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生育問題
第一章 家庭選擇
我們應該要孩子嗎？為什麼要？為什麼又不要？如果想要孩子，應該什麼時候要？要多少？這都是夫妻們應該捫心自問的一些問題。
一、要孩子成為個人的選擇
傳統的大家庭是經濟和養老單位，結婚生育子女是十分重要的。依傳統看法--一個很重要的方麵是關於婚姻的神聖意義--認為性的基本目的是人的再生產和認為婚姻的直接後果僅僅是生育。聖經上告誡說家庭應該是人員鼎盛的。提倡生育和大家庭是世界範圍的現象。生了10個或15個健康的孩子是一些做母親的驕傲資本。在傳統中國大家庭始終是家庭的理想模式和追求目標，沒有孩子的家庭在社會上是難以立足的。
傳統社會中人們要孩子不是個人的事，而是家庭的事。夫婦對於生育是身不由己的。社會的規範決定了隻有生育子女的家庭才是完整的家庭。隻有有孩子的夫妻在社會上才有成年人的地位。傑斯納、懷特和福瓦指出："以母性崇拜的感傷和完成神聖生殖任務的宗教激勵為基礎的傳統壓力，當然會影響當父母的打算，因為遵循社會角色的需要經常比個人決定的真實性更為重要。"他們還說，因為輿論就期待男人和女人要為生育孩子而高興，自願或不自願要孩子常常會使夫妻感到恥辱。生育孩子有成就感，我國有"有子萬事足"的說法。同時生孩子也是證實性的特性的一種方式，有了孩子才會證實他或她是真正的男人和女人。
美國的一些研究認為當父母的另一個動機是為了傳宗接代，讓後人記住自己。在我們去世後，盡管朋友和崇拜者會記住我們，可是向後世證明我們存在過的最保險的方式是生孩子，讓他或她與我們同姓，並且有我們同樣的許多身體特征。在我國生育孩子也是為了傳宗接代，但是更多的是為了延續家庭的存在和發展。
另外，生育孩子有許多好處，如"人多力量大"，孩子是對付意外事件的一種保險形式。想要孩子的原因可能是養兒防老的思想。即使在今天，我國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持有這種觀點。
需要說明的是在過去的醫療技術條件下，即使有人不想要孩子，也得不到相應的安全的避孕或墮胎的技術保障。
現在，作為一種社會行為的改變，大家庭已經過時了。孩子的出生與其說是機會，不如說是種選擇。今天的婦女已有權利決定要不要小孩，她們的生活目標更為確定--"事業"、"男人"與"小孩"同樣重要。同時夫婦也有能力得到安全的技術保障實現自己在孩子問題上的抉擇。
新的關於家庭大小的觀點認為一個家庭最多隻要兩個孩子。一對夫婦隻要一個孩子或者不要孩子被社會廣泛認可，若有4個或6個孩子是太多了，有10個或者14個孩子則是一種災難。在我國曾提出"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的口號。
在我們今天的社會裏，婚姻的社會意義表現為夫婦在很大程度上認為控製生育是無害的，而且隻要夫婦雙方讚成就是合法和正統的。在美國，過去最堅決反對"人工"避孕或生育控製方法的天主教或非天主教徒，現在也都普遍使用這些方法。
傳統的多子多福觀念已被絕大多數中國人所摒棄，人們或者出於減輕家庭負擔，或者出於提高生活質量，普遍希望少生、優生。在80年代初期這種變化就發生了，比如北京城區女青年婚後不希望要孩子的占8.76％，要一個孩子的占65.29％，要兩個孩子的占24.99％，隻有0.32％的女青年還希望多子女。在北京農村盡管希望要孩子的女青年比城市多些，但也有3.06％的人不希望要孩子，有25.67％的人希望要一個，而68.14％的人，希望要兩個，希望多子女的也不過0.77％。據統計，四川中小城鎮女青年婚後不願生育的占2.85％，希望要一個孩子的占59.4％，希望要兩個孩子的占37.68％，希望多子女的占0.9％。在農村，女青年不要孩子的為0，希望要一個孩子的占18.03％，希望要兩個的占69.68％，希望多子女的占10.56％。
國家統計局1987年對北京、遼寧、山東、廣東、甘肅、貴州五省一市39210名50歲以下已婚婦女進行的第二期深入的生育力抽樣調查表明，認為一個孩子最理想的人數在北京占19.9％，遼寧占13.6％，山東占5.3％，廣東占1.3％，甘肅占1.8％，貴州占1.3％；即使是現在有一孩的婦女中，認為生一個孩子最理想的人數也分別隻有31，3％、26.0％、12.5％、4.4％、6.3％和5.5％。"1991年家庭調查"結果顯示在1368名被調查者中希望有一個孩子的461人，占33.7％；希望有2個孩子的824人，占60.2％，希望有3個以上孩子的75人，占5.6％。上述情況表明，在我國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以來，大多數人的生育意願同他們所麵臨的生育現實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距，一些人希望要一個孩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計劃生育政策的左右和影響，事實上多數夫妻認為如果政策允許最好是要兩個孩子。但是在現代家庭中人們不再以傳宗接代為本，少生已經基本上成為一種共識。
