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向秀唯心主義的莊學(1 / 3)

第四卷 向秀唯心主義的莊學

第一章 儒道四本論與儒道合派

魏晉思想好談同異離合,此同異離合之詰辯,曾為當時人目為清談"理賭"的中心,這是我們已經交代過了的。如果我們沿用魏晉"才性四本"的題旨而說明儒道思想,則我們大可以為古人歸納出一條線索,也姑名之為"四本",那就是儒道同、儒道異、儒道離、儒道合。

(一)主張"儒道同"的,是魏晉之際頗為流行的一派,例如晉書阮瞻傳載,"(王)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此一問答,複紀於世說新語,而答此問題的不是阮瞻,換書為阮宣子(修)。這可以明白,當時依據本體的"無"義而主張"儒道同"的,正是一種流行的思想。再按王戎所發的問題,上句明說儒道觀點各有所見,名教與自然是不容混同的,而下句卻問"其旨同異",由此也可知道儒道同異,已經成為當時的重要談辯了。

上章論何王天人玄學時,我們已經指出他們極力在儒道難以統一的理論方麵,把道德二元的鴻溝填平,強同於"無名",或"體無",何晏以老子"強為之名"與孔子"蕩蕩乎無能名",同於"無所有"之道,因而說"老子與聖人同";王弼以"聖人體無",更熔老易於一爐,說其旨同於"無",不過有強訓與不訓之別罷了。可見何王是主張儒道源頭處是一家的。由這裏而言,魏晉的儒道四本論,儒道合同派的代表人,實為何晏王弼,主張儒道合的是王弼,而主儒道同的是何晏。

(二)所謂"其旨同異",主張同的學派已如上述,而論"儒道離"的,則有兩方麵的人物,其一以儒家立場而攻道的,其一以道家立場而攻儒的。今先講前者的代表人--裴頠孫盛。

據晉書,王衍樂廣與裴頠是針鋒相對的清談家。頠以"言談之林藪"聞於世。他"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屍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徙,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晉書卷三五)

無不能生有的命題是好的,但這一命題的積極因素,可以通向唯物主義,然而也可以通向唯心主義,這點在下麵詳論,這裏我們僅看他怎樣區別儒道,尤其如何區別老易。他說:

"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為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搏有所經,而雲'有生於無',以虛為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為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為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沉溺之釁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減,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晉書卷三五)

以儒非道的東晉代表人物有孫盛,著易象妙於見形論,反對王弼以來的老易一源說;著老子非大賢論,反對魏晉時代的老莊玄學。他也是清談人物,渡江名流,但在名理論方麵比較是清醒的。

反之,以道家立場而攻儒的,竹林七賢的阮籍劉伶嵇康可為代表人物。據晉書說他們三人"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按七賢並不是同類的思想家,他們都好老莊是事實,而所好並不相同。山濤在後來有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可以證明他是老莊的叛徒。孫綽也鄙山濤,"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為龍津,則當點額曓鱗矣!"(晉書卷五六)王戎曾被阮籍罵為"俗物",敗入意趣。向秀與嵇康在理論上時有辯論,往複駁難。我們以為劉伶阮籍嵇康才是真正主張"儒道離"的。(魯迅先生似以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屬一類人物,"他們實在的內心,一般人卻不知道",並把正始精神與東晉末流,分為二截。這一論斷頗有商榷之處。)

劉伶著酒德頌,他立足於儒家對立方麵是一目了然的。他說:"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此所反對的對象即儒家的典型。阮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見嵇康來,以青眼對之,由是禮俗之士,疾之若仇。(見晉書本傳)由這裏,可以知道他的主張。魯迅先生的早期思想,深受此派學人的影響,說:"青眼我會裝,白眼我卻裝不好"(而已集)。阮氏在他的大人先生傳中把法禮君子罵為褌中之群虱,就是白眼下麵的儒家,"群虱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虱之處褌中乎?"(晉書卷四九)青眼下麵的理想,便是他著的達莊論,他的兒子阮瞻為著名的"三語掾",卻和他走得遠了。其次是嵇康,今存嵇中散集,可窺得他的思想全貌,他慕"李叟寄周朝,莊生遊漆園",更說"老子莊周,吾之師也","不涉經學",於世俗禮法有七種不堪,於本性難容有二種甚不可,合此九患,決不能像儒道合同二派,做非吏非隱,似儒似道的人。他甚至"每非湯武而薄周孔",招致了殺身之禍。他的兒子嵇紹"曠而有檢,通而不雜",離開他的人生哲學卻遠了。

此派到了鮑敬言更加發展了。他"好老莊之書,治劇辯之言,以為古者無君,勝於今世"。他論儒家所崇拜的君道起源說:"強者淩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製焉。然則隸屬役禦,由乎爭強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無事也"。因此,他以"由於為君"的統治權,才產生了"屠割天下"的君主。他雖然也如道家,慕擬上世,但更特別強調了貴賤貧富之不平等,禮法製度之專為有產階級而設的道理,所謂"本無尊卑,君臣既立,而變化遂滋","道德既衰,尊卑有序,繁升降損益之禮,飾紱冕玄黃之服"。這些他所痛斥的剝削製度,皆是他所指的"儒者曰"寄托的立命處。(詳見抱樸子詰鮑篇,詳說見下)

