唯名論者威廉·奧卡姆（WilliamofOccam，約一三○○--一三五○年）等人在經院哲學內部對於實在論的鬥爭，不論在性質上或形式上，都相近似。因而，道學各派為了繼續維護它的正統道學地位，就隻能對永嘉學派采取全盤抹煞的態度。在朱、陸異同之際"而水心齗齗其間"，自必"為考亭之徒所不喜"，這裏的親疏愛憎，黃宗羲有親切的體會，例如他在象山學案案語中曾說：
"昔先子嚐與一友人書：子自負能助朱子排陸子與？亦未曾知朱子之學何如，陸子之學何如也。假令當日鵝湖之會，朱、陸詰難之時，忽有蒼頭仆子曆階升堂，捽陸子而毆之曰：我以助朱子也，將謂朱子喜乎？不喜乎？定知朱子必將撻而逐之矣。子之助朱子也，得無類是？"（宋元學案卷五八）
東林名士黃尊素的這個比喻，以封建統治的尊卑親疏之分說明正統道學的內部爭吵不容異端"齗齗其間"，雖其意在調和朱、陸，而卻是朱熹斥永嘉、永康"大不成學問，不知何故如此"雲雲的最好注腳。
第二章 葉適的社會思想
就事功來剖析義理是永嘉學派的特點。它所以要堅持這種見解，從理論戰線來看，固然如黃宗羲所分析的那樣，是"鑒於一種閉眉合眼，蒙瞳精神，自附道學者，於古今事物之變，不知為何等"，因而一反其道，"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但是，認識來源於實踐，所以更進一步分析，就應該說這種見解的特點，和對於現實政治鬥爭所堅持的人民性的立場以及所追求的前進方向是相聯係著的。
這樣人民性的立場和前進的方向，循著固有的邏輯，使永嘉學派更富有理論的戰鬥性，並使它以實踐為基礎、以方法為武器，從程、呂的移殖者轉化成為朱、陸的批判者，亦即從道學的忠實信徒轉化成為道學的貳心"異端"。全祖望把這一轉化的原因，歸之於"水心天姿高，放言砭古人多過情"（水心學案序錄），全無是處；唯一的轉化真因，乃是南宋的經濟與政治的發展推動著道學的內部分裂，促進著永嘉學派向"異端"道路發展。
永嘉學派先驅者的一些師承關係，隻是表明它所以出發的"先行思想資料"（恩格斯語）。這些"資料"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之下，隻能提供論題而不能規定論點，隻能賦予表現形式而不能決定發展方向。如果僅僅著眼於"資料"的形式，而不重視在思想發展史上的"改造"，那就會陷於曆史唯心主義的"道統心傳"或所謂"抽象繼承法"的泥沼。
為了剔抉永嘉學派發展的動力或真因，就應該進而對於集其大成的葉適的政治立場或前進方向，給以全麵的分析。
在葉適從事政治和學術活動的五十年中，他的政治立場或前進方向，用他的話來講，就是所謂"欲明大義"、"圖大事"，就必須"務實而不務虛"，以期"求公心"和"立定論"：
"臣聞欲明大義，當求公心；欲圖大事，當立定論。自獻者追忿，自安者忘讎，非公心也；勇者惟欲進，怯者惟欲止，非定論也。善為國者，務實而不務虛，擇福而不擇禍，條目先定，而始末不差，斯所謂公心矣；措己於安，而製敵之危，斯所謂定論矣。"（水心文集補遺奏劄）
這個依據"務實而不務虛"的實踐態度或前進方向而定立的方案，便是公心，也是定論，這無疑是對"自附道學者"的當頭棒喝，更確切地說來，是從政治實踐上揭穿道學家欺騙或詭辯的實質：
"方建炎、紹興十餘年間，天下能憤愾視虜如仇敵，秦檜既堅持之，自此不惟以和親為性命義理之實，而言複仇雪恥者更為元惡大憝，滅天常，絕人理，其事極大，未知此論何時當回也！？"（習學記言卷四三）
這種"以和親為性命義理之實"的"自附道學者"，正是葉適的政治敵人。他敢於充分暴露頭巾氣十足的正統派道學家，由於其心不公，其論非定，竟把"功利"和"義理"對立起來，謬以為"義理"可能離開"功利"而存在，以致空言"複仇"，無補實際，因而葉適也認他們是理論上的論敵。例如朱熹，不但把董仲舒"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二語當作白鹿書院學規，揭示門人（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四），並且直斥永嘉之說"大不成學問"，葉適針對朱熹此點，就從理論上加以駁斥：
