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頓
古代自由史
自由，僅次於宗教，一直是善行的動力和罪惡的慣用借口，從二千四百六十年之前在雅典被播種，到我們這個民族收獲其成熟的果實，從來如此。它是一種成熟文明的微妙成果；從一些民族知道了那一術語的意義而決心走向自由以來，差不多一個世紀已然逝去了。在每一個階段，其前進都一直被其種種天敵所圍困著，即被無知與迷信，被對征服的貪欲與對和平的渴望，被強者對權力的向往與弱者對食物的要求所圍困著。在若幹漫長的間歇期間，其前進完全被遏止了，那就是，當一些民族正從野蠻狀態和外族人的掌握中被解救出來的時候，以及當持續不斷的生存鬥爭，剝奪了人們對於政治的興趣和領悟，使得他們急於出賣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利以換取一頓濃湯，卻並不知道他們所交出的東西之寶貴價值時。自由的真誠朋友曆來都是稀少的，其勝利都源於少數人，因為少數人跟那些往往與自己抱著不同目標的支持者結成同盟而取得了優勢；這種同盟，一種曆來是危險的同盟，有時便成為災難性的，因為它給其對手提供了反擊的正當理由，因為它在勝利的時刻點燃了分贓的烽火。而在自由進程所遭遇的各種障礙中，最持久或最難於克服的，莫過於圍繞著真正的自由之本性所發生的困惑與紛亂。如果說敵對的利益已造成了許多傷害，那麼，錯誤的觀念則造成了更多的傷害；真正的自由的前進就記載於知識的增長之中，並不亞於記載於法律的改進之中。製度的曆史常常是騙人和虛幻的曆史；因為製度的作用取決於產生製度的觀念和維持製度的精神，當內容已不複存在的時候，形式可能還一如既往。
從現代政治中舉幾個大家熟悉的例子，就能闡明為什麼我們的論證重心將在立法領域之外。人們常說，我們國憲法在1679年達到了其形式上的完美，因為那一年《人身保護狀法》得到了通過。然而，僅僅過了兩年，查理二世就成功地做到了不再受製於議會。1789年，當等級代表（States-General）在凡爾賽集會的時候，西班牙的(Cortes)，它們比我們國的《大憲章》(MagnaCharta)還要古老、比我們的平民院還更受尊敬，也在中斷了數代人之後又被召集到一起，可是，他們立即請求國王不要征求他們的意見，而運用他自己的智慧和權威推行改革。根據流行的看法，間接選舉是保守主義的一種保障。然而，法國革命時期的曆屆議會都是從間接選舉中產生的。受限製的選舉權是君主政體另一項公認的保障措施。可是，查理十世由90000名選民選出的議會，反而抵製並推翻了王權；而路易·菲利普由25000名選舉人所推選出的議會，卻乖乖地支持了他的大臣們的反動政策，並且在拒絕改革從而使得君主製威信掃地的關鍵性分組表決中，基佐（Guizot）的多數是129個公務員的投票取得的。一個沒有薪酬的立法機關，基於某些顯而易見的理由，要比歐洲大陸多數接受薪酬的立法機關更具獨立性。但是，假如從美國派遣一名議員到康斯坦丁堡那樣遙遠的地方，以他本人的費用在物價最昂貴的首府生活幾個月，便是荒謬的了。從法律和表麵上看，美國總統是華盛頓的傳人，今天享有的仍然是費城製憲會議所創設和界定的權力。可實際上新總統與美洲共和國的國父們所設想的那個職位的差異，就像君主製與民主製的差異那樣廣泛，因為新總統可能會對公務機構進行多達70000項的人事變動；50年前約翰·昆西·亞當斯隻解除了兩個人的職務。買賣司法職位顯然是沒有理由的；然而在昔日的法國君主政體中，這種可怕的做法卻創造了唯一能抵製國王的團體。官員的腐敗可能會毀滅一個社會，但是，在俄羅斯卻起到了緩解絕對主義壓迫的作用。