(三)論"儒道異"的顯著人物是葛洪。凡二元論的折中主義,大約都產生於正反二者爭辯劇烈的時候,李豐論"才性異"是如此,葛洪在晉惠帝時代論"儒道異"也是如此。用現在的成語講,這種思想是"中間路線",時而雖依違兩可,時而更徬徨兩不可。他曾說:"道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弊,......可得而論,難得而行也,"然而他卻在養生論方麵接受了嵇康的思想,他所謂"安時順處","禍莫大於無足","知命者不憂","為乎無為,以全天理",連術語也盡是老莊的舊話,他名之曰"道意",名之曰"至理"。他似乎僅於反對了道家的不利於統治階級的"過火"論,故在疾謬、詰鮑諸篇痛斥放任不檢,非薄君主。其次,他對於儒家,批評俗儒"重所聞,輕所見"的博士思想,然而他又在基本上皈依儒家,說什麼"人倫雖以有禮為貴,但當令足以敘等威而表情敬","有聖人作,受命自天。......夫祥瑞之征,指發玄極,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若令有君不合天意,彼嘉應之來孰使之哉?"他的四不像的理論,似乎守中立,而在本質上則是一種機會主義的典型。

(四)論"儒道合"的一派,起於王弼向秀庾峻父子,下及郭象殷浩張湛韓康伯等,在晉朝他們是支配的思想人物。(王弼有專章研究。)他們把莊子在"材與不材之間"的相對主義,發揮到極點,居然處於"臣進退維穀"(殷仲堪語),"心徘徊以躊躇"(向秀語)之間,能使矛盾解消於"容跡"的"有無之間"。

前三派本書皆有專章研究,現在我們就要詳細說明"儒道合"一派的社會背景及其思想路徑了。

原來經過魏晉"禪代"(一個不潔的曆史名詞),統治者不得不通權達變,招來了些"不仁不孝"有才幹進取的名族人物,這些人在思想意識上即發現了所謂"通脫","清峻",對於取得了政權的王朝,頗有不利,而"度外用人",反不如兩漢博士的謹守規矩師法之易於利用。這兒,就是名門世族的內部悲劇,史稱"魏晉之際,天下多故,故名士少有全者"(晉書卷四九),"魏晉去就,易生嫌疑"(卷九四),可以說是實錄。魯迅先生說得好:

"嵇康的見殺,是因為他的朋友呂安不孝,連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殺孔融差不多。魏晉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殺。為什麼要以孝治天下呢?因為天位從禪讓,即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他們的立足點便不穩,辦事便棘手,立論也難了。......但倘隻是實行不孝,其實那時倒不很要緊的,嵇康的害處是在發議論;阮籍不同,不大說關於倫理上的話,所以結局也不同。......魏晉時所謂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偶然崇奉,如曹操殺孔融,司馬懿(?昭)殺嵇康,都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但實在曹操司馬懿何嚐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將這個名義加罪於反對自己的人罷了。於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褻黷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於反對禮教。--但其實不201過是態度,至於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要迂執得多。"(而已集)

魯迅先生以上的話道出了嵇阮劉諸人的一些思想路徑,這是魏晉時代悲劇的一麵,然而還有迫於政權的壓力,不得不(如向秀)或自甘(如郭象)走向喜劇的一麵,使名教與自然二者結合,依據莊子一個現實的結論"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完成最不合理的約束是最合理的行為,"安時而順處,哀樂不能入也。"這個統一,"與造物者遊"之空想,事實上是沒有的,惟"與世俗處"之實際,卻又遠乎"天",於是乎產生了晉人的一套"跡"論,下麵我們先用史實來證明:

"康既被誅,文帝問向秀曰:'聞有箕山之誌,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後為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跡'而已。"(晉書卷四九)

但他懷念呂安嵇康,作思舊賦,也有如下寫心之句:

"踐二子之遺跡兮,曆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湣周兮,悲麥秀於殷墟,追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在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晉書卷四九)

著名的豪族庾峻,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他上疏晉武帝,為了調和階級矛盾,安定統治權,說出了當時儒道可合的政策,他的話如下:

"臣聞黎庶之性,人眾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眾,為賢眾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禦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庭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庭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為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棲於丘園,高節出於眾庶,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名,最下就列位,雖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為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於主,行雖詭朝,而功同於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兒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廊廟多置才,而野人亦不失為君子:此先王之弘也。

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性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敦,終於皇輿為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並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誌山林,往往間出,無使入者不能複出,往者不能複反,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晉書卷五十)

他的兩個兒子,仕於晉惠帝之時,庾瑉因"世路如此,禍難將及",自料將死於非命,後果然。庾敳的名士事跡,史載更詳盡,本傳說:

"敳字子嵩,......為陳留相,未嚐以事嬰心,從容酣暢,寄通而已。處眾人中,居然獨立。嚐讀老莊,曰:'正與人意暗同。'太尉王衍雅重之。敳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衍賈誼之鵩鳥也。其詞曰:

至理歸於渾一兮,榮辱固亦同貫;存亡既已均齊兮,正盡死複何歎!物鹹定於無初兮,俟時至而後驗,若四節之素代兮,豈當今之得遠。且安有壽之與天兮,或者情橫多戀,宗統竟初不別兮,大德亡其情願。蠢動皆神之為兮,癡聖惟貨所建,真人都遣穢累兮,性茫蕩而無岸。縱軀於遼廓之庭兮,委體乎寂寥之館;天地短於朝生兮,億代促於始旦。顧瞻宇宙微細兮,眇若豪鋒之半。飄玄曠之域兮,深莫暢而靡玩,元與自然並體兮,融液忽而四散。

從子亮見賦而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複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

遷吏部郎。是時天下多故,機變屢起;敳嚐靜默無為。叅東海王越太傅軍事,轉軍諮祭酒。時越府多儶異,敳在其中,常自袖手。豫州牧長史河南郭象善老莊,時人以為王弼之亞,敳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象後為太傅主簿,任事專勢,敳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