二、推遲生育
推遲生育的人會做出另一種選擇：年齡大些再要孩子。在70年代，美國的出生率下降，但現在又稍有回升，因為年齡在28-35歲的人--美國人口的最大組成部分--開始要孩子了。這些人不僅僅是推遲要孩子，而且他們比早些時候（如果年輕時要的話）要得更少。出現這種趨勢的原因之一就是有職業的女人感到在當母親之前需要自己先安定下來。當她們到了已選擇好要孩子的時間時，要四個孩子的想法似乎不再像她們年輕時、第一次幻想有家庭時那麼有吸引力。如果她們喜歡自己的工作並希望有所建樹，一個或兩個孩子就已足夠了。此外，孩子出生以後要維持同樣的生活水準就不那麼容易了。為了讓孩子至少得到自己應擁有的東西，許多夫妻隻好選擇較少的孩子。
英國的統計資料顯示新婚夫婦已把生頭胎的平均時間，延後到婚後三年。當婦女可以自由的控製生育以後，她們就采行"重質不重量"的原則。過去15年來，由於避孕的普及與墮胎的合法化，已使得出生率持續下降。現在頭胎的小孩平均生在婚後三年至四年間，而許多人更選擇了不要小孩。據統計，在20歲至29歲的女性中，有百分之八的未婚女子與百分之三的已婚婦女不希望有小孩。這個數字雖然顯示大多數婦女仍想要小孩，但不同的是，她們已不把撫育下一代視為天職，她們寧可向外追尋自己的天空。
另外，晚婚和婚後生育的觀念也有一定的推遲生育的作用。在美國，1982年年齡在20-24歲的婦女有53.4％的人還沒有結婚，而1970年是49％，比例增長了。同樣年齡的男人在1989年有72％還沒有結婚，而1970年是32％，比例也增長了。在1982年，第一次結婚的年齡中位值比1970年高2歲，男人從23.2歲到25.2歲，女人從20.8歲到22.5歲。在1970年16％的15歲到44歲的已婚婦女沒有孩子，1982年約為20％。其中許多人是推遲生育的結果。
三、不要孩子
有的夫妻逐漸陷入一種永久性地推遲要孩子的狀態，有的人索性選擇不要孩子，但仍有一些人讓別人來為自己選擇。那些放任自流的人常常認為他們最終是會要孩子的，可是又覺得自己喜歡目前這種生活。他們似乎老是準備不好。這種人，無論是單身還是已婚，常常覺得他們更喜歡沒有孩子的生活，盡管他們會為此而感到不滿意。他欣賞其生活方式，害怕一旦添了孩子便失去了這種生活。1979年普羅查斯和科伊爾指出，這些美國人常常是出生於40年代至50年代的那一代人，他們目睹了其父母花費在指導孩子成功上的精力遠比花在自己生活上的精力多得多。有了這樣的背景，並且身邊處處都有父母和孩子相處不好的例子，因此，許多這樣的人就認為他們的生活即使不完善，也不要為孩子所改變。
也有一些人不想要孩子。這種社會現象的出現和逐漸為社會所接受都隻是20世紀50年代以後的事。在社會中，有一種觀點是認為不要孩子是自私的。人們臆想那些不要孩子的人僅僅考慮其自私的需要和欲望。今天，那些選擇不要孩子的人，會對其決定感到更滿意。他們對為人父母不太感興趣，或者至少是對那種他們認為應當做的父母不感興趣。他們也許不喜歡孩子或者與孩子在一起感到不舒暢。或者，從經濟或心理的角度來看，他們都還不適宜當父母。
一對具有生育能力的夫婦自願不要孩子，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兩人世界"，又稱之為"DINK家庭"或"丁克家庭"。六七十年代，這種家庭模式開始在歐美等地流行。1967年，美國18歲至34歲的婦女中有3％的人自願不育。1980年，這個年齡組的婦女中自願不育者占已婚女性的6％，占全部女性的11％。1987年，美國5名不足44歲的已婚女性中，就有一個不打算生育；而30歲以下的已婚婦女中有40％以上沒有生育過孩子。1989年的無孩子夫妻約占夫妻總數的1.7％。"丁克家庭"數量在增長，"不育文化"在生成。自80年代起，它悄悄地叩開中國的大門。
上海人口情報中心的一份資料透露，1979--1989年，上海市區"丁克家庭"約占全市家庭夫婦總數的2％一3％，人數估計超過5萬。北京市1984年以來結婚的夫婦中約有20％自願不生育，多達7萬人。1986年廣州市結了婚而不願生育的人數隻有3萬，1989年底，猛增到10萬左右。
作為一種家庭模式，"丁克家庭"已為社會越來越多的人所認可。1990年廣東《家庭》雜誌對分布在全國城鄉的讀者進行了郵寄問卷調查，在接受調查的941位讀者中，有40.5％認為"丁克家庭"的出現是一種正常現象，40％則持否定態度，另有19.3％表示說不清。不過大多數（61.9％）認為"丁克家庭"不會成為我國今後一種流行的家庭模式，隻有12.7％的人讚成此種說法，25.4％的人感到講不清楚。選擇"丁克家庭"生活方式的主要原因有三個方麵：一是有助於夫妻雙方專心幹事業（46.7％），二是有利於夫妻雙方自我完善和發展（40.6％）；三是自由自在，無子女拖累（36％）。