在有些情況下，幾乎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奴役本身就是通向自由的一個階段。基於上述理由，今晚我們不會象關心人們活潑的思想那樣關心敕令與製定法的僵死文字。一個世紀以前，人們非常清楚地知道，無論何人得到了衡平法院資深人員的聽審，他都必須為三方付費，但是，不會有人注意重罪，除非一位年輕律師得到啟發，認為有理由帶著嚴格的疑慮，去質疑和審查處理重罪的各個製度環節。那一天，即那種微光照亮傑裏米·邊泌 （JeremyBentham）清晰、勤勉的頭腦之日，值得記載在這樣一種政治日曆之上，即超越了許多政治家全部行政活動的政治日曆之上。要在聖·奧古斯丁著作中找出一段話，或從格老秀斯那裏找出一個比50屆國會法令更有影響的句子，這可能並不困難，我們的事業歸功於西賽羅與塞涅卡、維奈（Vinet）與托克維爾的地方，比可歸功於黎可古（Lycurgus）的法律或法國的五部法典的地方還要多。
說到自由（liberty），我們指的是這樣一種承諾，即每個人在履行他所信奉的職責時，將會得到保障，可以與權威和多數、流俗及輿論的影響抗衡。國家隻能在其最切近的領域內，分配義務和規劃善惡的界線。超出了其健康存在所必需的事項範圍，它隻能通進促進那些可以戰勝誘惑的影響力，如信仰、教育和財富的分布來為人生鬥爭提供間接幫助。在古代，國家攫取了不屬於它自己的權力，侵入了個人自由的領地。在中世紀，它擁有的權威太微弱，任憑他人侵入那一領地。現代國家則往往陷入兩個極端。我們判斷一個國家是否自由之最確切無疑的標準，是少數人所享有的保障的數量。自由，從這一定義看，就是信仰的根本條件和保障；與此相應，正是在上帝之選民（theChosenPeople）的曆史中，我們取得了我們的論題的最初例證。以色列人的政府是一種聯邦(federation)，其維係靠的不是任何政治權威，而是種族和信仰的統一性，其立國基礎不是物質強力，而是一種自願的契約。自治的原則不僅實行於每一個部落,而且實行於不少於一百二十個家庭的群體；既不存在等級特權，也不存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君主製對於那個社會的原始精神是如此格格不入，所以，它被塞繆爾(Samuel)的一個重要而莊嚴的宣言與警告所拒斥了，現在那一宣言與警告已然不斷地得到了亞洲的所有王國和歐洲的許多王國的認可。根據那一宣言，王位建立在契約的基礎之上；國王被剝奪了在民眾中立法的權力，因為民眾除卻上帝不承認任何立法者，他們在政治上的最高目標是恢複憲法原有的純潔性，使其政府符合被上天的律令所神聖化的理想原形。一些蒙受聖靈的人們（theinspiredmen），前赴後繼、始終不渝地起而充當反對僭主和暴君的先知，不斷地宣布神聖的律法高於罪孽的統治者，並且從設定的種種權威，亦即從人民的國王、牧師和王公，上訴到那些沉睡在民眾尚未敗壞的良知中的矯治性力量。這樣，希伯萊民族的垂範就劃出了自由一直賴以取得勝利的諸種路徑，例如：民族傳統的原則與高級法的原則；憲法以發展而不是根本性變革的方式而從根部向上成長的原則；一切政治權威都必須根據一部不由人定的法典予以檢驗並變革的原則。這些原則的作用，包括和諧與抵觸，就成了我們要重溫的全部內容。