"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此語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後世儒者，行仲舒之論，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爾。然舉者不能勝，行者不能至，而反以為詬於天下矣！"（習學記言卷二三）
這仍是就事功來闡發義理的典型論證。這種論證的邏輯，要求葉適對於"薛經其始，而陳緯其終"的"必彌綸以通世變"的永嘉學派的精華，做出進一步的新發展，因而就形成為在南宋有進步性和人民性的政治思想體係。這個體係，包含著政治形勢的分析和曆史經驗的概括、弊製謬論的批判和改革現狀的方案，有政策也有綱領，是事功也是義理，提出了規劃也擬定了措施，並且也設計了庶族地主的封建烏托邦。其內容頗為豐富而係統，茲擇要給以簡約的分析。
第一，當時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根本問題就是對金戰和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葉適一貫主張積極圖謀報仇雪恥和恢複失地，而堅決反對妥協投降派的無恥謬論。他在淳熙十四年上孝宗皇帝劄子中，開宗明義即以此為國家唯一大事。他說：
"臣竊以今日人臣之義所當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
二陵之仇未報，故疆之半未複，--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憤，臣子之深責也。"（水心文集卷一）
這就明確地劃清了在這個根本問題上的是非界限。在南宋的曆史條件下麵，"報二陵之仇"、"複故疆之半"，固然是庶族地主階層的"公心"和"定論"，而同時也充分地反映了人民群眾的最高利益和根本要求。依此，葉適堅決主張收複石敬塘割棄的燕雲十六州，以"盡天下之勢"：
"夫燕、薊，中國之郛郭也；河北、河東，中國之闤闠也。......今雖使張王師，返都邑，款陵廟，盡複祖宗已失之地，而燕、薊之不複，猶處國家之弱勢，未削石氏之複轍，威必不振，國必不立。何也？有天下者，以天下取，以天下守，故盡天下之勢。非可以畏縮苟安，立私說而妨正論也。"（水心別集卷十取燕三）
由此可見他所說"究利害之所極，以定國家之論，亦必曰取燕"（同上），是他在宋、金關係問題上主張堅決抗戰和積極進取的必然結論。
但是，宋自南渡以後，由於妥協投降派得勢，"不思夷夏之分，不辨逆順之理，不立仇恥之義"（水心別集卷十），隻知剝削人民，割地奉賂以事金人，來換取江南的苟且偷安。孝宗初即位時，主戰派曾經一時抬頭，於是就有張浚出兵北伐的大舉，但是，"方其未戰也，天下交口而議其後；及其一戰而不勝也，遂複與虜和"（同上卷九），這就是說，在妥協投降派阻撓破壞之下，終於又毫無成就。從此以後，就連所謂"銳誌恢複"的孝宗皇帝，也公然以"待時而動"為借口，而走向妥協投降的可恥道路（參看續通鑒卷一三八）。所以在這個根本問題上，是非早已顛倒，也即所謂私說妨正論。葉適在他上孝宗皇帝例子中所批評的"國是之難"，就是指的這種情況。而他所以從最初上書西府起，連篇累牘地屢次要求朝廷首先"定國是於天下"，也正是為此而發。從這裏，便可看出葉適政論的戰鬥性和進步性。
葉適堅持抗戰和力謀進取的論點是建築在他對當時政治形勢的分析上麵：
