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東林黨爭及其社會思想
第一章 東林黨人文化鬥爭
從十六世紀中葉起，在明代的嘉靖、隆慶年間，展開了以講學與反講學為形式的文化鬥爭。這個文化革新運動，帶有異端式的反對傳統經院思想的曆史意義，最初是由假王陽明學派王艮和何心隱等所提倡。這一運動曾經遭受以張居正為代表的封建統治階級的壓迫和殘害，企圖用迫害來防止當時"風行天下"（黃宗羲語）的泰州學派的活動。萬曆朝以後，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執行著封建專製主義的壓製政策，取締東林黨要求自由講學與自由結社的活動。這樣的鬥爭反映出在明末資本主義萌芽時期不同階級集團的不同態度。泰州學派的人物所采取的鬥爭方式和所運用的思想武器是比較激進的，他們所遭受的迫害也是殘酷的。隨即興起的東林學派，帶有中等階級反對派的性質，他們所采取的鬥爭方式比較溫和一些，特別是他們的理論武器則更顯得陳舊一些。
明代初年的書院很多，講學依照傳統的規格，為統治者所讚許，據續文獻通考卷五○所載，洪武元年（公元一三六八年）設立洙泗、尼山二書院，憲宗成化二年（公元一四六六年）在江西貴溪縣重建象山書院，孝宗弘治元年（公元一四八八年）建常熟縣學道書院，武宗王德元年（公元一五○六年）修德化縣濂溪書院，"其時各省皆有書院，弗禁也"。
"弗禁"的局麵到了世宗嘉靖十六年（公元一五三七年）就有了改變。為什麼從前和這時的情況有了不同呢？很明顯的，這是在講學的舊形式之下發生了新的變化。禦史遊居敬上疏列舉了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的"罪狀"是："倡其邪學，廣收無賴，私創書院"，建議"乞戒諭以正人心"（續文獻通考卷五○）。明世宗首先下詔"毀其書院"，接著在第二年（嘉靖十七年），吏部尚書許讚又上疏請毀各地書院，世宗接受了這個反動意見，從此創立書院便是非法的了。
然而問題並不是如統治階級所主觀設想的那樣容易解決。
沈德符野獲編卷二四說："雖世宗力禁，而終不能止"，事實上還不斷的有書院建立起來，如嘉靖十六年（公元一五三七年）沈謐建書院於文湖，十九年（公元一五四○年）周桐、應典等建書院於壽岩，二十一年（公元一五四二年）範引年建書院於青田，四十二年（公元一五六三年）羅汝芳建誌學書院於宣城。這些新建的書院大部是在江、浙一帶。
在書院問題上所展開的尖銳鬥爭，發生在萬曆初年。根據明儒學案泰州學案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公元一五一五--一五八八年）一條所載，"萬曆五年（公元一五七七年）（羅汝芳）進表，講學於廣慧寺，朝士多從之者，江陵（張居正）惡焉"。值得注意的是，羅汝芳的講座已經不是一個單純講論學術的場所，而帶有某些政治色彩了，如明史羅汝芳傳中所說，"汝芳為太湖知縣，召諸生論學，公事多決於講座"，可以考證。
羅汝芳的提倡講學結社，對於後來東林黨人有很大的影響。東林黨人趙南星（公元一五五○--一六二七年）自述道，他本來以為"學在力行耳，何必講也"，及至讀了羅汝芳的著作以後，在讚揚之餘，同時提到"餘向言學不必講，則聖賢之罪也。......講學者，與師友切磋者也。道在天下，古今相傳，彼此相授，不遇其人，雖讀書窮年，不知其解。世之號為讀書者，語之以爾即聖賢，皆不敢任，故其自待輕，自待輕即何所不為？居為地慝，仕為國蠹，從此生矣。"（羅近溪先生語錄鈔序）在這裏趙南星表達出，講學不但須有賴於會合同誌，而且可以使人們不至於流為所謂"地震"和"國蠹"一樣的敗類。