神權之下的自由與人間權威的絕對主義之間的衝突，是以災難性的方式結束的。622年人們曾在耶路撒冷進行過一場最高級別的努力，以革新和保存國家。當時的大祭司從耶和華神廟中取出了被遺棄和忘卻的律書，國王和人民都莊嚴地宣誓遵守它從而給他們自己施加了限製。然而，旨在實現有限君主製和法律至上性的這一早期示範，既不曾持之久遠也沒有傳播開來；所以，自由奪取勝利所憑借的力量，必須到別處求索。早在586年，也就是在亞洲人的專製主義逼近耶路撒冷城，逼近那個曾經是並且注定會再次成為自由在東方的避難所的時候，在西方卻為自由準備了一個新的家園，在這處新的家園中，由於受到了大海和高山的保護，以及受到了勇敢的心靈的保護，壯麗的自由之樹被培植了出來，我們就居住在它的濃蔭之下，它將它那不可抗拒的枝條緩慢然而卻堅定地日益擴張到文明世界的上空。
根據歐洲大陸最著名的女作家的一句名言，自由是古老的、專製才是新的。證實這一名言的正確性，已是最近之史學家的榮耀。希臘英雄時代證實了它，在條頓人的歐洲則表現得更加明顯。無論我們將雅利安民族的早期生活追溯到什麼地方，我們都能發現一些胚胎，有利的環境和勤勞的文化或許曾將它們培育成自由社會。它們表現出某種在共同擔心的問題上具有共同利益的認識，表現出對外在權威非常低的尊重，表現出一種對國家的功能和至上的地位之不完美性的認識。凡是財產和勞動的分化不普遍的地方，階級和權力的分化程度也非常之低。直到社會經受文明化所麵臨的諸種複雜問題的考驗之前，它們是可以逃避專製的，就像沒有受到宗教分岐攪擾的社會可以避免宗教迫害。總體說來，早期基督教時代的形式沒有能夠抵製住絕對國家的成長，那時改進生活所麵臨的諸種困難與誘惑已開始發生影響；除了一個今天我們不會講到的君主國以外，幾乎不可能在更晚朝代的製度中追溯到那些形式的幸存情況。在基督誕生六百年之前，絕對主義保持著恣睢不羈的支配權。在整個東方世界，絕對主義都由教士與武力之綿延不渝的影響力所支撐著。在西方，由於沒有任何聖典需要訓練有素的闡釋者，教士階層就沒有取得支配地位，並且，當國王被推翻以後，他們的權力便轉移到了天然貴族身上。接踵而至的是，在許多代人中，都存在階級對階級的殘酷統治，富人對窮人，智者對無知者的壓迫。那種統治的精神，可以在貴族詩人第歐艮尼（Theognis）的詩篇中找到，這位貴族詩人是一位天才和優雅的人物，曾坦言他渴望暢飲其政敵的鮮血。麵對這些壓迫者，許多城邦的民眾都曾試圖到革命的僭主之更不寬容的專製中去尋找解放。這一藥方賦予了那種邪惡新的形式和活力。革命的專製者們往往是有著驚人的能力和優點的人物，就像某些在十四世紀使自己成為意大利諸城市最高統治者的人；然而，受平等法律和分離權力所保障的權利，在任何地方都不複存在了。
將世界從這種普遍的墮落中拯救出來的，是這些民族中最富才智的人物。雅典，像其他城邦一樣被一個特權階級擾亂和壓迫的雅典，避免了暴力衝突，任命梭倫修改其法律。那是曆史所記載的最幸運的選擇。梭倫不僅是在雅典所能找到的最明智的人物，也是古代最深邃的政治天才；他用來完成其國家之解放的那場順利、不流血及平靜的革命，如果發生在我們這個時代，則是一些人為了再造社會而追求並建立一種除卻沒有創立默認教（revealedreligion）已無所不為的權力時，所向往的一種政治生涯的開端。上層階級以前就占有著製定和執行法律的權利，他讓他們繼續占有，隻是將過去基於出身而取得的特權轉移給了財富。對於富人，因為隻有他們擁有在納稅和戰爭方麵支持公共機構負擔的手段，所以梭倫給了他們一份與基於其資源所提出的要求相稱的權力。最貧窮的階級被免去了繳納直接稅的負擔，但也排除了他們擔任公職。梭倫讓他們在從上層階級中選舉官員時有發出聲音的機會，以及召喚官員解釋其行為的權利。這一讓步顯然是微小的，但卻是一場巨變的開端。它引入了這樣一種主張，即一個人對於選舉他不得不將自己的財產、家庭和生活都托付給其正直與智慧的人，應該享有發言權。這一主張徹底顛覆了人間權威的觀念，因為它在一切政治權力過去都取決於道德的強製（moralforce）的地方，開始了道德的影響（moralinfluence）之統治。依靠同意的統治取代了依靠強迫的統治，倒立的金字塔被顛倒了過來。通過使每一個公民都成為自身利益的看守者，梭倫將民主因素引入了國家。他說：統治者的最高榮譽，就是建立一個民眾的政府。他認為對任何人都不能完全信任，所以，他將一切行使權力的人都置於其服務對象的警惕控製之下。
