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這是一篇隨意性極強的手記，其文體卻鮮明地烙上沈從文向有的文字特點：文字鬆弛、內涵豐富、語言有節奏感。沈從文有很高的音樂辨別能力，文章從"靜中有聲"開始寫起，寫了各種各樣的聲音：遠處的鼓聲（幻覺），灶馬的振翅聲，孩子的睡鼾聲，收音機裏的古典音樂聲......每種不同的聲音都喚起了他不同的情緒變化，相當細膩有致。在短小的篇幅裏他插入了三段不同時間向度的敘事文字：曆史的回憶、現實的抒情和對未來的幻想，其中蘊涵了三個女性：曆史上的丁玲，現實生活中的張兆和，和幻覺中的翠翠。他首先從一張舊照片引出了丁玲的故事是意味深長的。青年時代，沈從文與丁玲夫婦是極好的朋友，雖然走的道路不一樣，但是在丁玲的丈夫胡也頻犧牲以後，他曾冒著危險護送丁玲和遺孤回家鄉，可說是有膽有識；當丁玲被國民黨政府秘密逮捕後，他又公開發表長篇散文《記丁玲》來喚起民眾對失蹤者的關注，可說是有情有義。十九年過去了，丁玲成了新時代的文藝官員和風雲人物，當年護送的遺孤也已經長大成人，可是他，卻"被自己的瘋狂，遊離於群外"，曆史是多麼嘲弄人？對於患難與共的妻子張兆和，沈從文是充滿了感激和愧疚。當他的思緒從照片上的曆史回到現實時，他用兩句話來描寫自己的家庭："兆和健溝而正直，孩子們極知自重自愛"。這兩句話其實是一層意思，後一句更加襯托出前一句兆和的健溝正直、教子有方。眼看著這樣一個在溫馨熟睡中的幸福家庭將會因為他的緣故而遭到破壞，他的恐懼和絕望是可以想象的，靜夜中小灶馬的振翅鳴叫似乎也渲染了這種絕望的心理。最後，沈從文又想到了家鄉--他時刻魂縈夢繞之地，這位湘西民間世界的赤誠歌手在社會變動中飽經孤獨與冷遇以後，本能地想回到土地的懷抱之中，他本來就是屬於那一塊樸素的土地。翠翠也許是他小說裏的人物，也許是藝術人物的生活原型，也可能是家鄉民間世界的一個文化幻想，象征了作家歸隱民間的理想。值得注意的是作家描述家鄉時用的是未來時態（端午快到了）而不是過去時態，隱含了作家對未來道路的自覺選擇：雖然他後來沒有歸隱湘西民間，卻以半生的精力流連於民俗文化和曆史博物的整理，而自覺遠離喧囂的文壇與社會，在民間崗位上盡了知識分子的職責。
如果說，魯迅當年以石破天驚的《狂人日記》揭開中國現代文學大幕，宣布了現代知識分子與傳統徹底決裂的大無畏精神，奠定了以啟蒙為特征的現代文學傳統，那麼，沈從文的這篇低調的新"狂人日記"於50年代以後的文學史同樣有著重要的意義。盡管這篇作品當時不可能發表也不可能流傳，但從文學史的眼光來考察，當代文學史上一直若隱若現地流淌著一股創作潛流，許多被剝奪了寫作權利的知識分子留下大批沒有公開發表的私人性文字：日記，書信，劄記，詩歌，以及有意識的文學創作，真實地表達了他們對時代的感受和思考的聲音。這些文字比當時公開發表的作品更加真實和美麗，因此從今天看來也更加具有文學史的價值。而沈從文的這篇手記，應該是這股潛在寫作之流的濫觴。
第四章 《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故事》的創作
在50年代初期的文學讀物裏，不管是哪一類作家，隻要他能公開發表的作品，大約都是歌頌性的，隻是各人的曆史文化的背景不一樣，對時代的感受也不一樣。有許多為"歌頌"而"歌頌"的作品，在今天讀來完全失去了具體的感染力。這不完全是因為今天的讀者已經不理解那個時代的感情，譬如胡風的《時間開始了》雖然也夾雜著許多程式化的語言，但詩歌裏洋溢著巨大而真摯的感情（主要是《青春曲》裏的抒情詩）和對先烈的深切緬懷（主要是《安魂曲》的部分內容），現在讀起來仍然相當感人。但是大量來自國統區作家，對新的政權不可能產生理所當然的"勝利者"情懷，他們認同新的時代，並願意學習時代所需要的精神武器，在自我教育的基礎上趕上時代的要求。這樣的作家在寫歌頌性的作品時態度總是比較謹慎，很少將抒情主體擴大為"時代聲音"，而是作家通過發揚主體的積極因素來尋找與時代的切合點。"五四"新文學的傳統自身具有強烈的民主性因素，在新的時代裏仍然可能結合時代的戰鬥性要求，使他們對時代的歌頌與主觀情感建立切實的聯係，使"頌歌"成為一種比較誠實的抒情。如詩人臧克家在1949年底寫的短詩《有的人》，在紀念魯迅這一切合點上接通了時代的精神，詩中有名的短句："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深刻地表達了兩種人生觀念和人生價值的對比，不但在當時，而且在半個世紀的生生死死的民族災難和苦鬥中，也一再被人們引用為對行屍走肉的憎恨和對革命聖徒的懷念。還有老舍，他從美國回來後根據北京市民的生活狀況，寫出了《龍須溝》等一批話劇，在表現北京市民生活變化這一點上，歌頌了新的時代和北京市政府，主題是新的，但作品的題材和創作思想都有一以貫之的連續性等等。這樣的創作在當時都屬於比較優秀的創作。而散文《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故事》，正是這樣一篇有代表性的作品。
