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詩人萊伍德·安德森（John Redwood Anderson，1883-1964）出生於古老的工業城市曼徹斯特，受教於牛津著名的三一學院，在度過一段遊曆生活之後，定居上金斯敦赫爾（Kingston-upon-Hull），以教書為業。安德森的創作活動主要在二十世紀初期，主要作品有《麵具》（The Mask）、《牆和籬笆》（Walls and Hedges）、《鬼島》（Haunted Islands）、《巴別》（Babel）等，這些作品沒有引起多大的影響。作為詩人，安德森不論生前還是死後也都名不見經傳。詩體短劇《巴別》創作於1917年，1936年被改編成舞台劇，以《通天塔》（The Tower to Heaven）為名在倫敦水晶劇院（Mercury Theatre）首演。《巴別》顯然不屬於偉大劇本之列，在社會上反響也不大，但是，從巴別塔詮釋的角度來說，這部詩劇完全改變了以往上帝主導下的懲罰與救贖的傳統，突出了作為理性個體的人的主動性，具有強烈的個人主義傾向，體現了鮮明的現代特色。
隨著時代的發展，隨著人們對巴別塔認識的加深、知識的豐富，“塔”神性的光環日漸消退。人於是勇敢地登上了塔尖，擠占了舞台的中心，上帝則被迫引退。基督教語境不可避免地過渡到了現代語境。然而最先反映出這種趨勢的並非安德森，而應是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氏之後，和安德森同時代的著名作家卡夫卡對巴別塔也有過現代性的詮釋。在深入探討安德森的《巴別》前，我們不妨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的巴別塔詮釋作簡要的了解，這對於理解安德森也是不無裨益。
眾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聖經》故事爛熟於胸，其著作經常引用《聖經》內容，透露出強烈的宗教情感。在長篇小說《群魔》第一章的“代序”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談到了巴別塔故事。《群魔》創作於1867年，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有過陪綁的恥辱經曆，並在西伯利亞流放了近十年。從流放地歸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再是激烈批判農奴製的熱血青年，而多了份冷眼看世界的深刻，文筆也更多戲謔與諷刺，這在《群魔》中表現的非常突出，小說中對巴別塔故事的敘述就頗有諷喻的味道。
我的塔將聳立/像高高舉起的拳頭顯示著強有力的挑釁，/穿越手足無措的雲層爬得如此之高/甚至連神靈也畏懼三分。
——萊伍德·安德森《巴別塔》
在代序裏，小說主人翁彼得·斯捷潘諾維奇被描繪成了漫畫式的人物，在介紹其生平時，談到了他年輕時寫的一首抒情戲劇形式的寓意詩，巴別塔故事即見於此詩。按照小說敘述者“我”的講述，該詩相當荒誕，令人難以理解，而巴別塔故事正是出現在這樣的上下文中：
末了，到了最後一場，突然出現巴比倫塔，一些大力士唱著新希望之歌終於把它建成了，當他們到達塔頂的時候，有一個角色，假定說就是奧林匹斯山的擁有者罷，作出一幅滑稽可笑的模樣跑掉了，人類恍然大悟，便占據了他的地位，立即滿懷著對萬物的新見解開始新的生活。
“巴比倫塔”就是巴別塔，這兒的敘述顯然隱含著深意。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相信“僅僅根據科學和理性的原則”就能在俄國建立一個“沒有上帝”的新社會，在其許多著作、特別是後期著作中，對那些熱衷於新社會夢想的革命民主主義者進行了辛辣的諷刺，《群魔》在這方麵堪稱極致，“群魔”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革命民主主義者最惡毒的詛咒。在了解了這樣一個背景後，我們完全可以把上述巴別塔故事理解為革命民主主義者天真的夢想：“大力士”指的是革命民主主義者，他們輕易地建造起了巴別塔，趕走了統治者，刹那間就悟到了生活的真諦，開始了新社會。