人們到那時為止所知道的防止政治騷亂的唯一方法，就是權力的集中。梭倫則開始以分散權力的方式來達到相同的目的。他將在他看來普通民眾有能力運用的影響力都交給了他們，以便讓國家免於專橫統治。他說，民主的精髓就在於，除了法律以外不服從任何主人。梭倫認識到了那一原則，即政治形式不是終結性或不可更改的，必須適應現實；他為修改他的憲法而又不破壞連續性或喪失穩定性留出了充分的餘地，以至於他去世數個世紀之後，阿蒂卡（Attic）的演說家們還將雅典法律的全部基本內容歸功於他，以他的名義來引用。雅典法律的發展方向由梭倫的那一根本原則決定了，即政治權力應該與公共服務相適應。在希波戰爭中，民主方式所提供的服務使貴族權力所提供的服務黯然失色，因為將亞洲人趕出愛琴海的艦隊是由貧窮的雅典人組成的。那個階級以其勇敢拯救了國家並保護了歐洲文明，取得了增加自己的影響和特權的資格。國家公職，曾一直是富人的專利的國家公職，被迫向窮人開放了，並且，為了確保窮人得到自己的份額，所有的職位都由抽簽分配，除了最高將領。
當古老的權威衰落的時候，並沒有任何為人們所接受的道德和政治權利準則，來保持社會結構在變遷過程中的穩定性。利用了政府形式的那種不穩定性，威脅到了政府的原則。民族的信念正讓位於懷疑，而懷疑卻又沒有為知識鋪平道路。曾有一段時間，私人和公共生活的義務都一度被等同於諸神的意誌。但那個時代已然逝去。盡管帕拉斯，即雅典人的天上女神，以及太陽神，通過帕納塞斯山兩個孿生山峰間的神廟發布諭令的太陽神，對於希臘的民族性（nationality）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助於保持一種崇高的宗教理想；然而，當那些醒悟的希臘人學會了將他們的推理能力運用到他們所繼承的信仰體係時，他們很快就認識到諸神的觀念腐化了生活，敗壞了公眾的思想。道德教育再也不能由諸神提供了，但其時也不能在書本中找到。不存在任何由專家闡釋的權威經書，不存在任何像遠東的、今天仍支配著近一半人類命運的教導者那樣的言論。依靠仔細的觀察和精確的推理來解釋事物的努力，是以破壞性的方式開始的。這樣就迎來了一個時代，在那個時代廊柱派與學院派的哲學家們將智慧和美德的訓誡編入了一個體係之中，該體係是如此連貫和淵深，因而大大地減少了基督教聖者的任務。但聖者的時代尚未來臨。
懷疑與轉折的時代，即希臘人從神活的朦朧想象走向科學之熾烈光芒的時代，是伯利克裏的時代，以及努力以確切的真理取代已受傷的權威之積習的時代；這種努力從那時開始吸收希臘的智性活力，是人類世俗編年史中一場最輝煌的運動，因為，即便在基督教造就了無法丈量的進步之後，我們的大量哲學思想和我們擁有的一些優秀得多的政治知識，都要歸功於這一運動。伯利克裏擔任雅典政府首腦時，是第一位直麵傳統之急劇式微所強加給政界的問題的政治家。當時已不存在任何道德或法律權威尚未受到前景難測的變化的動搖。沒有任何指南可以得到充滿信心的信任；沒有任何標準可供人們訴諸，用來審查或否決人民中流行的種種確信。流行的是非觀念或許是錯誤的，但卻不接受任何審查。人民，出於實用的目的，成了認識善惡的中心。因而，人民，也成了權力的中心。
