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
財富與收入的不平等
市場經濟——即資本主義——的基礎是生產的物質資料的私人所有和私人企業家精神。而消費者則通過購買或拒絕購買，最終決定應該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品質如何。對那些能夠最好地滿足他們的願望的商人，他們給予的回報是使之有利可圖，而那些沒有生產出他們最渴望的東西的商人，則無利可圖。利潤能夠使生產要素轉移到那些能夠最充分地滿足消費者最迫切需求的商人手中，而虧損則相應地剝奪那些不能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商人對生產要素的控製權。在一個不受政府妨害的市場經濟體中，財產的所有者向來都隻是消費者的受托人而已（mandataries）。在這個市場上，每時每刻都在進行著某種公民投票，它決定著誰應該擁有土地，可以擁有多少。恰恰是消費者，使得有人富裕有人窮。
財富與收入的不平等是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正是這種工具，賦予消費者至高無上的地位，使他們有權迫使所有從事生產活動的人對他們俯首聽命。它迫使所有從事生產活動的人竭盡全力服務於消費者。它使競爭得以展開，而那些能最好地服務於消費者的人則贏利最巨，並積聚起財富。
在AdamFerguson、Saint-Simon和HerbertSpencer稱之為軍國主義（militaristic）、而當代美國人稱之為封建的社會中，土地的私人占有是進行征服的領主暴力掠奪或接受貢納的結果。有些人占得多，有些人占得少，有些人一無所有，而這都是由領主一手決定。在這樣的社會中，我們可以正確地宣稱：大地主的富裕，跟無地者的貧窮之間存在著必然的因果關係。
但在市場經濟中，情況完全不同。一個企業做大，並不會損害，相反，會改進其他人的生活環境。億萬富翁之所以致富，是因為他們為整個社會提供了以前人們想象不到的商品和服務。如果法律阻止他們致富，那麼，普通美國家庭就不可能享受到很多如今已稀鬆平常的器具和裝備。美國人之所以能享有有史以來最高的生活水準，就是因為美國的幾代人從來沒有采取過“均財富”、“再分配”的政策。財富和收入的不平等是群眾幸福安寧的原因，而不是任何人窮困不幸的起因。在那些“不平等程度較低”的地方，群眾的生活水平肯定也比較低。
“分配”的呼聲
在那些政治煽動家看來，他們所說的財富與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本身就是所有罪惡中最不能容忍的罪惡。正義必然要求某種平等的分配。因此，沒收富人的剩餘或至少其中的一大部分並將其分配給那些所得較少的人，就是公平的、有利的。這種哲學隱含的一個前提是：這樣一種政策並不會損害總體生產數量。然而這種看法即使是正確的，普通人的購買力增加的數量也要遠遠小於流行的幻想誇大地想象的數量。實際上，富人的奢侈隻占到國家整個消費中很小比例。
富人的絕大多數收入，並不是用於消費，而是用於儲蓄，進行投資。恰好是這一點能解釋他們何以會積聚起巨額財富。如果成功的商人本來準備重新投入生產性活動的資金，被國家用於當期支出，或者分配給那些消費它們的人，那麼，資本的進一步積累就會放緩，或者完全停滯。那時，就談不上什麼經濟、技術進步了，更不用說提高總體生活水平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采取“沉重的累進所得稅”和“剝奪遺產繼承權”等措施“逐漸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他們的這種設想跟他們所提出的終極目標完全一致，這一目標就是用社會主義取代市場經濟。他們完全意識到了這些政策的必然結局。他們公開宣布這些措施“在經濟上是維持不下去的”，他們之所以仍堅持這些政策，僅僅是因為它們“必然進一步衝擊”資本主義社會秩序，因而“作為全麵進行生產關係革命、即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如果那些辯稱仍然想維護市場經濟和經濟自由的人士卻提出連馬克思、恩格斯都認為在“經濟上是維持不下去的”措施，就完全是另一回事。這些自我們標榜為中間道路的政治家，要麼是偽君子，他們的真實意圖是要建設社會主義，卻用謊言來欺騙群眾，要麼就是不學無術之人，他們不知道自己正在胡言亂語些什麼。累進的所得稅和不動產稅這些政策，與維護市場經濟的目標是衝突的。
