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學
第一卷 香港文學概論
第一章 香港文學界說
據最新考古發現，香港已有四億年的地質曆史，在新石器時代就有人活動的蹤跡。史料記載，趙宋時代，有僧人"懷渡禪師"居住在香港附近的清山，宋室南渡後，宋朝皇帝曾避元兵於九龍。清朝康熙年間，清政府曾派兵駐守香港，並準許內地人民遷往島上居住謀生，繳納地稅，領地耕種。到了近代，清政府腐敗無能，鴉片戰爭失敗後，被迫與英國簽訂了屈膝求和的《南京條約》，香港從此被劃割出來，與祖國母親分離。1889年英國又以"保衛地方及防護疆土"和"拓展香港人疆界"為由，強迫租借九龍及新界地區，租期為九十九年，至1997年為止。值得欣喜的是，香港及九龍新界，在1997年7月1日，已順利回歸到祖國懷抱，從此掀開香港曆史的新篇章。
第二章 香港文學的特質
香港文學發展至今，逐漸形成一些區別於其他海外華文文學和內地文學的特質，這是香港社會獨特的政治製度、經濟體製及意識形態所決定的。
從曆史、地理等狀況而言，香港隸屬中國版圖，原屬廣東東莞縣，後劃歸寶安縣。香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分支，它的根基仍然是中國傳統文化。
香港近百年的殖民地曆史，造成了英國殖民文化對香港的強烈衝擊，從而使得香港文化附有濃重的西方文化色彩，這在香港的文學作品中都有體現，如西方語言在文學作品中混雜，形成中西文同現的特殊文學景觀。再者，香港的作家，尤其是嚴肅文學作家，大多受過西方式的高等教育，其文學作品中的外來文化影響因素更大。
香港文學具有流動性、開放性、兼容性的特色。香港是一個自由港，經濟體製的開放，政治製度的開放直接導致了香港文化的開放性，即在價值觀念、人生態度、愛情觀等方麵都超越了傳統觀念。在香港，各種文學流派的作品並存，各種文藝創作風格充斥各類作品中，使得香港文學創作風格變化不定，具有極顯著的流動性。另外，香港文學接受和融合了中西混雜的文化，並使之和諧地統一於其中，顯示了香港文學極強的兼容性。香港文學中的都市文化色彩濃重。香港曆經百年的發展，業已成為世界著名的經濟發達的現代都市，具有較高層度的現代都市文明，在這都市文明孕育下的香港文學，其都市文化色彩也顯得相當濃重。香港文學的兼容性，導致了香港文壇上左派與右派並存、通俗與嚴肅並存、本土與外來文學並存的文學現象。雙方獨立發展，亦很少進行交鋒，一起在香港文壇上齊頭並進，極大地豐富了香港文學的內涵。
當代香港文學，快餐（專欄）文學最為活躍，形成一大特色，以數百字的雜文小品居多，長篇作品較少出現。這也許受香港社會的節奏加快、影視等高科技媒體高度發展的衝擊，人們已無暇觀看長篇累牘的敘述。
香港通俗文學所占比重最大，又以武俠、言情為主，另外科幻、驚險、偵探題材的作品也不少，其他如微型小說、詩歌、影視文學也占有相當比例。
第三章 香港文學的萌芽期、開拓期
香港自從有中國人在此居住，就有包括文學在內的文化活動。在早期，主要是山歌一類的口頭文學，香港居民中有學識人士則吟詩作文，此屬於唐詩宋詞元曲之類。這些姑且算作香港文學的古文傳統。
1853年麵世的香港最早中文期刊《遐邇貫珍》，登載一些遊記及介紹西方文學《伊索寓言》和《失樂園》的文章。1874年創刊的《循環日報》，發表一些談中國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文章。1900年同盟會創辦的《中國日報》麵世，其副刊刊登了不少作品，以文藝的形式鼓吹革命。不過，在十九世紀香港作為一個商埠，其文學作品還是以娛樂消閑文學為主。據阿英在《晚清文藝報刊述略》一書中記載，香港最早的文藝期刊是1907年1月出版的《小說世界》及同年底創刊的《新小說叢》，前者發表小說為主，含有反帝反清的內容，詩詞多宣傳民族獨立意識；後者則以翻譯歐美小說為主，用的是淺白的文言，雖有溝通中西文化之意，但仍以吸收西方文化為主，該刊的創作小說隻有寓居新加坡的邱菽園寫的曆史小說《兩歲星》，邱氏的文學接近白話，在當時算是一種進步。