萬曆初年，封建統治者對於自由講學更進一步采取了高壓政策，七年（公元一五七九年），張居正借口"常州知府施觀民科斂民財，私書院"，通過神宗下詔"毀天下書院"，將各省私建書院"俱改為公廨衙門"，書院的糧田"查歸裏甲"，並且不許士人"聚集遊食，擾害地方"（明神宗實錄卷八三，萬曆七年正月）。
封建統治者對於書院采取這樣殘暴的手段，顯示了專製主義的禁止進步思想的意圖。按照封建的正宗眼光看來，學術是宗教的奴婢，而奴婢不應該有獨立自主的權利，這從張居正的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人才疏中就可以看得清楚，他說："聖賢以經術垂訓，國家以經術作人，若能體認經書，便是講明學問；何必又別標門戶，聚黨空談？"所謂"別標門戶"和"聚黨空談"的詛咒語，反麵就是講學自由與結社自由的意義，這些在進步人士看來是文化革新的武器，在封建統治者的眼中，卻是具有危害封建國家的叛逆行為。
張居正不僅單從法律上取締文化自由的活動，而且進一步更提出了積極的反動方案。第一，為了禁止講學與結社，他援引明太祖"臥碑"的規定，凡士子隻準讀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資治通鑒綱目、大學衍義、曆代名臣奏議、文章正宗及當代誥律典製等書，如果在試卷中越出了這個範圍，"其有剽竊異端邪說，炫奇立異者，文雖工，弗錄"，這就說明當時更有必要把經院式的教義重新抬出來，以便於養成所謂"地慝"或"國蠹"般的士子，而不至出現"異端"人物，動搖封建的精神統治。第二，他為了預防士民運動，又禁止生員議論國事，凡是"糾眾扛幫聚至十人以上，罵詈官長，肆行無禮，為首者照例問遣，其餘不分人數多少，盡行黜退為民"。
我們知道，這些方案並不是權相張居正的"天才"的發明，而是表示統治階級在曆史現實麵前的軟弱，問題是張居正所舉的事例在當時已經成了嚴重的鬥爭的一個側麵，所謂"異端邪說，炫奇立異者"，所謂"糾眾扛幫......罵詈官長者"已經不斷地出現，早在嘉靖、隆慶之際，統治者們就為這類事件而感到惶惶不安了。他們說"邇來習竟澆漓，人多薄惡，以童生而毆辱郡守，以生員而攻訐有司。非毀官長，連珠遍布於街衢；報複仇嫌，歌謠遂鋟於梓木。"（明實錄隆慶朝卷二四）通過這類現象，我們可以看到：社會經濟的變化與階級關係的分化在緩慢地醞釀著，由於資本主義的蔭芽，初生的市民階層及其代表人物開始通過便於喚起人們注意的某些問題，與束縛社會發展的封建主義社會結構逐漸展開鬥爭。封建統治者則把這樣暴動式的抗爭歸咎於"習競澆漓，人多薄惡"，其文化高壓政策正是防衛抗爭的一種反動的措施。
泰州學派的何、李死後，從萬曆到天啟年間，爭取自由講學與自由結社的運動有了某些變化，這運動是由具有代表中等階級的反對派性質的東林黨人所領導的。
東林黨的首腦人物顧憲成於萬曆八年（公元一五八○年）會試中式，組織了三元會，"日評騭時事"（顧端文公年譜上）。顯然，東林黨的活動是比泰州學派人物的活動更溫和些，但這也不單純是一個學術團體，而是帶有政治色彩的。在封建統治勢力還十分頑強，科舉製度還緊緊地束縛著士人頭腦的時代，東林黨人利用了數百年來就存在著的書院形式，作為進行政治活動的基地，作為聯絡組織"同誌"的場所，在明代末年的曆史中，是具有改革經院、推翻偶像的進步作用的。
萬曆十四年（公元一五八六年）顧憲成在他故鄉無錫的泮宮講學，"紳士聽者雲集"，這些上層社會的開明分子逐漸形成一股與"廟堂"相頡頏的政治勢力。顧端文公年譜中記載有這樣一條富於政治意味的對話：