鼓吹中間道路的人士是這樣為自己辯護的：“我們沒有理由斷言，商人僅僅由於知道他們的利潤不歸自己而是造福大眾，就不再竭盡全力利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即使他不是利他主義者，一點都不在乎錢財，無私地奉獻於公共福利，他也沒有理由磨洋工，而不像以前那樣更有效率。有人說，推動企業做大的唯一動機是獲利，這種說法並不正確。世上並不乏這樣的例子，有人僅僅是為了使他們的產品更完美而不斷努力。”
消費者至高無上
這種論證完全忽視了問題的關鍵所在。至關重要的並不是企業家的行為而是消費者的至高無上地位。我們可能認為下麵的事是理所當然的：商人即使已經知道從自己的熱誠和努力中得不到好處，也仍然會竭盡全力服務於消費者。商人們會根據自己的看法，最完美地服務於消費者。然而那時，將不再是由消費者決定他們可以得到什麼。他們將不得不購買商人們認為最適合於他們的東西。那時，企業家才是至高無上的，而不再是消費者。消費者將不再有權力把生產的控製權委托給那些能生產出他們最喜歡的商品的企業家，也不再有權把那些生產他們認為價值不大的東西的企業家調整到整個社會體係中更合適的位置。
如果當今美國涉及公司利潤稅、個人所得稅和遺產稅的法律，在六十年前就開始實施，那麼，那些曾經提高了“普通人”生活水平的新產品，要麼根本就不會被生產出來，要麼，數量很少，隻夠極少數享用的。如果亨利·福特的利潤剛一產生就被稅務官征走，就不會有福特公司。我們現在看到的仍將是1895年的商業結構。新資本的積累將完全停止或是積累速度大大放慢。生產活動的擴張速度將大大低於人口增長速度。這種狀態的後果，可想而知。
盈虧狀況告訴企業家消費者最迫切地需要什麼。隻有企業家裝進兜裏的利潤能使他調整自己的活動以適應消費者的需求。如果利潤被沒收了，那麼，他就無法滿足消費者發給他的指令。那時，市場經濟就失去了其方向盤。整個經濟將陷入徹底的混亂中。.
隻有東西生產出來，人們才能消費。我們時代的大問題恰恰在此：由誰來決定該生產什麼、消費什麼，是民眾，還是國家？是消費者自己，還是家長製的政府？如果我們覺得應該由消費者決定，那就等於選擇了市場經濟；如果我們說由政府來決定，那就選擇了社會主義。沒有什麼第三種解決方案。各種各樣的生產要素的每一單位應該用到什麼地方，這樣的決定是不可能分開作出的。
平等的呼聲
消費者的至高無上地位體現在它能把生產的物質要素、因而也就能把生產活動的管理，交付給那麼能以最高效率向他們提供服務的人手裏。這必然意味著財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如果我們想徹底取消這種財富與收入的不平等，就必須拋棄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至於社會主義體製是否真的能實現收入的平等，這個問題則隻能留給社會主義去分析了。)
不過，中間道路的鼓吹者說了，我們並不是想要徹底消滅不平等，我們隻是想用較低的不平等程度取代嚴重的不平等現象。
這些人把不平等看作是一種罪惡。他們並沒有說明，如果排除掉任意性和個人評價的影響而公正地進行判斷，到底哪個程度的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可以無條件地保持下去；相反，他們宣稱，不平等本身就是壞的，而他們認為，較低程度的不平等比較高程度的不平等要少一點惡，就好象一個人體內的毒素少一點，相比於毒素水平較高，對人總要好一點一樣。然而如果果真如此，那麼，從邏輯上看，在他們的學說中，並沒有一個臨界點，至此，平等程度終於達到令他們滿意的水平，而毋須進一步縮減不平等。
不平等程度是否達到某一水平，至此，人們認為該水平已經足夠低了，已經不再需要采取進一步的措施來實現更高程度的平等，這完全是每個人價值判斷範圍內的問題，是隨意性很大的問題，其答案也因時間和個人的不同而大相徑庭。這些鼓吹平等的人認為，沒收財產和“再分配”政策隻會傷害少數人，即他們認為“太”富裕的人，而造福於其他人——多數人，那麼，他們就無法拒絕有些人要求推行更多所謂有益於多數人的政策的呼聲。隻要有一丁點不平等，那麼就總有人出於嫉妒而要求進一步推行平等化政策，而此時，你將沒有任何理論能反駁他們的推論：如果財富和收入的不平等是一種罪惡，那麼，就沒有任何理由保留哪怕是很低程度的不平等；平等化過程決不會停下來，直到所有人的財富和收入完全實現了平等。