"立國之勢，有未當論治亂安危而當先論存亡者，......至如今日事勢，亦隻當先論存亡。今日存亡之勢，在外而不在內；而今日提防之策，乃在內而不在外。一朝陵突，舉國拱手，提防者盡壞而相隨以亡，哀哉！"（習學記言卷四三）
由此可見，他是把當時宋代政治的對外妥協而形成的矛盾看作關乎國家存亡的根本問題。這顯然是對當時實際狀況的深刻分析和正確認識。
葉適一方麵認識到宋代國家在存亡關頭國勢微弱，岌岌可危；另一方麵在他看來，也有有利的條件，從國內情況說，"壤地半天下"，仍據"財利之淵"，"地大財富，足以自為"（水心別集卷十）；就敵方情況說，"且虜知其不可以羈製中原久矣。粘罕之立偽楚、偽齊，撻懶之還五路、河南，今酋之初，又議割白溝以南而定盟好，蓋其本謀未嚐欲於河東、河北之外越而有之也。顏亮雖威脅天下，而北方起事以歸命者，固已係踵；我之偏師雖浪戰無律，亦能擣陝虢，搖關輔，得其要郡而守矣。"（水心文集卷一）他又從曆史上說，"治亂無常勢，成敗無定謀，......弱可強也，怯可勇也。穰苴之勝，戰已敗之師；勾踐之霸，奮垂亡之國"（水心文集卷二七），更有許多變弱為強，轉敗為勝的例證。因此，他的方案的原則是"用今之民，求今之治"，即從增強國力做起，而反對聽從什麼"待時"、"乘機"等緩歲月而誤大事的失敗主義。葉適認為，真正的"待時"必須有目的、有計劃的奮力自為，像越人那樣在二十年內，"日夜之所為者，皆報吳之具也"。打著"待時"、"乘機"的幌子，實際卻毫無作為，自甘於被動，那就不過是姑為待時之說以貽誤國家大事而自為寬解。他說：
"臣請決今日之論。時自我為之，則不可以有所待也；機自我發之，則不可以有所乘也。不為，則無時矣，何待？不發，則無機矣，何乘？"（水心別集卷十待時）
這樣，葉適循著"今日存亡之勢在外而不在內，而今日堤防之策乃在內而不在外"的邏輯，認為要想變弱為強，轉敗為勝，報仇雪恥，恢複故疆，就歸結為切切實實地改革內政。
第二，葉適從改革內政出發，全麵而係統地揭發了南宋社會政治經濟的腐敗狀況，指出了財竭、兵弱、民困、勢衰的頹墮景象，要求限製皇帝及貴族地主的封建特權，"修實政，行實德"，以緩和社會矛盾，增強國家力量，從而為外圖恢複創造條件。這也就是他所謂的"今日之實謀"。
（1）關於財的問題，葉適指出，南宋政府從正規的夏秋二稅和其他名目繁多、橫征暴斂的雜稅中，每年斂取八千萬緡的收入，實是曆史上前所未有的龐大數字，但是由於"天下有百萬之兵，不耕不戰，而仰食於官；北有強大之虜，以未複之仇，而歲取吾重賂；官吏之數日益而不損，而貴臣之員多不省事而坐食厚祿"（水心別集卷二），支用無度，入不敷出，以至朝廷上下，汲汲皇皇，百計裒取，誅求無厭，甚至連征之於民的雇役錢也起發上供，使雇役成為有各無實。這簡直和破敗之家一樣，"不至於大貧竭盡、索然無聊而不止"。這就造成"財以多為累而至於竭"的矛盾現象。但是，這樣繁重的賦稅，人民實已無力負擔，特別是經總製錢、和買、折帛等不合理的雜稅，更是病民害國。由於貴族地主等衣冠勢力和兼並之家不納賦稅，而破產農民則無法納稅。於是全部負擔都落到占人口三分之一的"得以役與稅自通於官"的庶族地主和個體農民身上，而加速了中間階層的貧困破產，所以他說：
"今之所謂富人者，皆其智足以兼並，與縣官抗衡，及衣冠勢力之家在耳。若夫齊民中產，衣食僅足，昔可以耕織自營者，今皆轉徒為盜賊凍餓矣。若經總製錢不除，州縣破壞，生民之困未有已也。"（水心別集卷一一經總製錢二）
為了改變這種社會矛盾的局麵，葉適要求朝廷首先裁節橫費，實行改革，減少十之五六的開支，以定國家用度；其次，罷去經總製錢之半及和買、折帛等不正之斂；原來起供上用的雇役錢也歸還州縣，使州縣用來雇役；至於因為罷去經總製錢、和買、折帛等雜稅而造成的入不敷出，則由皇帝"盡斥內帑封椿以補助之"（水心別集卷一五）。由此可見，他在財政問題上的主張，顯然是以皇帝和品級性的貴族地主為反對目標，而捍衛庶族地主、個體農民和工商業者的經濟利益。