萬曆十四年九月，顧憲成補吏部驗封司主事，"入都謁王太倉（當時的大學士王錫爵）。王曰：'君家居且久，亦知長安近來有一異事乎？'公曰：'顧聞之。'王曰：'廟堂所是，外人必以為非；廟堂所非，外人必以為是。'公曰：'又有一異事。'王曰：'何也？'公曰：'外人所是，廟堂必以為非；外人所非，廟堂必以為是。'相與笑而起。"
這裏所說的"外人"，當然是隱指隻顧憲成為首的反封建專製主義的一些在野勢力。
顧憲成以講學為號召，所要團結的友人，其階層成分和泰州學派所團結的有些區別，他們之間的政治活動的注意點也不相同。
顧憲成更重視紳士們的力量，特別注意在政治上要形成一種左右朝廷的政治勢力。萬曆二十六年（公元一五九八年），他"與南浙諸同人講學於惠泉之上"。在講學時就透露過這個意思，他說"君子友天下之善士，況於一鄉？我吳盡多君子，若能聯屬為一，相牽相引，接天地之善脈於無窮，豈非大勝事哉？此'會'之所由舉也。"從這裏可以看出，在傳統的經院形式之下以及在古老的語言形式運用之中，其新的內容是掩蓋不了的。這即是說，自由講學應以"善士"或"君子"為骨幹的"會"，雖然和秦州學派的"會"在成分上不同，但所謂"勝事"便是改良當時政權的代數字眼。
萬曆三十二年（公元一六○四年）顧憲成、高攀龍等東林黨人在無錫建立東林書院。顧憲成作東林會約，其中提到"飭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損"，其中直接與講學有關的是"破二惑"。這二惑是："一曰：錫故未有講學之會也，一旦創而有之，將無高者為笑、卑者為駭，是亦不可以已乎？......一曰：學顧躬行何如耳，將焉用講？試看張留侯（良）、郭汾陽（子儀）、韓（琦）、富（弼）諸公，易嚐講學？而德業聞望，照耀百世；至如邇時某某等無一日不講，無一處不講，無一人不與之講矣，乃所居見薄，所至見疑，往往負不韙之名於天下，何也？"
這"二惑"的思想內容和"破二惑"的思想內容，包含著社會思想的鬥爭意義。"二惑"代表了封建頑固派們對於自由講學的一種守舊的意識；顧憲成的"破二惑"，無異是對封建頑固派們的一種抗議。守舊派當時對東林黨人既笑又駭，既薄又疑，以致他們在統治階級的正宗人物看來是魚大不韙之名的叛逆者。因此，顧憲成提出了一篇類似爭取自由講學的宣言書。
對於第一""惑"，他是這樣回答的：
"雖然，龜山先生（楊時）不嚐講於斯乎？二泉先生（邵寶）不嚐講於斯乎？今特仍其故而修之耳。且所為笑者，謂迂闊而不切耳；所為駭者，謂高遠而難從耳。竊謂倫必惇，言必信，行必敬，忿必懲，欲必窒，善必遷，過必改，誼必正，道心明，不欲必勿施，不行必反求。學者學此者也，講者講此者也，凡皆日用常行，須臾所不可離之事，易雲迂闊？又皆夫婦之所共知共能也，曷雲高遠？此其不當惑者也。"
這裏的語氣非常溫和，而且綱目仍不出道學家的形式，但同時也說出了講學與人倫日用常行是不可分離的，是一切人們生舌中的一個必要的組成部分，講學自由是不能從特權的觀點來懷疑的。
對於第二"惑"，他是這樣回答的：
"雖然，假令張留侯、郭汾陽、韓、富諸公而知學，不遂為稷、契、臯、夔乎？所稱某某等病，不在講也，病在所講非所行，所行非所講耳。夫士之於學，猶農之耕也，農不以耕為諱，而士乃以講學為諱。農不以宋人之槁苗，而移詬於耕，而士乃以某某等之毀行，移詬於講學，其亦舛矣！其亦舛矣！此其不必惑者也。不當惑而惑，昧也；不必惑而惑，懦也。恊而破之，是在吾黨。"
這就把講學看成是士人的一種合法的權利。擁護教育、自治和自由本來是啟蒙者的特點，東林黨人也具有這樣的精神。至於理論戰線上的分野也是比較明顯的，一方麵是愚昧和怯懦，一方麵是開明和改良。