利潤稅和地產稅的曆史就清楚地說明了，一旦開始實行平等化原則，那麼，就不會停到某一點，此後就不再推行更進一步的平等化政策。如果在憲法第十六修正案頒布之時，有人曾預測，若幹年後，所得稅的累進率一定會攀升到其最高水平即我們今天的水平，該修正案的的鼓吹者一定會斥責該人為瘋子。（然而，今天我們的確已經達到了前人根本想象不到的水平）確實，如果行政當局或國會中熱衷於增進自己再次當選機會的議員們提議提高累進率，國會中恐怕隻會有極少數人會認真地予以反對。因為在當今那些半吊子經濟學家販賣的學說的鼓惑下，恐怕隻有少數理性的人才不會相信，僅僅由於他們自己的收入比別人少，他們就受到了傷害，他們也不會相信，沒收別人超出自己的那一部分收入不算是一項壞政策。
我們並不是想嚇唬自己：我們目前的稅收政策必將引導我們通往財富和收入的完全平等，從而也就是通向社會主義。隻有我們認識到利潤、虧損的作用及由此而導致的財富與收入的不平等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我們才有望扭轉這種趨勢。人們必須認識到，正是他們自己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才導致了成功的企業財富的不斷積累，反之亦然。他們必須意識到，企業做大並不是一種罪惡，而是他們自己之所以能夠享受所謂的“美國生活方式”中的那些的舒適方便之物的原因和必然結果。
自由主義的外交政策
1.國界
對自由黨人來說，內政與外交不是對立的，外交考慮是否應優先於內政考慮或者內政優先於外交這一經常被提出來並深入討論的問題，在自由黨人的眼裏是多餘的。這是因為自由主義在其政治藍圖中從一開始就涵蓋了整個世界。而且它認為，它努力在最小範圍內實現的思想,同樣也適用於宏大的世界政治。如果說自由黨人把外交和內政區別開來，那他也隻是為把巨大的政治任務的領域加以適當劃分，而絕不是因為他認為在外交政策中應該有個與國內政策不同的原則。
自由主義國內政策的目標亦是其外交政策的目標——和平。如同在國家內部一樣，自由主義在國家間的交往中也力求和平合作。自由主義思想的出發點是，認清人類合作的價值和重要性。自由主義所計劃並欲付諸實施的一切均是為了維持人類在相互合作方麵今天業已達到的水平並使其進一步提高。而其最終理想則始終是想實現一種和平的、沒有摩擦的全人類的全麵合作。自由黨人的思想裏永遠裝著全人類而不是一部分人。它不依附於狹隘的團體，不終止於某個村莊、地區、國家和地球某個部分的邊界。它是一種世界主義的、一種全球性的思想，一種包容了全人類和全世界的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說，自由主義是人道主義、自由的世界公民主義和世界主義。
在反對自由主義的思想統治著世界的今天，世界主義在大眾眼裏是受譴責的。德國有些過分熱心的愛國者，不能原諒德國一些偉大的詩人，特別是歌德，因為這些詩人的思想感情不囿於民族主義，而是世界主義的。有人以為，在民族利益和人類利益之間有不可克服的矛盾，那些將其心血用於為全人類謀福利的人，必定漠視本民族的利益。沒有什麼比這種觀點更顛倒黑白的了。如果說，那些為全體德國人民謀福利的人不會損害他自已狹小的家鄉的利益的話，那麼，一個為全人類造福的德國人，同樣也不會損害其同胞的特殊利益，這就是說，不會損害周圍與他在語言、居所、特別是出身、思想方麵都親近的人們的利益。因為，一個人如果有誌於使他所處的比較狹小的集體繁榮昌盛的話，那麼他也同樣會有誌於全世界的繁榮。
信奉國家主義的沙文主義者聲稱，在各個由家的利益之間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矛盾。他們想推行一種旨在使本國人民高居其他國家人民之上的政策，甚至可以為此不惜動用武力，他們常常大肆渲染一個國家和民族內部團結的必要和好處。他們越是強烈地強調外鬥爭的必要，就越是強烈地要求人民內部的一致。自由黨人絕不反對這種在內部實行的和平，而且，這樣一項政治上的對於和平的基本要求正是從自由主義中萌生出來的;這種要求也正是依靠自由主義思想在十八世紀設法獲得的力量才成為一種居統治地位的要求的。在自由主義及其將和平作為絕對最高要求的思想被提上議事日程之前，各國都肆無忌憚地與別國打仗。即使在各國內部，也經常不斷地發生衝突、爭吵和流血的鬥爭。早在十八世紀，卡洛頓發生了不列顛人的鬥爭，早在十九世紀，德國發生了普魯士反對奧地利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各方都有其他德意誌國家參戰。當時在普魯士看來，站在意大利一邊反對德意誌的奧地利並不是什麼壞事。而在，1870年，隻是由於事態的迅速發展，才阻止了奧地利去站在法國人一邊參與反對普魯士及其盟國的鬥爭。普魯士軍隊引以自豪的許多勝仗，都是他們在同其他德意誌國家的軍隊打仗中取得的。隻有自由主義曾教育各國人民，在國內和好相處，它同樣教育他們，對外也要維護和平。