不過，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香港文學，還是以娛樂消閑文學為主，如數年後麵世的《妙諦小說》、《小說旬刊》、《文學研究錄》、《雙聲》等文藝刊物，主要刊登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及偵探奇情之類作品。香港的這一段曆史及文學狀況，曾被香港學者羅香林教授稱為隱逸派人士的懷古時期。所謂隱逸人士，是指那些不滿民國共和而避居香港的晚清遺老，（見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年版，第197頁。）他們一進入香港，便成為香港知識分子階層的一部分，與香港原有的舊文化勢力相勾結，鼓吹複古的觀念，阻礙了香港的新文化發展。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之前，香港的文化仍處於落後、保守的狀態，震動全國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對當時香港社會和香港文壇的影響甚微。在當時的香港文壇，國粹派占據了主流，連港督本人也親自鼓吹"整理園故"。香港老作家侶倫曾著文概括這一時期的狀況，"那時候，頭腦頑固的人不但反對白話文，簡直也否定白話文是中國正統文學。這些人在教育上提倡'尊師重道'和攻讀四書五經以保存'國粹'；看見有人用白話文寫什麼，便搖頭歎息'國粹淪亡'，對於孔聖人簡直是'大逆不道'。在這樣混沌情形下，新的思想、新的文化要想滲進來是相當困難的事情。"（侶倫：《向水屋筆語》，香港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3頁。）
香港新文學的萌芽，大約在本世紀的二十年代中期。盡管此時舊文學仍占據香港文壇的正宗地位，但是"五四"新思潮和"五四"新文學所顯示的時代新方向，所反映的曆史新潮流，仍對沉寂的香港文壇產生著潛移默化的滲透作用，並開始吸引一些作家和文藝青年接受新文學的熏陶，開始嚐試白話文寫作。與此同時，一些文藝刊物如《雙聲》、《妙諦小說》、《小說星期刊》等，也開始紛紛刊登白話或半白話文小說以及白話新詩，新文學的進入使早期香港文壇出現可喜景象，香港文學從此開始進入文言與白話之消長、交替的過渡階段，也預示著香港新文學發展的新時期即將到來。
香港新文學的真正興起是在1927年以後。北伐戰爭勝利後，中國的封建殘餘勢力遭受毀滅性打擊，盤踞香港的國粹派等舊文化勢力也紛紛偃旗息鼓，作鳥獸散。同時，國內新文學運動得到空前發展，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等新文學社團的文學作品漸次流入香港，對於香港文壇和文學青年產生了強烈的震撼。
1927年2月，魯迅應香港青年會之邀，在香港作了題為《無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完》兩次演講。魯迅的演講，一方麵抨擊了封建主義的愚民政策，一方麵對外國企圖利用中國的舊文化以奴役中國人民的用心，予以毫不留情的揭露。魯迅在香港的活動，無論對於已初步接受"五四"新文化思潮熏陶的香港文學青年，還是對正處於文白消長、新舊交替的香港文壇，都是一次深刻的啟迪和有力的促進。