伯利克裏的政治哲學，就是以這一結論構成的。他毅然拔除了一切仍在維持富人統治地位的樁柱。麵對“權力與土地同在”這一古老的原則，他引入了權力應該均衡分配以為所有的人提供平等保障的主張。社會的一部分統治整個社會，或者一個階級為另一個階級製定法律，這種做法他宣布是暴政。他在廢除特權時本來有可能隻有利於將最高權力從富人轉移到窮人身上，假如他沒有通過將公民權限製在純血統的雅典人範圍內來調整均勢的活。由於這一措施，我們應該稱其為第三等級的那個階級被縮減到14，000個公民，在數量上與更高的等級大致相等了。伯利克裏認為，每一個疏於履行其對公共事務的責任的人，都是在給共和國（commonwealth）造成一份傷害。為了防止任何人由於貧窮而被排除在公務之外，他做到了從國家基金中給窮人參與公務支付報酬，因為他所掌管的聯盟貢金（thefederaltribute）積聚起了多達兩百萬先令以上的財富。他發揮影響的工具，是演講的藝術。他憑借說服力進行統治。一切事情都由公開審議中的辯論決定，每一種影響力都臣服於大腦的權威。他認為，憲法的目的不在於認可而在於防止任何一種利益占據支配地位；在於使富人免於嫉妒的危險，同時使窮人免於壓迫。這一主張標誌著希臘政治家所達到的最高水準。它在其提出者、這位卓越的愛國者辭世後，就很難為繼了；全部曆史都充斥著將特權給予金錢、土地或人數而打破那種平衡的努力。接下來的一代在才智上一直是無與倫比的， 他們在詩歌和演說方麵的著作，今天仍然受到世人的景仰，在曆史、哲學和政治上的著作，依然沒有被超越。然而，那一代人沒有產生伯利克裏的任何繼任者，沒有任何人能夠揮舞從他手中掉下的王者之杖。
當這一原則，即每一種利益都應有權利和手段申張自己，被雅典憲法所采納時，那是各民族的進步中邁出的重要一步。然而，雅典憲法對於那些在投票中被擊敗的人，並沒有任何救助措施。雅典法律並不製約多數人的勝利，或將少數人從成為少數人（outnumbered）的可怕懲罰中拯救出來。當伯利克裏的崇高影響被清除後，各階級之間的爭鬥毫無節製地洶湧著，而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降落在上流等級身上的屠殺，則給了下層等級不可抗拒的強勢地位。雅典人那種躁動不安和尋根究底的精神，匆忙地揭示了每一種製度的理據和每一項原則的結果，因而他們的憲法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從嬰兒期滑向了老年期。
兩個人的人生就跨越了這一段時期，即從校倫首次承認民眾的影響到國家崩潰這一段時期。他們的曆史提供了民主在非同尋常的有利環境下，所具有的危險的經典例證。因為雅典人不僅勇敢、愛國和能慷慨獻身，他們也是希臘人中最虔誠的。他們崇拜給了他們繁榮、平等和自由的憲法，從不曾懷疑規定公民大會巨大權力的根本法律。他們容忍形形色色的見解和廣泛的言論空間；他們對其奴隸的人道，甚至激起了貴族製最明智的支持者的憤慨。就這樣，他們成了古代唯一靠民主製強大起來的民族。然而，擁有無限權力會腐蝕人的良知，硬化人的心靈，破壞君主的正常理智，擁有無限權力也同樣在敗壞著名的民主政體。受少數壓迫是糟糕的，而受多數人壓迫則更糟。因為群眾中積聚著潛在的力量，一旦發揮作用，少數則很難抵擋。而麵對全體人民的絕對意誌，除非叛逃，便無處申訴，無從補救，無地藏身。雅典最卑微和人數最多的階級統攬了立法權、司法權和部分行政權。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哲學教導他們說，沒有任何法律比國家的這一法律更優越——立法者在法律之上。