（2）關於兵的問題，葉適認為，財之所以雖多而竭，主要由於養兵太多。所以兵和財是相為因果而不可分的問題。他指出，由於南宋實行募兵製度，不得不竭盡人民的財力來養百萬大軍，僅僅三十萬屯駐在四鎮的禦前大軍，每年就耗錢六千餘萬緡、米數百萬斛。但是將領隻知剝削士兵的廩賜，士兵則因窮餓而不滿，以致兵雖多而沒有戰鬥力，"進不可戰，退不可守，百人跳梁，則一方震動，而夷敵之侵侮無時而可禁"，軍事不過成為"庸將腐閹賣鬻富貴之地"（水心別集卷一二）。這就是他所說的"兵以多為累而至於弱"的矛盾。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認為必須定兵製，減兵額，然後厲兵厲將，才能達到少而後強。關於兵製問題，葉適曾經總結了曆史上的經驗，提出了"由募還農"的主張。他說：
"每觀後世之論，皆謂當寓兵於農，故共稱府兵，以為得先王之遺意。然曆考戰國秦漢之後，至未立府兵之前，兵農未嚐相離，何待寓也？......兵農已分，法久而壞。齊民雲布，孰可征發？以畏動之意，求願從之民，雖至百萬，無不用募，......若以天下奉一君，而人人不免為兵，不複任養兵之責，則聖人固所不為；若以天下奉一君，而養兵至於百萬，供任其責而不能供，則庸人知其不可。今自守其州縣者，兵須地著，給田力耕；千裏之內，番上宿衛，已有諸禦前兵，不可輕改，因其地分，募樂耕者以漸歸本；邊關捍禦，盡須耕作，人自為戰。三說並用，由募還農，大費既省，守可以固，戰可以克，不必慨慕府兵，追羨屯田，誤離為合，徇空談而忘實用矣。"（習學記言卷三九）
這可以看作他在整軍問題上的晚年定論。按照他這一主張，他不僅要求省去養兵費用以減輕人民負擔，而且要達到能戰能守以確保人民的安全，這也顯然代表了當時廣大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不利的隻是那些以軍隊為"賣鬻富貴之地"的庸將腐閹等特權階級。
（3）葉適在他的政論中還深刻地揭露了廣大農民貧困破產的淒慘景象及其社會根源。他沉痛地指出，由於農民的大量破產，"天下之不為中民者十六"，而"得以稅與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廣大人民即使在豐年樂歲、物價平穩的情況下，仍然"常患夫鬥升之求而無從給"。農民是賦稅和兵役的負擔者，農民多則墾田者多，從而稅也就會增；農民多則服役者眾，從而兵也就會強。然而由於農民的大量破產，國家戶口雖然昌盛繁衍，卻反而既貧且弱。在葉適看來，這種現象，主要由於賦稅繁重，役法太壞，而特別是"衣冠貴人"等豪族世家盡集江南所造成。關於賦稅的繁重，已見上述。至於役法，葉適經過十分留意地考察之後，他認為役法所以大壞，就因為朝廷濫肆剝削，把原來征自人民的募役錢發上供，以致募役不能實行。許多農民由於負擔差役而傾家蕩產。他說：
"餘嚐問為保正者曰：費必數百千？保長者曰：必百餘千；不幸遇意外事，費輒兼倍，少不破家蕩產。......餘欲以其言為妄，然餘行江淮、閩浙、洞庭之南北，蓋無不為此言者矣。"（水心文集卷二九跋義役）
宋代的役法，以田產為服役標準，但官戶卻享有免役特權，於是就出現了以田產投靠勢家豪族的"詭產"現象，而差役負擔便全部落在庶族地主和個體農民的身上。其結果則是加速了他們的貧困和破產。
更嚴重的是"衣冠貴人"盡集江南所造成的影響。葉適說：
"大抵得以稅與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嗚呼，亦其勢之有不得不然者矣。夫吳、越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盡集於千裏之內，而衣冠貴人不知其幾族！故以十五州之眾，當今天下之半，計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值三倍於舊，雞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於舊，田宅之價十倍於舊，其便利上腴爭取而不置者數十百倍於舊。"（別集卷二民事中）