1928年8月，由張稚廬主編的《伴侶》雜誌創刊，這是香港第一本純粹的新文學刊物，標誌著香港文學新時期的到來，該刊主要刊登較為成熟的白話文作品，內容活潑健康，形式短小多樣，風格別致清新。雜誌培植了香港第一批新文學作者，如侶倫、張吻冰等，大陸的著名作家沈從文、胡也頻等也為它寫過稿。由於銷路不佳，經濟拮據，《伴侶》雜誌於1929年1月停刊，之後，《伴侶》的一些主要撰稿人結伴組織了香港第一個新文學社團"島上社"，先後出版《鐵馬》和《島上》雜誌。1930年前後數年，有十幾種文學期刊陸續出現，如《小齒輪》、《今日詩歌》、《春雷半月刊》等，但這些期刊因創辦者思想準備和經驗不足，故支撐不了多長時間便停刊了。1933年，由南國出版社出版、梁國英藥局支持的《紅豆》雜誌麵世。《紅豆》生存了兩年多，兼容詩、小說、散文、評論等文學品種，圖文並茂，而且還出了許多西方文學專號，大力介紹西洋文學。《紅豆》在當時成為深受香港讀者喜歡的雜誌。
1927年至1937年，是香港新文學發展的開拓期，其文學創作較為稚嫩，結構簡單，藝術技巧粗疏，文字半文半白，或是"放腳式"的白話文。在詩歌創作方麵，顯得過於直白，缺乏藝術性和美感。在小說創作方麵，創造社作家的作品對香港新文學作家影響甚巨，其創作傳承了創造社作家的傷感情調和歐化傾向，有些作品較真實地反映了香港社會生活的某些側麵，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認識價值，對形象塑造和白描手法的運用漸趨自然和熟練。其代表作有平可的長篇小說《錦鏽年華》路易士的詩集《行過的生命》、張吻冰的《重逢》、《粉臉上的黑痣》、黎覺奔的《VIOLIN之死》、陳靈穀的《雪蓮之死》、謝晨光的《在燈光通明的時候》等等。總之，開拓期的香港文學在走完了一段複雜而艱辛的轉化路程之後，完成了其曆史性的跨越。
三十年代的香港文壇，本地青年作者如謝晨光、張吻冰、岑卓雲、侶倫等漸露頭角。到1937年抗戰之後，大批的內地作家南下，本地作者在文藝浪潮中頓然失色。抗戰時期，內地硝煙彌漫，戰火紛飛，惟有香港成為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一塊安靜的樂土。於是，許多內地作家紛紛南下，一時間，香港成為中國的文化中心。這批南下作家大致有三種情況：
一是暫時寓居或把香港作中轉站的，如郭沫若、鬱達夫、巴金、胡風、徐遲、端木蕻良、周而複、歐陽予倩、施蟄存、杜埃、陳殘雲、袁水拍、戈寶權、鬱風、樓適夷、葉君健、駱賓基等等。他們或者帶著任務來香港，或者通過香港往南洋各國，或者以香港為中轉站到內地各抗日根據地去。
二是部分作家雖也是暫時寓居，但居留香港的時間相當長，而且創作了很有影響的作品。如茅盾前後三次來港，居住近三年，創作有《腐蝕》、《鍛煉》等。戴望舒在港超過十年，著有詩集《災難的歲月》等。另外，還有夏衍、蕭乾、楊剛等，都屬於這種情況。
三是由暫時的寄寓轉為長期定居，並且在香港走完了人生的最後旅程，如許地山在香港創作了中篇小說《玉官》和《鐵魚底鰓》，蕭紅則寫就著名長篇小說《呼蘭河傳》和《馬伯樂》。這類作家在香港的活動與創作，不僅是他們本人整個文學生涯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也是香港文學的組成部分。
1941年底香港淪陷後，南來作家和本土作家紛紛撤離香港回到內地。抗戰勝利後，不少香港本地作家回歸故裏，重拾筆杆。不久，內戰爆發，1946年至1949年間，香港又一次成為內地作家的避風港，同時也成為一些作家宣傳其政治思想的自由港.內地作家兩次南下香港，開展並參與了各種文化活動。