自由主義從國際分工這一事實中提出了反對戰爭的關鍵的、不可辯駁的理由。分工早已超越了政治聯盟體的界限。今天，沒有一個文明國家直接通過本國的生產自給自足地滿足了自己的需求。所有的國家都指望從國外進口商品，並用出口本國商品來支付進口。禁止國際商品交流會對人類文明造成嚴重損害，將葬送成千成百萬人的福利，甚至其賴以生存的基礎。在一個各國相互依賴外國產品的時代，戰爭有可能不再發生。因為一場由一個參與國際分工的國家進行的戰爭，可以通過禁運來決定勝負，所以，一個國家若要考慮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則其政策必定是使國民經濟能自給自足，就是說，它必須在和平時期就努力做到使國際分工停留在本國國界之外。如果德國想退出國際分工並努力使自己的一切需求均直接由本國的生產來滿足，那麼，它就將減少德國每年的勞動生產總值，這樣就會使德國人民的福利、生活水準和文明程度大大下降。
2·自決權
前麵已說明了，隻有當一部民主的國家憲法提供保證，使現行體製能毫無摩擦地充分順應國民的意願時，一國內部的和平才能實現。要使國家間的和平也得到保障，就需要合乎邏輯地實行同樣的原則，舍此無它。
較早的自由黨人的想法是各國人民生來都溫和，隻是那些君主們想要戰爭，想通過占領地域來擴大其權力和財富。所以他們認為，隻要用依附於人民的政府來取代君主統治，就足以保證長久的和平了。如果在人民國家出現了下述情況，即曆史上形成的、在向自由主義過渡時的國界不再符合國民們的意願，那就必須根據體現公民意願的全民表決的結果來和平地改變國界。如果某一部分國土上的居民明確表明，要加入不是他們眼下所居住的另一個國家，就必須使人們有可能改變國界。俄國沙皇在十七和十八世紀將大片領土納入自己的帝國，而這些領土上的人民從未有過從屬俄羅斯國家的願望。即使這個俄羅斯帝國真的實施一部完全民主的憲法，這些領土上的居民們的願望也不會得到滿足，因為他們根本不願與俄國人一起同屬一個共同體性質的國家聯盟。他們的民主要求乃是，脫離俄羅斯帝國，建立一個獨立的波蘭國、芬蘭國、拉脫維業國、立陶宛國，等等。這樣除了通過戰爭以外，便沒有其他辦法可以滿足這種要求以及其他國家人民(如意大利人、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的德國人、斯拉夫人和哈布斯堡帝國內的馬劄爾人)的類似願望。這就是歐洲自維也納會議以來所發生的一切戰爭最重要的根源。
所以，在屬於哪個國家這個問題上，自決權便意味著，假如一方領土——不管是一個村莊、一片國土或幾片相聯的國土——上的居民通過沒有偏見的表決表明，他們不希望留在自已目前所屬的那個國家聯盟內，而想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或希望屬於另一個國家，人們應對這種願望加以考慮。唯如此，方能有效地阻止內戰、革命和國家間的戰爭。
有人把這稱之為“民族自決權”，那是對這個自決權的曲解，這裏涉及的不是一個單一民族的自決權，而是指任何一片領土上的居民都可以就自已想屬於哪個國家聯盟作出決定。有人甚至這樣把自決權當作“民族自決權”來理解，給一個民族國家以權利，使它將本民族的、但屬於另一國土的部分人民違背其意願地從他們的國家聯盟中分離出來並入自己的國家，這是更具惡意的曲解。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從民族自決權引申出將契諾州以及其他州的部分領土從瑞士分離出來與意大利合並的要求，而不管這些州的居民根本不願意這樣做。有一部分泛德意誌人對德意誌瑞士和對荷蘭的態度與此相似。
我們所說的自決權並非是民族自決權，而是任何一塊大到足以構成一個獨立行政區的領土上的居民的自決權。本來，隻要有可能，就應給任何個人以這種自決權。隻是這一點行不通，因為出於強製性的管理技術上的考慮，國家對一片地區的管轄必須是統一規劃的，所以，把自決權限製在地區居民多數人的意願上是必要的，而這個地區應大到足以在地區行政管理方麵構成一個統一的地區。
