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作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存在，貫穿了整部中國古代史，從三代到明清，相權雖時強時弱，曆代名目也大為不同，卻與皇權相終始。宰相自何而來，又向何方向發展？君權社會的總發展趨勢是中央集權，宰相在這種狀況下又是如何自處的？這些都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關於宰相一職的來曆，我頗懷疑是原始社會向族權社會過渡的遺跡。原始社會的發展軌跡如今已經基本可以描繪出來：原始群——氏族——部落聯盟——酋邦，然後就進入了族權社會，酋邦實際上是從部落聯盟到文明國家的過渡。我們知道，部落聯盟中雖有最高首領，卻沒有絕對權力，某些部落的首領作為議事會成員，是可以與最高首領共同決定聯盟事務的，他們的權力集合起來甚至還在最高首領之上。關於這一點，看看關於契丹、蒙古建國前的記述以及有關清代議政王大臣會議的資料就可明了。而族權社會中天子的權力雖仍有限，卻至少可以號令諸侯而不征求他們的意見了。而酋邦首領的權力應當介於此兩者之間，即行政仍需征求部落首領的意見，但是他們對於行政沒有最終決定權，如果說他們有一定的行政權力，那是因為酋邦首領任命他們擔任了一定的職務（《尚書》的《堯典》與《皋陶謨》中有關於此方麵的記錄，本文不加贅述）。而宰相的產生，應當就在這一過程中。宰相的雛形應當是某些部落的首領，他們由於種種原因對整個聯盟或酋邦有相當的影響力，使得首領不得不在加強個人權力的同時也顧及他們的地位，在酋邦的禪讓製下，有可能他們與現首領繼承人是一體的，舜、禹的攝政都可作為證據；而到了族權社會的世襲製下，很可能就是所謂的“二頭政治”，大致可以將商代的宗廟祭祀製度作為證據。
商代有將重臣與王一起祭祀的製度，如伊尹、伊陟、巫鹹、甘盤等均享受這種待遇，這種製度看起來很像皇權社會中的“從祀”，但是本質上有所不同：一則商代諸受祀大臣在宗廟中的地位與其所事之王相去無幾，而後代從祀諸臣的地位純屬陪襯；二則據記載，每位商王隻有一兩位共同受祭的重臣，而後代凡有一定功勳的臣下均可從祀；三則商代以王為神，常人隻能對神惟命是從，而受祭重臣之首伊尹傳說“生於空桑”，亦即神種。從這三點可以認為商王與重臣之間的地位近乎平等，因此我作出商代——至少在商初——實行“二頭政治”的推斷。這些重臣的地位實際便近似於後代的宰相。
由於三代是各自發展，互相吸收的一個曆史序列，商代的二頭政治便很可能是中國從酋邦製到族權製的一個演變過程，而且有可能是必經的。其實不止商代，西周之初，周公駐成周，主陝以東諸侯，召公駐鎬京，主陝以西諸侯，而且周召二公世世代代輔佐王室，厲王被逐後甚至代其執政，也很可以視為實施類似製度的結果，由於周製以三公六卿共獎王室，因此可能稱為“多頭政治”更合適些。這種三公六卿製度在春秋演化為執政製度，進而於戰國形成相國製度，也即宰相製度的起源。由此而言，宰相製度之****實在三代（雖然如今夏代資料缺乏，但商周皆有之製度，恐夏不能獨無，因而我傾向於認為三代均實施二頭或多頭政治），而宰相製度最初實即上承原始社會遺風、對君權進行限製的製度。
由於君權社會尤其皇權社會的發展方向是中央集權，而宰相代表著分權與製約，相權與皇權勢必不能保持兩強局麵，為相者或者交出一部分權力並成為君主鞏固集權的助手，或者就要被消滅。請注意，這裏說的是“為相者”被消滅，而非“宰相製度”，在****社會中，君主是需要一個或幾個人來協助他處理事務的，而且君主也是人，事必躬親非其所堪，因此這個人（或者說這幾個人）最好還擁有在其他臣下之上的地位，以便處理一些無須君主親力親為的事情，所以宰相製度是不會完全消失的。
一般有這樣一條規律：皇權昌盛、相權萎靡，相權大振、皇權不彰，而當皇權與相權達成平衡時，便是中國社會相對安定繁榮之時。漢唐宋三朝的某些時段這兩方麵平衡較好，也因而有世界大帝國的美譽，而之前之後各有偏頗，國家也便隨之或興或衰，終非盛世。我並非將中國古代王朝的興亡一概歸因於皇權與相權勢力的消長，但是皇權與相權若不能達成平衡，必然導致政治震蕩，進而造成社會的不安，啟亂之階在此矣。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中國古代政治雖實際存在“君”、“相”二元，但政治原則卻以君權為唯一神聖不可侵犯之權力，原則與事實不能等同，可原則如此，便確立了其合法性。又且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均視之為真理，於是即使有權臣能玩弄天子如傀儡，實際上合二元為一元，亦必為人所非議。大者或宣稱奉天子密詔討賊，小者亦不免謂為“以奴欺主”，縱其勢焰薰天，終不可保無此等事，若當時君王亦加以煽動，則風波更不可量。同時，君權之獨尊性已是傳統，若無相權加以掣肘，必不可複製，此後如何妄為已可想見，物極必反，亂象將萌，乾之上九曰亢龍有悔，或即此意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