經樓適夷與許地山、戴望舒、簡又文等合作籌備，於1939年3月26日宣告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這是香港文學前三十年中，存在時間最長、最具規模的新文學社團，其《成立宣言》強調會員"必須變更過去留港同人們各自為戰的方式，而是歸於全國文協的旗幟下，立刻團結起來"，向國內外宣傳抗日。分會根據總會"一切在堅持抗戰"，"加緊團結、共負事功"的宗旨下開展一係列有意義的工作，如成立"文藝通訊部"、舉辦"八月文藝通訊競賽"、文藝講習班活動，還開展"反對新式風花雪月"大論戰等等。根據總會"我們應該把分散的各個戰友的力量團結起來，像前線戰士用他們的槍一樣，用我們的筆來發動民眾，捍衛祖國"的方針，分會動員在港作家努力創作，並提供發表園地，使香港這一時期的文學品種繁多，佳構連篇，呈現蓬勃繁榮景象。另外，在港作家還積極參與"民族形式"、"大眾化"問題的討論，並於1939年7月召開了通信文藝座談會，從而使香港文藝界的思想和學術氣氛空前活躍。（此段參引王劍叢《香港文學史》，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出版。）
南來香港的作家、文化人在港期間，積極創辦文藝刊物或主持報紙副刊。影響較大的有茅盾主編的《文藝陣地》（1938年創刊）、茅盾、葉靈鳳先後主編的《立報。言林》（1938年4月創刊）、戴望舒主編的《星島日報。星座》（1938年8月創刊）、周鯨文主編的《時代批評》（1938年6月創刊）、陸丹林主編的《大風》（1938年3月創刊）、端木蕻良主編的《時代文學》（1941年6月創刊）以及夏衍主編的《野草》等。這些文藝刊物及報紙副刊為本港及外來作家提供了發表園地，香港文壇呈現蓬勃的景象。
內地作家在香港的文學活動和創作，是他們在內地的文學活動與創作的延續與擴展。數以百計的內地作家，先後在香港持續了十年之久的文藝活動，對香港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不僅培植和促進了香港文學的發展，並給香港文學帶來了"五四"新文學傳統，在香港文學史冊上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香港第一代本土作家如侶倫、夏易、舒巷城等人的創作受到"五四"文化傳統潛移默化的影響，其作品中的"載道"意識甚濃。
在香港文學的萌芽期和開拓期，大批作家兩度南來，在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驅散了籠罩於此的封建舊文學氛圍，使香港的新文學園地呈現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著名的中國現代作家許地山、蕭紅為香港新文學建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香港成了他們的安息之地，他們在香港創作的作品也成了香港文學寶庫中的珍貴遺產。
許地山（1893-1941），筆名落華生，原籍福建龍溪。他是中國第一個新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發起人之一。1923年赴美國留學，次年轉入英國留學，學成回國在母校燕京大學任教。1935年，經胡適推薦到香港大學任教授兼中文學院院長。作為一名具有新思想、學貫中西的教育家，許地山在提高香港的民族文化教育方麵傾注了極大的熱情。來到香港後，他始終站在抗日救亡運動第一線，1939年3月，文協香港分會成立，他出任會長。許地山因勞累過度，不幸突發心髒病，於1941年8月4日去世。
許地山早年的小說（如《命命鳥》、《綴網勞蛛》）宗教氣息相當濃厚，他來香港後的創作中，也滲入了宗教意識。小說《玉官》的主人公玉官年輕時守寡，後皈依了宗教，並當了傳教士，她對中國的傳統宗教習俗同樣奉若神明，外出傳教時除了攜帶《聖經》，還不忘備一部《易經》。在主人公的行為中，可以看到基督教教義與中國傳統哲學理念的融合。許地山的《鐵魚底鰓》則是一篇具有鮮明時代精神的小說，主人公雷先生是位老科學家，不幸生在亂世，雖有一肚子學問，仍逃不脫失業的厄運。他懷著滿腔報國熱情，潛心研製出一艘具有神奇的性能的潛水艇模型。由於國民黨當局的腐敗昏庸，雷先生的這項了不起的國防科學發明卻得不到支持，報國無門的雷先生隻能仰天長歎。