甚至有人奉勸那些想要孩子的朋友："人生本應happy（快樂），何必添個baby（小孩），白白浪費money（金錢）。"
但是，在我國"丁克家庭"畢竟隻是少數，隻是小範圍內一種"高層次"的生活方式和追求。據北京市的一項調查，自願不育者中職業為幹部、知識分子的比例占73.7％。具有大專以上教育水平的男性占65.8％，女性占68.4％。
最後，有的夫妻不要孩子是因為他們不能生育。這種情況下的夫妻要麼就接受這一事實，要麼尋求要孩子的其他選擇。在過去的醫療條件下，這部分夫妻在社會上的地位是相當低的，要麼接受現實終生受到社會的譴責和個人內心的痛苦，要麼收養孩子，但最多的還是丈夫休妻重娶，總之罪過都在妻子身上。而現代社會中技術的發展為不能生育的父母帶來了福音，有些不孕症可以治愈，或者他們可以分別取出精子和卵子而生出自己的孩子（如試管嬰兒）還有其他諸如人工授精、借腹生子和收養孩子等選擇。因此，在想要孩子的不育夫婦麵前同樣有許多選擇。
第二章 人口政策
一、什麼是人口政策
雖然生育行為是夫婦個人的事，但是人是社會的人，總脫離不了社會幹預的影子。生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口政策的影響。
人口政策是在人口這個特定的領域內發揮調節、幹預和指導作用的國家政策，是整個社會政策的組成部分之一。根據對人口領域的狹義和廣義的不同規定，人口政策也有狹義和廣義之分。
人口領域，如果狹義講來，指的僅僅是人口生產領域，即人類從事自身生產和再生產的領域；在這個領域內充分發揮指導作用的人口政策，稱之為狹義人口政策。如果廣義地講，人口領域除了包括人口生產和再生產領域，還包括以人口再生產為基礎的人口空間分布和移動領域，以及人口的階級、民族、種族、語言、宗教、產業部門和職業的分布等。用以指導比人口再生產更廣闊一些的人口活動的人口政策，叫做廣義人口政策。據此，廣義人口政策由三大部分組成：（1）指導人口自身的生產和再生產，主要涉及人口的婚姻、家庭、生育、死亡，不僅涉及數量變動，也涉及質量變動；（2）指導人口的空間分布和移動，主要涉及人口的地理分布、國內地區遷移、國際遷移等等；（3）指導人口的社會移動，主要涉及勞動人口的培訓、部門分布、職業分布以及勞動保護、勞動力素質等等。很明顯，狹義人口政策是廣義人口政策的組成部分之一。
二、兩種人口政策：控製人口和鼓勵增殖
一個國家，究竟實行狹義人口政策還是廣義人口政策，不取決於統治階級的主觀願望，而是由該國當時的國情即具體條件決定的；具體地說，決定於該國該時期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科學文化發達程度、人口發展態勢以及存在的主要人口問題。20世紀60年代70年代，一些生產力落後、文化教育不發達、人口健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偏低、人口增長過快且已障礙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國家，推行的幾乎都是狹義人口政策，把調節、指導和幹預人口的生產和再生產作為人口政策的活動範圍。我國現階段實行的人口政策基本上屬於此類。而那些物質資料生產和教育比較發達、科學技術已經實現現代化、主要需進一步改善人口分布狀況和調整人口社會經濟結構的國家，推行的多是廣義人口政策。當代經濟發達國家實行的基本上屬於這類人口政策。人口再生產向低出生、低增長的類型過渡，這是客觀趨勢。所以，人口政策從調節、指導人口自身的生產和再生產愈益走向調節和指導人口的社會結構、經濟結構和地區結構，將是一種客觀趨勢。也正是因此，廣義人口政策將愈益成為人口政策的基本形式。
狹義人口政策，僅就其對人口生產和再生產的數量變化的調節和指導活動來說，又可劃分為兩種：一種屬於鼓勵早婚、早育、多生子女的政策，即鼓勵增殖的人口政策；一種屬於鼓勵晚婚、晚育、少生子女的政策，即限製增殖的人口政策。
