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此失敗而後，回顧中國之人心，已覺與前有別矣。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歎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加以八國聯軍之破北京，清後、帝之出走，議和之賠款九萬萬兩而後，則清廷之威信已掃地無餘，而人民之生計從此日蹙。國勢危急，岌岌不可終日。有誌之士，多起救國之思，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
時適各省派留學生至日本之初，而赴東求學之士，類多頭腦新潔，誌氣不凡，對於革命理想感受極速，轉瞬成為風氣。故其時東京留學界之思想言論，皆集中於革命問題。劉成禺在學生新年會大演說革命排滿，被清公使逐出學校。而戢元成、沈虯齋、張溥泉等則發起《國民報》，以鼓吹革命。留東學生提倡於先，內地學生附和於後，各省風潮從此漸作。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為清廷所控，太炎、鄒容被拘囚租界監獄，吳亡命歐洲。此案涉及清帝個人，為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清朝以來所未有也。清廷雖訟勝，而章、鄒不過僅得囚禁兩年而已。於是民氣為之大壯。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為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甚大。此則革命風潮初盛時代也。
壬寅、癸卯之交，安南總督韜美氏托東京法公使屢次招予往見，以事未能成行。後以河內開博覽會，因往一行。到安南時，適韜美已離任回國，囑其秘書長哈德安招待甚殷。在河內時，識有華商黃龍生、甄吉亭、甄璧、楊壽彭、曾齊等，後結為同誌，於欽廉、河口等役盡力甚多。河內博覽會告終之後，予再作環球漫遊，取道日本、檀島而赴美歐。過日本時，有廖仲愷夫婦、馬君武、胡毅生、黎仲實等多人來會，表示讚成革命。予乃托以在東物識有誌學生，結為團體，以任國事，後同盟會之成立多有力焉。自惠州失敗以至同盟會成立之間，其受革命風潮所感，興起而圖舉義者，在粵則有李紀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則有黃克強、馬福益之事，其事雖不成，人多壯之。海外華僑亦漸受東京留學界及內地革命風潮之影響。故予此次漫遊所到，凡有華僑之處，莫不表示歡迎，較之往昔大不同矣。
乙巳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讚成革命。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予於是乃揭櫫吾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焉。於是開第一會於比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於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開第四會於東京，加盟者數百人，中國十七省之人皆與焉，惟甘肅尚無留學生到日本，故闕之也。此為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始。因當時尚多諱言“革命”二字，故隻以同盟會見稱，後亦以此名著焉。自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後，予之希望則為之開一新紀元。蓋前此雖身當百難之衝，為舉世所非笑唾罵，一敗再敗，而猶冒險猛進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滿事業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過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蘇將盡之國魂，期有繼我而起者成之耳。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於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布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布中華民國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逾萬人，支部則亦先後成立於各省。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當時外國政府之對於中國革命黨，亦多刮目相看。一日予從南洋往日本，船泊吳淞，有法國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陸軍大臣之命來見，傳達彼政府有讚助中國革命事業之好意，叩予革命之勢力如何。予略告以實情。又叩以：“各省軍隊之聯絡如何？若已成熟，則吾國政府立可相助。”予答以未有把握。遂請彼派員相助，以辦調查聯絡之事。