這裏生動地說明了：由於貴族勢家盡集江南，一方麵造成了自生活日用以至土地房產等物價的高漲，這就自必使廣大人民的生活狀況日益惡化；同時急遽地加速了土地占有的集中，而使農民乃至庶族地主陷於破產。這就深刻地揭發了南宋社會貴族勢家和廣大人民（包括庶族地主在內）在經濟利益上的尖銳矛盾。
但是，在這個問題的解決上，葉適的主張卻帶有明顯的妥協性和不徹底性。對於土地問題，他正確地指出道學家們所謂恢複井田的議論是根本不切實際的空談，即使全部土地都成官田，文、武、周公複世而治天下，也不必為井田。另一方麵，他又不讚成"俗吏""抑奪兼並之家以寬細民"的意見，而倡所謂"富人"為國富之說，他說：
"......縣官不幸而失養民之權，轉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為耕，借資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歸於富人；遊手末作、俳優技藝，傳食於富人。而又上當官輸，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為天下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乃其豪暴過甚，兼取無已者，吏當教戒之；不可教戒，隨時而治之，使之自改則止矣，不宜預置疾惡於其心。"（水心別集卷二民事下）
從這樣的富人立場出發，他祗能提出一些改良意見，即一方麵"分閩、浙以實荊、楚，去狹而就寬"，同時"因時施智，觀世立法"，好像隻要實現這樣的製度，那末十年以後就可以沒有太富太貧的人。
對於解決差役問題，也同樣有這種妥協性的表現。如他認為對免役的官戶的仇視，或對逃役的詭產的追究，是"淺夫庸人之論"。他說詭產的流弊遍於天下，根本不能根絕，而隻要把雇役錢歸還州縣，除去差役之害，那麼官戶也就可以應役而不必加以督責（見水心別集卷一三）。
由此可見，他雖然深刻地揭發了貴族勢家和廣大人民在經濟利益上的尖銳矛盾，但是他的解決辦法，卻隻是限製一下貴族豪家的封建特權。這種社會思想的時代局限性，同時也刻著他所代表的庶族地主的階級烙印。
（4）葉適認為，宋王朝在對外關係上所以積弱不振，還有其政治上的深刻原因，這就是他所謂"紀綱"和"法度"的問題。他說這二者實是一個問題，其區別隻是在於所關涉的方麵有細大的不同。實際上他所指的就是統治階級在政治上處理中央和地方以及各階級、階層間的關係的根本原則和相應的製度。葉適認為，宋自立國之初，由於專務矯正唐末五代藩鎮割據的局麵，對於軍、民、財政統統實行了高度集權的政策，"盡收權變，一總事機，視天下之大如一家之細"。但其結果，中央的軍事力量並沒有真正增強，地方卻已喪失必要的自衛能力，到了靖康年間，遂演變成"遠夷作難而中國拱手，小臣伏死而州郡迎降，邊關奠禦而汴都摧破"的慘禍。究其原因，他認為皇帝隻知"私其臣之無一事不稟承我者為國利，而忘其仇之無一事不禁切我者為國害"，使國家的紀綱法度"能專而不能分，能密而不能疏，知控製而不知縱舍"（水心文集卷一）。根據秦、漢以來各個王朝，特別是宋王朝自身二百年的曆史經驗，葉適認為，為了變弱為強，外圖恢複，必須給地方上一定的管理軍、民、財政的權力，使各地都能做到民有人治，兵有人用，地有人守。這也是他主張的政治改革的重要條目之一。
第三，葉適不僅全麵地批判了南宋的弊政，提出了相應的改革方案，並且曾經成功地組織了對金兵的抗擊和製定了一套切實可行的邊防計劃，這是他生平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也貫徹了他的基本政治思想。