這是一篇帶有科幻色彩的作品卻又是一篇犀利的"幹預生活"之作，許地山一向重視兒童教育，他還於百忙中擠出時間為香港《好兒童》雜誌寫過幾篇兒童文學作品。他在《桃金娘》這篇童話中塑造了一個勇敢正直、不向命運屈服的小女孩桃金娘的形象，作品通過桃金娘的高尚行為教育小讀者："嫉妒"是害人的魔鬼，要用自己辛勤的勞動去開創美好的未來，麵對困難不要畏縮，要鼓起勇氣去戰勝它。在戰雲密布的艱難時世，日理萬機的許地山撥冗創作童話，不僅體現了他對兒童的愛心，也表明他對抗戰必勝和對祖國未來充滿信心。
蕭紅（1911-1942）本名張乃瑩，曾用筆名悄吟，出生於黑龍江省呼蘭縣一個大地主家庭，自幼喜愛文藝。1930年，為了反抗父親包辦婚姻而逃離家庭，備嚐生活的艱辛。1932年起開始走上文學創作之路。1935年出版了中篇小說《生死場》，奠定了她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1940年1月，蕭紅自重慶出發輾轉來到香港。她南來香港是為躲避戰亂以便從事寫作，同時也想藉此擺脫感情上的困擾。蕭紅在香港期間健康狀況一直不好，但仍堅持寫作，並積極參加文藝界抗日救亡活動。1942年1月24日，她因肺病、叫喉病並發不幸病逝於香港，去世時年僅三十歲。
蕭紅在香港的兩年時間裏，克服病痛，創作了一批重要作品。長篇小說《呼蘭河傳》是蕭紅創作後期的一部力作，小說中的呼蘭河小城是一個典型環境，那裏滿目的淒涼景象和人們都觸目驚心的麻木心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農村的一個縮影。作品深刻剖析了北方農村令人窒息的迷信和愚昧，在冷酷而強大的傳統習慣勢力的淫威下，生機勃發的年輕人被扼殺，小團圓媳婦被活活逼死，而麵對這些慘劇時，芸芸眾生顯得那樣冷漠。這部小說在藝術上頗有特色，作為一部長篇小說，全書卻沒有貫穿始終的主人公，也沒有設置完整的故事情節，在處理故事、場景，塑造人物形象時，采用了類似散文化的筆法。1946年，茅盾在為這部小說寫的序中稱，它有"一些比一部小說更為誘人些的東西，它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淒婉的歌謠。有諷刺，也有幽默。開始讀時有些輕鬆之感，然而愈讀下去，心頭就會一點一點沉重起來。可是，仍然有美，即使這美有點病態，也仍然不使你眩惑。"《馬伯樂》是蕭紅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雖說沒有完稿，但作在對戰時中國社會生活的形象描繪和對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麵，具有不容忽視的價值。小說主人公馬伯樂是一個缺乏崇高理想、靈魂空虛、怯懦苟安的舊知識分子形象。作品從抗戰前夕馬伯樂偕家眷逃難起筆，由青島至上海，由上海至漢口，再由漢口至重慶，一路上備嚐艱難，出盡洋相。一遇危難便六神無主，束手無策；危難一過立刻忘乎所以，先後判若二人，這成了馬伯樂的性格特征。《馬伯樂》在香港報上連載、刊載至第二部第九章時中斷了。劉以鬯曾指出："青島、上海、漢口與重慶，都是蕭紅熟悉的大城。蕭紅以這四座大城作為《馬伯樂》一書的背景，是可以滿意地表現出抗戰前夕與抗戰期間一部分人的生活內容的。如果蕭紅能夠將《馬伯樂》下篇也寫出的，寫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人必定會對這部意義深長的諷刺小說予以較高的評價。"（引自劉以鬯《蕭紅的〈馬伯樂〉續稿》，載香港《明報月刊》總第144期，1977年12月號。）蕭紅在香港期間還創作了《後花園》、《小城三月》等短篇小說，這些作品都取材於作者兒時在故鄉的生活，不同程度地帶有自傳色彩。在香港文化界舉辦"魯迅先生60誕辰紀念"活動中，蕭紅還寫了一出名為《民族魂魯迅》的短劇，用虛實相間的啞劇形式來展示魯迅的精神風貌。