因此，至高無上的人民有權做出任何能做到的事情，除卻自己對利弊的判斷，不受任何是非準則的羈束。在一次值得紀念的機會中，聚集在一起的雅典人宣布，禁止他們做他們選定的任何事情，都是可怕的。不存在任何力量可以限製他們，他們不受任何不是自己製定的法律的束縛。就這樣，解放了的雅典人變成了暴君；他們的政府，開創歐洲自由的政府，遭到了所有古代最聰慧之士的一致譴責。他們毀滅了自己的城邦，因為他們試圖通過在集市上辯論來指揮戰爭。像法蘭西第一共和國一樣，他們將戰敗的指揮官處死。他們對其附庸國的待遇是如此不公，因而失去了自己的海上霸權。他們掠奪富人，直到富人與公開的敵人勾結起來；他們用蘇格拉底的殉道，來給自己的罪孽加冕。
當大眾的絕對統治持續了將近十年之後，國家除卻自己空虛的存在已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喪失了；雅典人，厭倦而沮喪的雅典人，承認了導致自己毀滅的真正原因。他們認識到，為了自由、正義和平等的法律，民主也需要限製自己，恰如過去一直需要限製寡頭製。他們決心再次采取古代的處事立場，恢複在富人的專權被剝奪而窮人還沒有專權的時期一度存在的秩序。第一次複古嚐試失敗了，那次嚐試之所以值得紀念，僅僅是由於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政治上的判斷從來不曾出現偏差的修昔底德，宣布那是雅典人所曾享有的最好的政府。此後雅典人又重新進行了嚐試，並具有豐富的經驗和更一致的目標。敵對的黨派和解了，在曆史上首次宣布了大赦。他們決定通過共識實現統治。有傳統作根據的種種法律，被簡化成了一部法典；享有最高權力的公民大會的任何行為，如果發現與法典抵觸，便失去效力。在依然不可侵犯的憲法上的神聖限製，與隨時適應現階段的需要和主張的法令之間，他們做了一個大致的區分；因而，經過數代人的努力所形成的法律結構，不再為民眾意誌的臨時改變所左右。雅典人的悔悟來得大晚了，並沒有挽救共和國。但他們的經曆所留下的教訓是永恒的，因為它告誡人們，由全體人民掌管的政府，如果成為人數最多、最有力量的階級的政府，便是與純粹的君主製性質相同的一種邪惡，因而，出於幾乎完全一樣的理由，需要製度來保護自己免受自身的危害，以及維護法律的永久性統治，不為公眾意見反複無常的巨變所左右。
與雅典自由的興盛與衰亡相比，羅馬在致力於解決相同問題時，有著更強烈的建設性意識，取得了更輝煌的暫時成功，但最後卻以遠為可怕的災難告終了。在天才的雅典人那裏，靠振振有詞的辯論的魅力所推進的發展，在羅馬則表現為競爭性力量之間的鬥爭。思辨的政治學，對於嚴肅而注重實用的羅馬天才們沒有任何吸引力。他們不考慮什麼是克服困難的最聰明的方法，而考慮類似的實例表明應該用什麼方法；在他們那裏暫時的衝動和精神，不如先例和樣榜有影響。他們特有的性格促使他們將其法律的起源歸結於早先的時代，為了證明其製度的連續性，以及消除對革新的責難，他們虛構了羅馬曆代國王的傳奇曆史。他們在忠於傳統方麵所表現出來的力量，使得他們的進步非常緩慢，他們隻有迫於幾乎是無法回避的急切需要，才會向前邁步，因而，相同的問題往往要反複出現，然後才會得到解決。羅馬共和國的憲法史，取決於貴族的努力，他們聲稱自己是真正的羅馬人，要求將他們從國王手中奪取的權力保留在自己手中；也取決於平民的努力，他們要平等地分享權力。這一紛爭，心急而浮躁的雅典人隻用了一代人的時間便完結了，在羅馬則持續了兩個多世紀，從平民被排除在城邦政府之外的時代，到平民被征稅，到被迫無薪任職，最後直到286年才被賦予政治平等。此後接踵而來的是一百五十年前所未有的繁榮和輝煌；然後，從原來的紛爭中，即從原來如果在理論上說還沒有平息，但已達成妥協的紛爭中，又產生了一場新的紛爭，這場紛爭導致了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