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19世紀中期的思想文化
第一章 思潮與學術
一、經世思潮的興起與發展
鴉片戰爭前夜的思想界和學術界，萬馬齊喑，少有生氣。多數士人沉溺在八股製藝、漢學宋學中，於國計民生，渺不相涉。但一些有識之士看到社會險象環生，"山雨欲來風滿樓"，常聚首宏議，慷慨悲歌。他們以天下為己任，不滿於漢宋學的空疏無益，主張關心民瘼，開始提倡經世致用思想。嘉道時期，經世思潮的興起已經引人注目。1826年，由賀長齡、魏源編纂的《皇朝經世文編》問世，集中反映了經世思潮的發展成果。到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推動倡導經世思潮的代表人物，除了賀、魏外，還有陶澍、林則徐、龔自珍、姚瑩、包世臣、何秋濤、張穆、徐繼畬等人，形成了地主階級中的經世派。
經世派倡導經世思想，著力點有二：一是譏切時弊；二是倡言社會改革。
經世派懷著憂國憂民的心情，對社會的積弊沉屙進行了深入而廣泛的抨擊。在他們的筆下描繪出清王朝吏治敗壞、軍備廢弛、社會經濟凋零、道德淪喪的真實情景，反映出廣大人民對清朝腐朽統治的強烈不滿。其中，龔自珍的抨擊最具力度。龔自珍（1792--1841），字璱人，號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不僅無情地鞭撻清朝統治的黑暗腐朽，而且進一步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封建君主專製製度。龔自珍認為，"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即人才的枯竭，是當時社會衰墮的主要征候；而造成人才枯竭，道德淪喪的原因，是君主的"乾綱獨斷"。他說："昔者霸天下之氏，稱祖之廟，其力疆，其誌武，其聰明上，其財多，未嚐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嵩高其身；一人為剛，萬夫為柔，以大便其有力。"這種批判觸及到了封建社會的實質性問題。
在譏切時弊的同時，經世派還探討了如何使國家振衰起弊的問題。他們根據儒學的"變易"觀，提出了"變法"主張。龔自珍大聲疾呼："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魏源也強調："變古愈盡，便民愈甚。"他們試圖在不根本變革封建製度的前提下，通過實行局部性的社會改革來興利除弊，使清王朝擺脫危機。具體地說，便是提倡"實政"、"實學"，企求匡世濟民的實效。所謂"實政"、"實學"，是指與國計民生息息相關的一切政務和學問，諸如漕運、鹽政、農事、河工、兵製、刑律、吏治、科舉及邊疆地理等。所以龔自珍的《農宗》、《平均篇》、吳鋌的《因時論》、湯鵬的《浮邱子·醫貧》等，都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均田"、"限田"主張，以期緩和當時愈演愈烈的土地兼並問題。包世臣在《說儲》、《青口議》、《庚辰雜著》等著作中，主張在發展農業的同時，也要重視發展工商業，闡述了"本末皆富"的道理；魏源的《籌漕篇》、《籌鹺篇》、《籌河篇》，以及林則徐的《畿輔水利議》等，都對治理漕、河、鹽三大政作了有益的探討。至於何秋濤的《溯方備乘》、張穆的《蒙古遊牧記》等書，則對我國的邊疆地理及與鄰國的關係作了開拓性的研究，提醒國人加強邊疆建設，抵禦外來之敵。
鴉片戰爭後，中國麵臨著西方的侵略，民族危機日亟；同時，歐風美雨東漸，又為時人提供了開眼看世界的機會。由是，經世派中一部分人開始向西方尋求救國之道，從而為傳統的經世思想注入了新的時代精神。在這方麵，林則徐、魏源、姚瑩、徐繼畬最具建樹。
林則徐作為地主階級傑出的政治家和愛國者，不僅主張堅決抵抗外國侵略，而且成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廣東主持禁煙的過程中，較早地擺脫了封建士大夫盲目虛驕的心理，為了解"夷情"，"日日使人刺探夷事，翻譯夷書，又購其新聞紙。"林則徐主持翻譯了《澳門新聞紙》、《華事夷言》，又把有關外國史地的資料譯成《四洲誌》。他還注意學習西方船炮技術，不僅購置西方船炮以為我用，而且組織人力摘譯有關船炮操作的資料，以便仿造西式戰船。林則徐以欽差大臣之尊，力倡探求域外新知，開了風氣之失。他被清政府遣戍新疆伊犁後，親自踏勘天山南北，積極組織當地群眾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並以兵農合一、屯墾戍邊的辦法，謀求增強西北邊疆的防禦力量。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陽人。