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如此，奧古斯丁顯然並不想恢複希伯來語，其對語言變亂的態度同尼西亞時期教父們的態度是一致的，即以悔罪的心情接受“神聖的安排”：經書中的“一些表述是如此的晦澀，以至於本意被重重遮蔽了。我毫不懷疑，所有這一切都出於神聖的安排，目的是以艱苦的勞動挫敗驕傲，防止在智力上產生饜足之情，智力通常對輕而易舉的發現缺少尊重”。可見，上帝是個多麼慈愛的父親，語言的變亂是懲罰，但更體現了上帝對人類的小心嗬護。
在《上帝之城》中，奧古斯丁談到了世上怪異之人，認為他們同所有的人一樣都是源自亞當或諾亞，都是上帝的創造：
造物主上帝知道在何時何地哪種事物應該創造，或已經創造出來，因為他認為相似性和多樣性有助於整體的美。但是看不到整體的人卻對某一部分的殘缺感到不滿，因為他看不到事物內在於其中的整體的平衡。我們知道人的手指或腳趾有生來就多於五個的，這是小事情，但是我們千萬不要愚蠢地認為是造物主弄錯了一個人手指的數目，盡管我們無法解釋這兒的差異。同樣的例子是，法則總是在分歧中變得更完善，沒有人恰當地發現其作品中不足之處的作者肯定難成大器。
這段話可以看做奧古斯丁對巴別塔故事中語言被變亂的態度的注腳：上帝是不會錯的，而且他又總是處處為人類著想，那麼有什麼理由說語言變亂不是一件好事呢？它畢竟打破了單一性，體現了“相似性和多樣性”。至少，奧古斯丁並不認為經書不得不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是件壞事，“要是讀者夠細心的話，這種狀況非但不妨礙理解經書，反而有助於理解經書。因為多查幾個文本往往能夠弄清更多含混的章節”。由此就不難理解奧古斯丁為什麼不是很看重希伯來文了。
奧古斯丁之後，隨著蠻族大舉入侵，歐洲見證了巴別塔災難的重現：長毛野蠻人、農夫、工匠，他們差不多一字不識，對官方文化一無所知，說著多種官方文化顯然從未聽過的本土口音。這個時代產生了許多我們今天所說的語言，但它們的書麵形式無疑很晚才出現。與此同時，拉丁語也像希伯來語和古希臘語一樣，日漸沒落。據統計，臨近五世紀末，除了知識分子仍在寫著拉丁語外，人們說的已不再是拉丁語，而是高盧－羅馬語、意大利－羅馬語或西班牙－羅馬語。在這些方言中，有自羅馬文明之前就存在並頑強延續下來的語言，也有隨著入侵的蠻族一並湧入而新紮下根來的語言，它們錯綜交融在一起。受這些語言的影響，拉丁語也變得越來越本土化，就像再次遭受到上帝的懲罰一樣，被不可挽回地“變亂”了。似曾相識的語境在基督教世界裏喚起了對巴別塔的重新關注。每個民族都認為自己的語言是最好的，都想把自己的語言同巴別塔之前的語言聯係起來，“凡是狂妄的人們，總會設想自己的故鄉是太陽之下最可愛的地方，總會認為自己的俗語（自己的家鄉話）勝於一切地方的俗語，從而相信自己的俗語確實是亞當的語言”。
公元七世紀，部分愛爾蘭文法學家為證明蓋爾人口語較拉丁書麵語的優先性，第一次提及了完美語言主題。在一本名為《詩人的規則》（the Precepts of the Poets）的書中，愛爾蘭文法學家提到巴別塔建造材料時指出，巴別塔隻用了九種材料，那就是黏土、水、羊毛、血、木料、石灰、樹脂、亞麻布和瀝青，它們分別代表名詞、代詞、動詞、形容詞、分詞、連詞、介詞和歎詞。愛爾蘭文法學家們沒有注意到，言語隻有八個部分，同塔的九個部分是不對等的。但他們的用意是說明語言結構同塔的結構是相似的。他們由之得出的結論是：蓋爾人語言是最初的也是僅有的一例克服了語音變亂的語言。在他們看來，蓋爾人語言是由愛爾蘭傳說中的芬尼派（Fenius）七十二智者創造而成的，是語言變亂之後最初的人工語言。這種語言同巴別塔之前的理想語言有著異種同形的關係，它保留了巴別塔之前語言的諸多痕跡，它的語法成分同指稱對象或真實世界裏事物狀態之間有著圖像式的聯係。至此，第一次有一種語言斷言同其他語言有著不同的特質和權利，聲明自己是完美語言。