彼乃於駐紮天津之參謀部派定武官七人，歸予調遣。予命廖仲愷往天津設立機關，命黎仲實與某武官調查兩廣，命胡毅生與某武官調查川滇，命喬宜齋與某武官往南京、武漢。時南京、武昌兩處新軍皆大歡迎。在南京有趙伯先接洽，約同營長以上各官相見，秘密會議，策劃進行。而武昌則有劉家運接洽，約同同誌之軍人在教會之日知會開會，到會者甚眾，聞新軍鎮統張彪亦改裝潛入。開會時各人演說，大倡革命，而法國武官亦演說讚成，事遂不能秘密。而湖廣總督張之洞乃派洋關員某國人尾法武官之行蹤，途上與之訂交，亦偽為表同情於中國革命者也。法武官以彼亦西人，不之疑也，故內容多為彼探悉。張之洞遂奏報其事於清廷，其中所言革命黨之計劃，或確或否。清廷得報，乃大與法使交涉。法使本不知情也，乃請命法政府何以處分布加卑等。政府飭彼勿問，清廷亦無如之何。未幾法國政府變更，而新內閣不讚成是舉，遂將布加卑等撤退回國。後劉家運等則以關於此事被逮而犧牲也。此革命運動之起國際交涉者也。
同盟會成立未久，發刊《民報》鼓吹三民主義，遂使革命思潮彌漫全國，自有雜誌以來可謂成功最著者。其時慕義之士，聞風興起，當仁不讓，獨樹一幟以建義者，踵相接也。其最著者，如徐錫麟、熊成基、秋瑾等是也。丙午萍醴之役，則同盟會會員自動之義師也。當萍醴革命軍與清兵苦戰之時，東京之會員莫不激昂慷慨，怒發衝冠，亟思飛渡內地，身臨前敵，與虜拚命，每日到機關部請命投軍者甚眾。稍有緩卻，則多痛哭流淚，以為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其雄心義憤，良足嘉尚。獨惜萍鄉一舉為會員之自動，本部於事前一無所知，故臨時無所備。然而會員之紛紛回國從軍者，已相望於道矣。尋而萍醴之師敗，而禹之謨、劉道一、寧調元、胡瑛等竟被清吏拿獲，或囚或殺者多人。此為革命同盟會會員第一次之流血也。
由此而後，則革命風潮之鼓蕩全國者，更為從前所未有，而同盟會本部之在東亦不能久為沉默矣。時清廷亦大起恐慌，屢向日本政府交涉，將予逐出日本境外。予乃離日本，而與胡漢民、汪精衛二人同行而之安南，設機關部於河內，以籌劃進行。旋發動潮州黃岡之師，不得利，此為予第三次之失敗也。繼又命鄧子瑜發難於惠州，亦不利，此為予第四次之失敗也。
時適欽、廉兩府有抗捐之事發生，清吏派郭人漳、趙伯先二人各帶新軍三四千人往平之。予乃命黃克強隨郭人漳營，命胡毅生隨趙伯先營，而遊說之以讚成革命。二人皆首肯，許以若有堂堂正正之革命軍起，彼等必反戈相應。於是一麵派人往約欽廉各屬紳士鄉團為一致行動，一麵派萱野長知帶款回日本購械，並在安南招集同誌，並聘就法國退伍軍官多人，擬器械一到，則占據防城至東興一帶沿海之地，為組織軍隊之用。東興與法屬之芒街，僅隔一河，有橋可達，交通甚為利便也。滿擬武器一到，則吾黨可成正式軍隊二千餘人，然後集合欽州各鄉團勇六七千人，而後要約郭人漳、趙伯先二人所帶之新軍約六千餘人，便可成一聲勢甚大之軍隊。再加以訓練，當成精銳，則兩廣可收入掌握之中。而後出長江以合南京、武昌之新軍，則破竹之勢可成，而革命可收完全之效果矣。乃不期東京本部之黨員忽起風潮，而武器購買運輸之計劃為之破壞。至時防城已破，武器不來，予不特失信於接收軍火之同誌，並失信於團紳矣。而攻防城之同誌至時不見武器之來，乃轉而逼欽州，冀郭軍之響應。郭見我軍之薄弱，加以他軍為之製，故不敢來。我軍遂進圍靈山，冀趙軍之響應。趙見郭尚未來，彼亦不敢來。我軍以力薄難進，遂退入十萬大山。此為予第五次之失敗也。
欽廉計劃不成之後，予乃親率黃克強、胡漢民並法國軍官與安南同誌百數十人，襲取鎮南關，占領三要塞，收其降卒。擬由此集合十萬大山之眾，而會攻龍州。不圖十萬大山之眾以道遠不能至，遂以百餘眾握據三炮台，而與龍濟光、陸榮廷等數千之眾連戰七晝夜，乃退入安南。予過諒山時為清偵探所察悉，報告清吏。後清廷與法國政府交涉，將予放逐出安南。此為予第六次之失敗也。
予於離河內之際，一麵令黃克強籌備再入欽廉，以圖集合該地同誌；一麵令黃明堂窺取河口，以圖進取雲南，以為吾黨根據之地。後克強乃以二百餘人出安南，橫行於欽、廉、上思一帶。轉戰數月，所向無前，敵人聞而生畏，克強之威名因以大著。後以彈盡援絕而退出。此為予第七次之失敗也。
予抵星洲數月之後，黃明堂乃以百數十人襲得河口，誅邊防督辦，收其降眾千有餘人，守之以待幹部人員前往指揮。時予遠在南洋，又不能再過法境，故難以親臨前敵以指揮之，乃電令黃克強前往指揮。不期克強行至半途，被法官疑為日本人，遂截留之而送之回河內；為清史所悉，與法政府交涉，乃解之出境。而河口之眾，以指揮無人，失機進取，否則，蒙自必為我有，而雲南府亦必無抵抗之力。觀當時雲貴總督錫良求救之電，其倉皇失措可知也。黃明堂守候月餘，人自為戰，散漫無紀；而虜四集，其數約十倍於我新集之眾，河口遂不守。而明堂率眾六百餘人退入安南。此為予第八次之失敗也。
後黨人由法政府遣送出境，而往英屬星加坡。到埠之日，為英官阻難，不準登岸。駐星法領事乃與星督交涉，稱此六百餘眾乃在河口戰敗而退入法境之革命軍，法屬政府以彼等自願來星，故送之至此雲雲。星督答以中國人民而與其本國政府作戰，而未得他國承認為交戰團體者，本政府不能視為國事犯，而隻視為亂民；亂民入境，有違本政府之禁例，故不準登岸。而法國郵船停泊岸邊兩日。後由法屬政府表白：當河口革命戰爭之際，法政府對於兩方曾取中立態度，在事實上直等於承認革命黨之交戰團體也，故送來星加坡之黨人，不能作亂民看待等語。星政府乃準登岸。此革命失敗之後所發生之國際問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