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先生，各位尊敬的來賓：
首先，請允許我向陳元主席致以崇高的敬意，你我是幾十年的老朋友，感謝你的厚意。您領導國家開發銀行取得長足進步，給予諸位友人巨大的鼓舞。見證過發展之初的中國，我們今天所目睹的巨變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這當然得益於技術的力量，但也歸功於勇氣和魄力，去打一場可能在專家們看來毫無勝算的硬仗。我謹代表在座的各位，尤其以我本人的名義，向您表達由衷的感激。同時，履新伊始，我相信新任董事長必將把開行的偉大傳統發揚光大。
我作為開行國際顧問的價值並不在於參與經濟議題的討論，因此我想對國際形勢做一簡要分析。讓我從結論說起。1971年我首次訪華，至今來華80餘次，與中國領導人進行的對話不計其數。然而沒有哪次訪問讓我如此充滿希望，何況我並不是個天性樂觀的人。為什麼這麼說呢？
“國際社會”是一個熱點詞彙，然而所謂的國際社會並不存在。因為世界上的不同地區遵循不同的組織原則，追求不同的目標。歐洲正在拋棄“民族國家”模式。而在過去兩個世紀，一定程度上受殖民主義的影響，整個國際體係正是建立在民族國家的基礎之上。在揚棄這一模式的過程中，歐洲左右為難：新的製度尚缺乏群眾基礎，舊的製度已失信於民。歐洲的領導人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要求民眾做出犧牲，然而沒有犧牲又如何建立新的體係。這在客觀上導致了兩個結果：以消費為導向的經濟無法積累足夠的資源，以避險為目的的外交政策無力應對當今的危機。
亞洲的外交政策走的是歐洲十九世紀的老路：建立強大的民族國家。亞洲的挑戰在於如何讓各民族國家和平共處。中東的挑戰在於邊境、國內體製和國際體係的威信；而這些挑戰又影響著、牽扯著所有其他地區，但又缺乏統一的指導。
之所以提到上述情況是因為中國和美國共存於這一大背景之下，兩國在曆史上都從未完全參與過某個國際體係。過去，中國認為自己獨一無二，由於地理和其他方麵的原因，長期與外界隔絕。美國也認為自己與眾不同，同時背負著傳教的使命，但主要在意識形態而非國家理性層麵上展開。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的關鍵在於中美兩國之間的關係。
單靠自身力量，中國或美國都無法解決問題。不通過合作，中國和美國同樣無法解決問題。如果中美不合作，世界將分裂成相互對立的陣營，而我之前提到的各股勢力勢必將利用他國之間的對抗坐收漁翁之利。因此，中美合作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機遇。我有幸見證了當代中美關係的緣起；並不是所有史學家都有親曆曆史的幸運。在一開始，中美麵臨共同的對手，因此有共同的目標。在接下來的十年，雙方在製定並行政策方麵獨具匠心。這也對冷戰如何演進產生了重大影響。
冷戰結束後，出現了兩種相互矛盾的現象。一方麵，美國連續八屆政府奉行對華友好合作政策，這非同小可。中國五屆政府亦采取了同樣的態度。這又引發了兩個問題：第一，如何定義合作？第二，如何在冷戰後的世界開展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