但是，歐洲第一個全身心投入完美語言夢想並付諸行動的卻是鼎鼎大名的意大利詩人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但丁出生於佛羅倫薩一個古老的貴族家庭，接受過良好的教育，精通古典文學和基督教文學。但丁於1289年從政，當時的意大利主要有兩派勢力：支持羅馬教皇的基白林黨和支持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貴爾夫黨，但丁參加了貴爾夫黨。貴爾夫黨在佛羅倫薩掌權後，但丁被選為該城行政官。該黨後又分裂為黑白兩黨，但丁屬於白黨，反對羅馬教皇對佛羅倫薩的幹涉。1302年白黨被黑黨擊敗，但丁被沒收全部家產，判處終身流放，從此再未回到過故鄉，直至1321年客死於拉文那。在二十年的流放過程中，但丁像個流浪者一樣輾轉於意大利的各個城市之間，接觸了大量的俗語，深切地感受著巴別塔之後的語言變亂。但丁熱愛著自己的祖國，憎恨分裂。像巴別塔故事中所說的一樣，但丁相信語言的不統一造成了意大利的分裂。於是，但丁決心找回人類在巴別塔失落的完美語言。大約在1304至1307年之間，但丁在流放的途中寫下了著名的《論俗語》（DE VULGARI ELOQUENTIA），第一次詳細地闡明了他完美語言的夢想。
《論俗語》開篇就對“俗語”和“文言”進行了區分：
所謂俗語，就是孩提在起初解語之時，從周圍的人們聽慣且熟悉的那種語言。簡而言之，俗語乃是完美不憑任何規律從模仿乳母而學來的那種語言。從俗語又產生第二種語言，羅馬人稱之為文言。這種第二語言，希臘人以及其他民族也有，但不是一切民族都有。然而，隻有少數人能夠運用這種語言，因為我們必須費許多時間勤學苦練才能學到它。況且，在這兩種語言中，俗語更為可貴，因為它是人類最初使用的，而且全世界都使用它，雖則俗語分為多種語係，在發音和詞彙方麵各不相同。俗語之所以更為可貴，是因為對我們來說，它是自然的，而文言卻是人為的。我們討論的就是這種更為可貴的俗語。
但丁所說的“俗語”指的是世界各地的方言；“文言”則是當時通行的拉丁文，前者是“自然的”，後者是“人為的”。作為一個基督徒，但丁極其重視自然語言，這樣一種說法實際上體現了他的宗教思想，即真正的語言是上帝的賜予而非人力所能為的。
但丁認為，人的行為不是受本能而是受理性支配的，要想交流思想就必須有既是感性又是理性的信號，而語言就是這樣一種信號：就聲音來說是感性的，就它能隨意傳達某種意義來說是理性的。但丁進而得出結論：語言隻賦予了人類。現在的問題是：“語言最先賦予誰人？他說的第一句話是什麼？而且是對何人在何時何地說的，以及這第一句話是用何種語言說出來的？”但丁的考察本於神聖的《創世記》。然而，但丁得出的結論是：第一個說話的人應該是夏娃。夏娃曾對魔鬼的化身蛇說：“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吃；唯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神曾說：‘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創世記》3∶2）對於但丁來說，這是個非常尷尬的結論，因為出於基督教的男權思想，像說話這種傑出的行為是不應該由女人先說出來的。於是，但丁無視《創世記》上的記載而頗有理由地“猜想是男人首先說話的”，這個男人自然就是亞當。
上帝起來了，降下災禍，但不是出於敵意而是懷著父愛。在別的時候，他往往降下毀滅性的災難，但是這一次卻以一種仁慈而使人難忘的教訓來懲戒他的叛逆的子孫。
——但丁《論俗語》
人所說的第一句話必然是等於稱呼上帝的“厄洛欣”（Elohim），因為人是上帝所創造且為上帝創造的。人類犯罪以來試著講的第一聲是苦惱的號哭，而生存於犯罪之前的人們就應該是以快樂的呼聲開始說話的。那麼，在亞當之前上帝是不是已經說過了話呢？但丁的回答是：上帝可能說過，但並不能肯定就是我們人類所說的話語。亞當說話的地點不在天堂之外，就在天堂之內，視其誕生地而定。亞當的語言能力顯然是上帝賜給的禮物，但上帝給予亞當的不僅僅是語言能力，也非一種自然語言，而是一套有關通用文法的原則。這些原則充當了語言的形式因，是語言的一般結構原則。運用這些原則，亞當可以通過生活和命名逐漸構造出詞素、詞庫和語段等，從而創造出反映事物真正本質的語言。這種言語方式為亞當的後人繼承，直到建築了巴別塔。巴別塔之後語言被變亂，成了一些像本土意大利方言一樣的不完美的碎片。但是希伯來人保存了這種語言，理由很簡單：基督耶穌降生於希伯來人中間，上帝為了讓言成肉身的基督能夠用這種天賜的語言，而讓希伯來人延續了它。希伯來語就是亞當口中所說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