寧宗開禧二年，韓侘胄為了樹立聲威，鞏固權位，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冒然發動伐金戰爭。當時葉適很不讚成這種行險僥幸的作法，因而曾經向韓侘胄建議守邊，以蓄實力，但韓侘胄全不理餘。葉適又向寧宗連上三劄，要求深謀熟慮，"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水心文集卷一），也沒有得到任何回響。可是戰爭一開，幾路軍隊非敗即潰，金兵侵入兩準，江南為之震動，於是朝廷乃命葉適知建康府兼沿江製置使，負責安集兩淮流民（第二年，又改為兼江淮製置使，專門經營屯田事宜），替冒險家們收拾殘局。原來南宋政府在妥協投降派操縱下，隻怕建設邊防會引起金國的不滿，以致千裏邊疆毫無守備。每當金兵入侵，南宋政府隻望扼守長江，根本不顧江北淮南廣大地區千百萬人民的死活，江淮人民就隻好"奔迸流徙"，多年生息保聚的成果也隨著連年災難而"蕩盡無餘"。但問題是兩淮一有動蕩，江南也立即震動。葉適初到建康時，就親身經厲了這幕悲劇的重演。有一天，忽然有兩個騎兵"偽效金裝，躍馬上岸"，江北的人爭先恐後地搶船渡江，許多人竟至落水淹死；江南的人也惶恐萬狀，甚至官吏們拿著文書到官府時，竟然嚇得兩手發顫，張口結舌地說不出話來。葉適看到這種自行瓦解的危險局麵，便采納了屬下滕宬的建議，用重賞募集勇士渡江，斫營劫塞，抗擊金兵，結果前後十數次，"所向克捷"，生俘的敵眾和斬得的首級不斷傳往江南，才使得士氣稍振，人心稍安，金兵不久也被迫從淮南撤退。這是此次宋、金交兵中南宋僅有的勝利（參看水心文集卷二、宋元學案卷五四及宋史卷四三四葉適傳）。接著，他又安集了兩淮民戶十餘萬家，占該地區人民的三分之一。
經過這次戰爭的考驗，葉適看清了南宋政府"以江南守江"而丟棄江北人民的政策的破產，深為江淮人民的苦難命運感到痛心，於是一麵在定山（今江蘇省江陰縣東二十五裏）、瓜步（今江蘇省六合縣東南）及石跋（今安徽省和縣東北三十裏）建立堡塢三處，以聚集當地人民自衛並捍蔽江麵。另一方麵，又總結了曆史上三國孫吳和六朝以江北守江及漢、唐以來畫地守邊的成功經驗，適應著人民群眾守土自衛的切身要求，製定了切實可行的以建立堡塢和團結山水寨為中心的邊防計劃。他說：
"某昨於國家營度規恢之初，以為未須便做；且當於邊淮先募弓弩手，耕極邊三十裏之地，西至襄、漢，東盡楚、泗，約可十萬家，列屋而居，使邊麵牢實，虜人不得逾越，所以安其外也。蓋漢唐守邊郡而安中州，未有不如此者也（按：此即開禧二年向韓侘胄的建議和上寧宗劄子中提出的方案）。今事已無及，長淮之險與虜共之，惟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傑，借其聲勢，縻以小職，濟其急難，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將憑城郭，諸使總號令。虜雖大入，而吾之民安堵如故，扣城則不下，攻壁則不入。然後設伏以誘其進，縱兵以擾其歸。使此謀果定，行之有成，又何汲汲於畏虜乎？......使淮人不遁，則虜又安敢萌窺江之謀乎？故堡塢之作，山水寨之聚，守以精誌，行以強力，少而必精，小而必堅。勿徇空言而妨實利，則今日之所行，與漢、唐之屯田，六朝、三國、春秋之壘壁，......不相謀而相得故也。"（水心文集卷二安集兩淮申省狀）
但是，南宋政府不但沒有采行他的建議，對於他抗擊金兵的戰績也毫無封賞，反而根據雷孝友的一紙彈劾，將葉適落職，真是黑白顛倒，是非錯亂！從此以後，葉適便退出了政治舞台，歸還原籍，在落落寡合中消度了他的晚年，而妥協投降的南宋政權也終於毫不振作，一步步地走向敗亡。至於葉適在開禧年間所作所為的是非功過，人民自有公平的判斷，自然不是南宋政府所能顛倒的了。如明代進步思想家李贄曾說："此儒者乃無半點頭巾氣，勝李綱、範純仁遠矣，真用得，真用得！"（藏書卷一四）這可以看作千古的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