侶倫，原名李霖，又名李林風，廣東惠陽人，1911年9月出生於香港九龍。第一次大革命時期，他回廣東參加國民革命軍。侶倫是香港文壇早期新文學創作的元老之一。1926年，侶倫首以《睡獅集》為題，在香港《大公報》副刊上發表新詩多首，與此同時，其小說、散文也相繼在當時的新文藝刊物上出現，從此侶倫開始其漫長的文學創作生涯。1928年8月，被譽為"香港新文壇第一燕"的新文藝期刊《伴侶》創刊，侶倫成為其主要撰稿人。"侶倫"便是他1928年發表小說《殿薇》、《O的日記》時所用的筆名。
1929年，侶倫首先與一群新文學朋友組成"島上社"，這是香港的第一個新文學社團。侶倫與同人們談寫作，提倡新文學，向香港舊文學勢力展開批判。這個文學社團在當時十分活躍，很有影響力，尤其是侶倫，他主編文藝副刊，參加茶話會，聯絡文藝界朋友，堪稱當時香港新文壇的旗手。1929年，侶倫與同人創辦的《島上》，接著創辦的《鐵馬》，這是比《伴侶》更具文藝氣息和時代色彩的雜誌。1931年以後，侶倫先後編輯過《南華日報》的文藝副刊、《新地周刊》、《華僑日報》的《文藝周刊》，還有《時代風景》、《時代筆語》、《南風》、《激流》、《詩頁》、《今日詩歌》等。侶倫注意培養文藝新秀，在他編輯的刊物上重視發表新人作品，有力地促進了香港新文學的發展。香港淪陷後，侶倫被迫去大陸，到廣東紫金縣當小學教師，生活顛沛流離，但他仍堅持創作，並寫出了中篇小說《無盡的愛》。
在香港文學開拓期，作家生活處境異常艱辛，侶倫卻堅持不懈，無比執著地進行新文學創作，先後創作了散文集《紅茶》；小說集《黑麗拉》、《無盡的愛》、《永久之歌》；長篇小說《窮巷》；電影劇本《情深恨更深》、《諜網恩仇》等。這些成果成為香港新文學的第一批收獲。1955年，侶倫自辦采風通訊社，並先後創作了長篇小說《戀曲二重奏》、《特殊家室》；中篇小說集《三顆心的男子》、《都市風塵》、《佳期》、《暗算》、《伉儷》、《彩夢》、《殘渣》、《舊恨》、《錯誤的傳奇》、《愛名譽的人》等以及多部散文集，1988年侶倫辭世。\；在香港文學史上，侶倫是占有重要一席的作家，有"貫穿香港現代和當代文學史第一人"之譽。他從事文學活動長達六十餘年，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創作的《黑麗拉》、《無盡的愛》、《永久之歌》等小說集在香港和內地就大受歡迎，並暢銷東南亞一帶。侶倫是一位創作態度極為嚴謹的作家，從不創作低級庸俗的作品。《窮巷》是侶倫的代表作。這部作品構思嚴謹、形象鮮明，情節富於戲劇性，其中交織著真誠的愛和刻骨的恨，充滿生活氣息和時代色彩。《窮巷》的出現，標誌著香港文學已經日臻成熟，並已取得了輝煌成就。
《窮巷》寫於1948年，最早連載於夏衍主編的香港《華商報》文藝副刊，1952年由香港文苑書店初版。小說描寫了一群不同職業、不同身份的"卑微者"的悲苦生活。其中有靠寫作為生的作家，有遭到蹂躪而輕生的少女，有走投無路的失業青年，有收入微薄的教書匠，有收買破爛的人。他們萍水相逢，殊途同歸，共同組成一個"窮家"。他們互相同情，互相支持，相濡以沫，苦苦掙紮，但在迫租、失業、失戀的重重打擊下，無法生活下來，這個"家庭"最後被迫走向崩潰。小說形象地反映了抗戰勝利後香港現實生活中的混亂、嚴酷和社會的不合理。
《窮巷》結構嚴謹，描寫細膩，矛盾鬥爭犬牙交錯，"家庭"內外的矛盾相結合，曆史的矛盾與現實的矛盾相糅合，環環相扣，人物命運層層推進，高潮迭出。《窮巷》中的人物已經從夢幻狀態走向現實生活，情感描寫也從男女間的純愛轉向人與人之間的友愛，這標誌著作者創作藝術上的成熟，也標誌著作者創作傾向上的變化，是香港文學史上一部有曆史意義的作品。
侶倫同時也是一位頗具特色的散文作家，其散文文字簡樸醇厚，意緒委婉，感人至深。