人類社會初期，沒有任何避孕手段和措施，所以原始社會人口再生產過程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人口變動完全是一種自然調節。迄今的曆史表明，自從出現了階級和國家，統治階級推行人口增殖的政策，比起推行控製人口的政策，曆史要久遠得多。這種現象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於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人口發展狀況。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一方麵生產力水平低，發展經濟主要依靠增加勞動力人口的數量，勞動力人口是統治者的財源、稅源和兵源；另一方麵，科學技術不發達，醫療衛生條件差，人口死亡率高，人口增長十分緩慢。因此，奴隸製國家和封建製國家普遍實行鼓勵人口增殖的人口政策。古羅馬和希臘的奴隸主為發展生產，一方麵希望增殖人口，如當時《聖經》條文號召人們"生育吧！繁殖吧"；但另一方麵，在當時也出現了一些避孕措施，如羅馬帝國的達官貴人使用羊腸膜作為工具來避孕。古希臘還盛行過優生節育措施，如法律規定，禁止過遲的結婚或過早的結婚，其目的是要得到健康的子女。由於羅馬帝國上層階級避孕節育措施盛行，因此生育率急劇下降，人口總數急劇減少。為此，他們又通過法律采取對單身漢課征高稅。對無子女者取消公民權，領地隻分給擁有3-4個子女的市民等措施，來預防羅馬帝國人口的減少。
中國古代的哲學家和思想家，關於婚姻、家庭、生育方麵的學說，基本上是讚成增長人口，主張節育減少人口的學者很少。因此，在中國古代，統治階級是不主張避孕的，但是也有少數學者，如戰國後期老子和韓非則是主張減少人口的。他們認為"民眾而貨才寡"，"小國富民"有利於國家富強和社會安定。洪亮吉是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人口思想家，他以家庭為單位計數，發現"視三十年以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增十倍焉"。他提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天地調劑之法"和"君相調劑之法"，並主張反對奢侈、浪費，"禁其淫靡"，但他卻沒有提出進行節育的明確措施。中國近代社會的節育思想有所發展。汪士擇的節育思想的主要內容是晚婚、晚育和避孕。他認為，女子應二十五歲而嫁，男子應三十而娶；生一個男孩最好，特別是女孩隻能生一個；婦女吃冷藥避孕，以減少生育。20世紀初，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者和小資產階級的人口思想家，主張增加人口來保存民族、發展經濟。但也有一些政治家和學者如嚴複、陳長蘅等對舊中國的社會動亂、貧困、落後歸罪於人口太多，因此主張中國要控製人口，實行節製生育。
從19世紀中葉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開始，國外有些經濟學家和人口思想家主張以增加人口來增加社會財富。早期資本主義社會，包括工場手工業階段和工業革命初期，資產階級為了追逐剩餘價值，迫切需要增加包括童工、女工在內的可做為勞動力的人口，因為當時"人口自然增長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勞動力數量是絕對不夠的"。那時，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國家也是推行鼓勵人口增殖的政策。18世紀末，英國進行工業革命，法國也爆發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資產階級、地主貴族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資本主義的私有製受到猛烈抨擊。當時馬爾薩斯代表地主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利益，提出限製人口增長的理論。19世紀上半葉，在已經完成工業革命的資本主義國家裏，大量工人陷於失業和貧困，工人運動興起。此時，出現了鼓吹馬爾薩斯人口論的節育運動。但資產階級政府為了對外擴張、爭奪市場和殖民地，仍然鼓勵增殖人口。
19世紀70年代以後，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壟斷階段，在壟斷資產階級追逐高額利潤的驅使下，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物質生產增長愈益依靠勞動力的質量，對勞動力數量的需求相對減少。這在客觀上促使人口出生率下降。1830年英國的社會改良家烏溫發表了《道德的生理》，1832年醫師努爾登發表《哲學的收獲》，都討論了節育問題。1854年極雷斯德爾在《社會科學的要素》中，提出性道德與婚姻問題的觀點，討論並提倡要普及小家庭。1866年，束鹿爾寫了《性的生理》，白蘭勞德編輯了《全國改良者》雜誌，都宣傳了避孕節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