他與龔自珍、林則徐等交往甚密，提倡經世之學。他曾代江蘇布政使賀長齡編輯《皇朝經世文編》，助兩江總督陶澍籌議漕運、鹽政、水利諸政。鴉片戰爭期間，他參加浙東抗英鬥爭，後退而著述，在《四洲誌》的基礎上增補中外資料，於1842年撰寫成著名的《海國圖誌》50卷（後擴為100卷）。這部著作較為係統地介紹了世界各國的地理、曆史、政情，總結了鴉片戰爭的經驗教訓，並提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主張。魏源批評守舊者虛驕尚氣，"徒知侈張中華，未睹寰瀛之大。"他認為，要強國禦侮，首先要"洞悉夷情"，了解世界。應當放下天朝大國的架子，麵對現實，承認西方有值得中國學習的"長技"。他說："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魏源建議，在中國設立兵工廠和造船廠，聘請"洋匠"來華施教；同時，譯西書，改革科舉考試製度，培養新式人材。他期待這樣就可使西方"長技"盡為中國所得。魏源肯定人民群眾在反侵略鬥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熱情讚揚了三元裏人民的抗英鬥爭。他對在戰爭中暴露出的清朝統治者的腐敗無能，深為不滿，要求改革內政，"去偽，去飾，去畏難，去養癰，去營窟"，做到"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魏源最早從觀念形態上提出"師夷長技以製夷"的鮮明主張，對其時和後來的思想界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海國圖誌》流傳到日本，也助益了日本的明治維新。
姚瑩（1785--1853），字石甫，安徽桐城人。鴉片戰爭期間任台灣道，為抵禦英軍侵略作出了貢獻。戰後，他積極探求域外新知，"籌製夷之策"。1845年寫成《康輶紀行》一書，介紹中國西南邊疆及外國一些地區的史地風情，告誡國人警惕英國侵略野心，主張加強沿海與邊疆防務，學習西方的數學、天文學等"長技"。姚瑩自謂，"喋血飲恨"著《康輶紀行》，目的是在於"欲吾中國童叟，皆習見習聞，知彼虛實，然後徐籌製夷之策。""冀雪中國之恥，重邊海之防，免胥淪於鬼域。"這與魏源著《海國圖誌》的愛國動機是一樣的。
徐繼畬（1795--1873），字健男，山西五台人。1848年於福建巡撫任上成《瀛環誌略》10卷。全書以圖為綱，依次介紹世界各國的疆域形勝、風土人情及曆史變遷。卷帙雖遠遜於《海國圖誌》，但選材更為翔實精當。《瀛環誌略》是繼《海國圖誌》之後出現的又一部介紹世界史地的重要著作。王韜說："近來談海外掌故者，當以徐鬆龕中丞之《瀛環誌略》，魏默深司馬之《海國圖誌》為矢，......此誠當今有用之書，而吾人所宜盱衡而矚遠者也。"
二、漢宋學的合流
在鴉片戰爭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由封建統治階級支持的漢學和宋學仍然在學術領域占據著主導地位。漢學又稱考據學、樸學，曾在乾嘉時期鼎盛一時，成為清代的顯學。嘉道以後，漢學弊端盡露，受到廣泛的批評，開始步入衰途。不過，它餘威尚熾，仍然保持著一支人數可觀的著者隊伍，在經學、小學等研究領域中，有影響的學術著作不絕於世。宋學，又稱理學、義理之學，或性理之學，開創於宋代。由宋至明，這一學派分為程朱派和陸王派。自南宋後，程朱理學被奉為官方哲學，受到曆代統治者的扶植。清初，理學在清王朝的支持下一度顯赫，後因漢學的衝擊，被多數士人所冷落，沉寂了百餘年。但到嘉道年間，理學士人承漢學衰落之際，大力倡導，又使程朱理學出現了複興的局麵。許多理學家把漢學看作理學複興的最大障礙，不遺餘力地予以抨擊，重新挑起了漢宋之爭。方東樹（1772--1851）的《漢學商兌》（成書於1826年）是抨擊漢學最激烈的著作。作者在書中用程朱理學的觀點對漢學進行了全麵、係統的批判，斥責漢學"啟後學空疏之陋，"危害勝於"洪水猛獸"。在《漢學商兌》的影響下，一些理學中人紛紛著書立說，抨擊漢學，揚宋抑漢的風氣在學界形成。
19世紀50-60年代，全國各族人民的反清起義打亂了封建統治秩序，清朝統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學，試圖以此收攬人心，挽救統治危機。北京政變後，清政府為了樹立"正人立朝"的形象，大量起用講求理學的大臣。曾被閑置的倭仁、李棠階、吳廷棟等理學宿儒先後調入中央，委以重任。曾國藩被授為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掌握了很大的軍政權力。各地也都出現了不少理學名士，由是理學勢力益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