作家巴金是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覺醒並走上社會的一代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他早年信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無政府主義理論，參加過一些社會活動，1929年初發表第一部小說《滅亡》，就是以自己的社會革命經驗為題材，來宣泄對社會專製製度的仇恨。30年代中國的無政府主義運動遭到鎮壓而失敗，巴金用文學形式寫了大量的小說和散文，宣泄內心的苦悶和尋找出路的欲望，在社會上激起強烈反響，受到廣大青年讀者的歡迎。他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愛情三部曲》等以強烈批判社會專製製度和封建家族製度、鼓勵青年反抗精神而聞名，抗戰後期他的寫作風格漸轉冷靜，代表作《憩園》、《寒夜》等，對小人物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厚的人道主義的同情。50年代以後，巴金雖然作為一位有聲望的進步作家受到社會的尊重，但他原來的政治理想顯然變得不合時宜，事實上他也主動放棄了對信仰的宣傳，隻是保持了熱情的文風，用來抒寫對新的政權和新的時代的歌頌。巴金這一時期的文學活動主要有官方安排的各種出國訪問（包括到朝鮮戰場去"體驗生活），然後寫出各種遊記、隨感和誌願軍的英雄故事。雖然寫得不少，但在這種急功近利的寫作動機下很難發揮他的創作優勢，他所擅長的抒情藝術也顯得瑣碎而空洞。在這樣的創作背景下，《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故事》是一篇難得的好作品。
這篇散文雖然還是用平鋪直敘的方式記錄了作家參觀集中營的過程，雖然作家基本上是敘述集中營的曆史資料而很少主觀發揮，但它震撼人心的力量仍然十分強烈。這首先是材料的力量所決定的，在大量的納粹迫害猶太民族的罪行麵前，任何主觀抒情都會變得虛偽與不相適宜，重溫這段曆史悲劇的人，隻能屏氣息聲，靜靜地沉入曆史。作家用純客觀的敘事方式帶領讀者身臨其境地參觀集中營，從進入到結束，讓曆史事實在每個人的眼中和心中流淌，這正是這篇散文最恰當的表達形式；其次，從作家的敘事中可以了解到，作家並不是真的純客觀地介紹一次參觀過程，任何形式的參觀活動都不可能獲得那麼詳細的材料和完整的印象，作家隻是套用參觀記的敘事結構，在閱讀了有關研究著作和回憶錄以後，才精心組織起這篇文章。許多材料不動聲色地從作家筆底顯現出來，與集中營所展覽的內容渾然一體地揉合在一起，達到了完整、豐富、有機的統一。其三，在非常有限的篇幅下，作家還是刻畫了一個波蘭人阿來克斯的形象，這位從小竿在集中營裏渡過、父母都死在這裏的年輕人竟然擔任了參觀集中營的接待工作，這本身就是一個殘酷的現象，但作家寫出了他的冷靜和堅強，隻有一處，作家這樣寫他："平日倔強的阿來克斯現在顯得沉靜了，他的眼光在各處找尋。他在找尋他的父母的腳跡嗎？他在回憶那些過去了的恐怖的日子嗎？忽然他抬起頭看著我們，過後便指著濕潤的土地說：'這都是燒剩的人骨頭啊，這些白色的小東西！'我朝我的腳邊看，土裏麵的確攙雜了不少的白色的小粒。"這樣一個小小的殘酷的現場有力地襯托了阿來克斯冷靜的表麵下巨大的內心痛感，他顯然不是麻木地職業化地展覽自己民族的苦難。
巴金所信仰的無政府主義本身具有複雜的內涵，人道主義是其內容的重要構成之一。20世紀人類文明的偉大之處，不僅在於有能力製止殘酷與野蠻，還表現為有能力揭露人類自身的野蠻的獸性，以此警戒人類自身內部存在的文明危機。這是任何一個人道主義者所必須勇敢麵對的問題。巴金的信仰裏充滿了人道主義的戰鬥勇氣，在20年代反對美國政府迫害工人運動領袖薩珂與凡宰特的時候、在30年代反對法西斯軍隊侵犯西班牙的時候，巴金都積極地參與到這些世界性鬥爭中，盡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國際人道主義的義務。所以由他來寫關於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罪惡是最恰當不過的，他的人道主義的痛苦也隻有在這種場趕才能與5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反對帝國主義的立場有機地吻合起來。散文的結尾寫到作家將離開現場，他悲痛地寫著："我不能再想下去了。我是一個人，我有人的感情啊！我的神經受不了這許多。對著那遍地的白色骨粒，我能夠說什麼告別的話呢？"於是作家依依不舍地站在那裏不忍離去。這樣的抒情方式與心理描寫，與當時高昂的時代戰鬥精神也不怎麼相吻合，若出現在另外一種場趕很可能會被批評為"小資產階級思想感情"的表現，但由於這樣的國際性題材和反納粹背景，也就被理所當然地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