毫無疑問，陀思妥耶夫斯基采用了反諷的敘述方式，因為通天塔顯然不可能僅僅憑著力大就能建造起來，而且這樣的大力士也是現實中不存在的；再者，統治者絕非是滑稽到有些弱智的“角色”，要趕走就能趕走；另外，新社會的建立也絕不僅僅隻是個形式，它需要有思想的支撐，但這樣一種“新見解”當然不是在刹那間就能夠悟到的。事實上，就整個西方基督教傳統來說，巴別塔的一個眾所周知的象征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兩相聯係，上引巴別塔故事的嘲諷味道就更不言而喻了。但是，不考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立場，僅從巴別塔詮釋的曆史的角度來看，陀氏卻客觀上給予了巴別塔以全新的解釋。革命民主主義者的巴別塔完全改變了傳統巴別塔的罪感形象，而成了完美新世界的象征。
卡夫卡對巴別塔的思考集中在1917年，在這一年的談話、筆記中，卡夫卡多次提到巴別塔，常有驚人之語，而在同年創作的短篇小說《萬裏長城建造時》（The Great Wall and the Tower of Babel）中，卡夫卡更是對巴別塔進行了深入的、理性化的詮釋。
《萬裏長城建造時》以第一人稱敘述，講的是在中國古代，人們根據皇帝的命令分段建造長城的故事。按照“我”的說法，建造活動在那時是一種“時代精神”，人們在兩腳剛剛能站穩的孩提時候，就在老師的指導下練習用鵝卵石造牆。“我”又認為建造活動需要有人領導，而領導階層古已有之，造長城的決策在那時就定下來了，因此長城其實並非當時的人們根據皇帝的命令建造的，換句話說，長城的建造是必然的，是出於人類的本能或集體無意識，人們完全可以把這兒的長城看做是人類所有宏大建築的象征，如此則必然會聯想到宏大建築最經典的原型巴別塔。卡夫卡說的既是長城，也是巴別塔，事實上，作者接著就在長城和巴別塔之間進行了對比。
在“我”看來，長城同巴別塔雖同樣都是浩大的工程，但其結局卻完全不同，“我們必須得說，當時長城所完成的業績，比起巴貝爾塔的建築毫不遜色，顯然，天意也，至少根據人類的計算，它與巴貝爾塔的建築完全相反”。“巴貝爾塔”就是巴別塔。這兒的不同指的是：巴別塔被上帝摧毀了，而長城卻至今仍巍峨地聳立著。“我”特別提到一個學者寫了本書在兩者之間進行了詳盡的比較，這位學者在書中試圖證明，“巴貝爾塔之所以沒有最後建成，絕不是由於大家所說的那些原因，或者至少在這些公認的原因中沒有最重要的那幾條。……巴貝爾塔的倒塌在於基礎不牢，因而必然失敗”。巴別塔倒塌“公認的原因”不外乎一些神學的解釋，如上帝摧毀說，但這位學者卻否定了諸如此類的解釋，對巴別塔的倒塌作了理性化的理解。他的目的在於讓人們相信長城一定能夠建造起來，因為“今天，幾乎每個受過教育的人都是專門的泥水匠，在打基礎方麵是不會有錯失的”。這位學者還鼓動人們說，在人類曆史上，隻有長城才會第一次給一座新巴別塔創造一個穩固的基礎，因此隻有先築長城，而後才能建塔。“我”認為這位學者的大腦混亂不堪，涉及到巴別塔的計劃毫無道理，隻能從精神角度去理解，即用巴別塔的事例來集中民眾的力量建造新的工程。
卡夫卡的詮釋以一種荒誕的風格表現出來，看似不著邊際，事實上卻充滿著理性的色彩和顛覆的力量。在“我”以及那位“學者”煞有介事的解釋中，神秘的巴別塔褪盡光環，被還原成了一座現實中的建築物，隻不過比一般建築宏大些而已。建塔的完全出於人類的本能和集體無意識，而塔沒有造成也僅僅是因為技術上的原因，隻要技術發展了新的巴別塔一定能夠建造成功。這樣，卡夫卡就在不經意間完全顛覆了巴別塔建造和塌毀的宗教動機以及道德寓意。
比起卡夫卡的理性化詮釋來，安德森同名戲劇詩《巴別》的現代特征更加鮮明，這部劇作不僅寫出了理性同神性之間的殊死搏鬥，更是一反傳統把寧錄塑造成了以自己的意誌拯救萬民於水火之中的個人主義悲劇英雄。
安德森的“巴別塔”被“還原”到了巴比倫語境。在詩劇前的作者注解中，安德森特別強調：“這兒的‘巴別’一詞采用的是其巴比倫意義，即‘上帝之門’——巴比魯（Bab-ilu），而非其希伯來意義‘混亂’。”詩劇的時間、地點也被規定為“神秘的巴比倫”。《舊約》中巴別塔故事有發生的地點，但時間是不確定的，而且用的是“那時”這樣一種典型的傳說或神話的敘述方式，因此安德森對巴別一詞意義的強調，對詩劇時間地點的規定，實際上就把一個神話還原成了曆史事件，體現了科學實證的精神。這樣一種還原使得安德森能夠完全擺脫宗教語境的束縛，從而賦予巴別塔以全新的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