史載東林講學"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明史卷二三一顧憲成傳）。到萬曆三十二年（公元一六○四年），也即重建東林書院的一年，東林黨批判朝政以期進行改良的政治活動更加顯著了。
東林黨人在講學過程中，以顧憲成為例，在他的小心齋劄記中批判到封建的官僚和一般道學家，他說"官輦榖，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山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業，念頭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齒也。"
這裏，"念頭"的心理因素出發點，是東林社會思想的階級局限，因而所謂"君父"、"百姓"以及"世道"的念頭也是有其狹隘性的。例如以"世道"的範圍來講，其注意點主要集中於朝政的改良。當時一些東林黨人如趙南星、魏允貞、沈鯉等人在朝作官，顧憲成等和他們之間經常有書函往來，討論政事。顧憲成深表同情於淮撫李三才反礦使的鬥爭，除著文支持外，於萬曆三十二年（公元一六○四年）由無錫到淮安親訪李三才，交換政治見解（顧端文公年譜）。萬曆三十三年他從邸報中看到劉伯先疏論閣臣科臣撓亂計典，他立即給友人寫信，說"此是為天地讚化育事，而出吾邑，又出於吾黨，不覺喜而欲狂"。
顧憲成不是放逸於山林的隱者，也不是關門閉戶的士人，他還看出了一種"群"的作用，這種概念乃是早期市民的社會意識。他認為知識分子的合群是重要的，沒有"群"也就沒有力量。他在他所寫的麗澤衍中有這樣的表述：
"自古未有關門閉戶獨自做成的聖賢，自古聖賢未有絕類離群，孤立無與之學問。吾群一鄉之善士講習，即一鄉之善皆收而為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一多矣；群一國之善士講習，即一國之善皆收而為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一國矣；群天下之善士講習，即天下之善皆收而為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天下矣。"
這裏所強調的"精神"作用的背後，顯然是對於結社活動的讚美歌，甚至主觀上還要求一種集會自由的理論根據。
東林黨的集會與"諷議朝政"遭到了封建專製主義的鎮壓，在萬曆三十八年（公元一六一○年）反動派沈一貫的浙黨以及昆黨、宣黨對李三才發動了總攻擊，他們以為"攻淮則東林必救，可布一網打盡之局"。沈一貫的同鄉邵輔忠在攻擊李三才的奏疏中說："凡海內名流，皇上斥逐山林者，李三才以請讬招之。"顧憲成、高攀龍等東林黨人大膽地為李三才辯護。這一年"八月會東林"，據顧端文公年譜所載，"有謂時局紛紛，此會不宜複舉者。公曰'吾輩持濂洛關閩之清議，不持顧、廚、俊、及之清議也。大會隻照舊為妥。世事無常；吾道有常，豈得以波婦之口遽易吾常，作小家相哉？'"
這裏為什麼把"濂洛關閩之清議"與"顧、廚、俊、及之清議"加以區別呢？八顧、八廚、八俊、八及都是東漢末年"黨綱"事件的著名人物。顧憲成為了避免受迫害，不得不作一種曲筆，好像東林的集會是一如道學家黨爭的陳規，是為了保衛皇權的，而不是如漢之清議來和皇權對立的。這樣的解釋是並沒有效果的。雖然不顧沈一貫等人的反對而堅持按照會約於八月間召開東林大會，但與論卻以東林是"為清議所歸"的了（後來評論東林黨的如顧炎武、黃宗羲也多以東林和漢之清議相比，雖然曆史意義並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