黃穀柳（1908-1977），原籍廣東梅縣，出生於越南海防市。年輕時到香港謀生，曾參加侶倫組織的新聞學社。抗戰前後，在香港報刊上發表小說。1947年至1948年，他在香港報刊陸續連載三部中篇小說，《春風秋雨》、《白雲珠海》、《山長水遠》，這三部內容相連貫的小說後輯成一冊，取名《蝦球傳》出版。《蝦球傳》可謂香港社會寫實小說的奠基之作，同侶倫的《窮巷》曾被譽為香港文學早期創作的"雙璧"。黃穀柳的《蝦球傳》，寫了流浪少年足球闖蕩江湖，從一名黑社會的"馬仔"，曆盡艱險，逐漸醒悟，最後參加革命，成長為一名遊擊隊故事。作品人物真實可信，沒有臉譜化和標簽化的痕跡，充分注意到人物性格的複雜性和多重性。蝦球成長的曲折道路，黑社會壞蛋鱷魚頭在某些地方所流露出的殘存的人性，都深刻地顯示人性的矛盾多麵。作品的地方色彩十分濃烈，正如茅盾所評，它"打破了五四傳統形式的限製，力求向民族形式與大眾化的方向發展"（見《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新華書店1950年版。）。
第四章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學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由於東西兩大陣營劃分的和世界格局促使處於西方包圍之中的新中國政權，開始對香港實行新的門戶政策。從此，香港進入相對自立發展時期，香港文學也分流出去，走上了一條不同於大陸模式的道路。
第五章 紛繁的文壇景觀
香港文學自立期伊始，文壇出現了極大變化。原先在香港的大批內地文化人，北上回歸祖國；而對新中國有誤解，或有敵對情緒的一大批大陸文化人則南來香港，形成了南北對流的現象。
五十年代初期，這批文化人初來乍到，尚處於適應新環境的階段，"美元文化"浪潮還未出現，處於這一曆史空隙的香港文壇是沉寂的。文藝刊物寥寥無幾，其文化品位由於受到商業機製的挾擊而淪落低俗，這一時期的創作以寫都市男歡女愛的"都市傳奇"為主，這種作品，文學價值不高，但有些好的卻能以曉暢的文筆表現香港社會特質和節奏。五十年代中期以後，文藝雜誌逐漸多了起來，較有影響的有馬朗主編的《文藝新潮》、傑克主編的《文學世界》等，香港文壇重現熱鬧景象。
不久，美國對新中國實行經濟封鎖，同時企圖以香港為橋梁，向中國內地進行文化滲透。為了配合其美式文化宣傳，製造顛覆新中國政治的輿論，鞏固其在亞洲的陣地，美國國會撥款在香港成立了"亞洲基金會"，掀起了一股"美元文化"（美元紙幣呈綠色，有人戲稱之"綠背文化"）浪潮。該基金會一方麵資助出版機構（如亞洲出版有限公司和友聯出版社），一係列帶有政治色彩的出版物紛紛出台（如《人人文學》、《今日世界》、《中國學生周報》、《海瀾》、《大學生活》等）；一方麵籠絡來自內地的文化人，這批政治落魄、心境悲涼的文化人在美國"經援"的誘惑下，甘願充當政治的宣傳工具，製作了大量政治傾向鮮明的作品。這股"綠背文化"浪潮在五十年代初、中期，裹挾了許多文化人，後來他們組成了一個"友聯"體係，他們的活動與創作一度幾乎主宰了香港文壇。\："綠背文化"背景下的出版物，大多是政治的傳聲筒，是為某種政治目標服務的。作者在宣泄個人的哀怨落拓情懷和悲涼心境的描述中，透露出一股鮮明的反共意識，就連頗具才華的張愛玲也以《秧歌》和《赤地之戀》等作品加入這個大合唱。同時，這些雜誌從長遠、宏觀的角度看，對香港文學的發展有著良好的促進作用，如《人人文學》和《中國學生周報》，前者隻出版了兩年多，後者則出版了二十二年，是香港文學史上的重要刊物，四五十年代出生的本地作家，或在本地成長的作家，有很多是由他們直接或間接培養出來的。另外，這些雜誌在六十年代對西方現代文學的推介頗力，刊登了不少具有現代主義風格的詩和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