自決權——在其起作用的時候以及在那些人們本想讓其起作用的所有地方——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導致了或本來會導致民族國家的形成和多民族國家的崩潰，這皆是出於有資格參與公民投票表決的人們的自由意誌。建立把一個民族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內的國家是自決權的結果，而不是它的目的。若是有部分國民覺得國家式的獨立或與其他國家的人民組成國家聯盟比單一民族的國家更好，對此，人們當然可以通過宣傳單一民族的思想來爭取這部分人，使他們改變自己的政治意願。但如果違背部分人的意願而引用民族具有更高權利的說法來決定他們的政治命運的話，那就無異於用某種變相的壓製損害了自決權。如果由德國、法國和意大利來瓜分瑞士，即使這種瓜分可以精確地以語言為界來進行，那也同樣是一種如當年瓜分波蘭一樣是對自決權的粗暴侵犯。
3·和平的政治基礎
在經曆了世界大戰以後，對長久和平的必要性的認識很可能已成為越來越多的人們的共識。然而，有一點還一直未被人們重視，即隻有通過不懈地、普遍地推行自由主義的綱領才能獲得永久的和平。
世界大戰完全是過去數十年反自由主義政策產生的自然而又必然的結果。
把戰爭爆發的責任推在資本主義身上純係無稽之談。有人清楚地看到了關稅保護政策與戰爭爆發之間的聯係，因而相信——當然是出於對事物糟糕的無知——可以把保護性關稅與資本主義直接等同起來。這些人在這裏忘記了，他們不久以前還在譴責資本主義(“金融資本”、“黃金國際”和“貿易資本”)，說它是無祖國的，是與必要的保護性關稅相對抗的;他們忘記了，人們不久以前還可以在所有的民族主義的文章中讀到對國際資本的激烈攻擊，這些文章指責國際資本畏懼戰爭和親善和平。最愚蠢的是把戰爭爆發的責任推給軍火工業。軍火工業之所以產生並急劇膨脹起來，是因為好戰的政府和國家需要武器。若是認為，國家出於對大炮工廠的喜愛而轉向帝國主義政治，那真是太荒謬了。軍火工業同其他任何工業一樣，是為了滿足需要而建立起來的。要是國家更喜歡其他產品而不是大炮和炸藥，工廠主們就會去生產前者而不是後者。
可以相信，今天要求和平是人們的普遍願望。但人們並不清楚，為了保護和平，需要哪些條件。
為使和平不受幹擾，就必須消除人們對戰爭的愛好。必須建立一種製度，為國家和人民創造它們感到滿意的生活環境，從而使它們不去采用戰爭這種極端手段。
自由黨人不想用倫理道德和說教來排除戰爭，而是尋求在社會中創造消除戰爭根源的條件。
這種做法的首要前提是建立私有製。如果這種私有製即使在戰爭中也必須得到維護，如果勝利者不能將他人的私有財產攫為己有，如果攫取公共財產意義不大，因為到處都是生產資料私有製，這樣就已經消除了發動戰爭的一個重要原因。但為了確保和平，這樣做還遠遠不夠。為了使自決權不致成為裝模作樣的東西，必須采取政治措施，使得一塊土地由一個國家主權到另一個固家主權的過渡盡可能地成為無足輕重之事，並使這種過渡不會給任何人帶來損害或好處。有人想象不出，為此需要做些什麼，因而有必要舉一些例子來加以說明。
試拿一幅中歐、東歐的語言和民族地圖在乎，就可以看到在北部和西部的波希米亞，民族邊界如何頻繁地與鐵路線相交。這裏，在幹預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裏，人們無法使國界和民族邊界一致。捷克國家戰國家鐵路通過德國的領土，這是不合適的。但更不合適的是，若是在一條鐵路線上，每隔幾公裏都要換一個管理運行的機構。同樣無法想象的是，每行駛幾分鍾或幾十分鍾後都要在形形色色的關卡停下來。這樣就很容易理解國家社會主義者和幹預主義者得出的結論了，不許破壞這些地區“地理上”或“經濟上”的統一性，因而必須把這個地區交給“一個主人”。(不言而喻，每個民族都試圖證明，唯獨它自己有權利和資格充當這種主人的角色。)對自由主義來說，這裏根本不存在什麼問題。私人鐵路可以不受任何當局幹預地在許多國家的領土上通行無阻。如果對人、畜和商品均沒有關稅邊界和交通阻礙，那麼一列火車在幾個小時的行駛中要穿越多少國界，就無關緊要了。
從語言地圖上，我們還可以看到民族飛地。一些人聚居在語言孤島上的封閉的移民區內，與同民族的國家(指該國主要民族)的領土不連在一起。在當今的國家關係中，人們無法在政治上把他們歸入他們的故國。而今天的國家就像一個關稅經濟區，它需要國土直接連成一片。一塊小小的“外來移民區”，由於經濟政策和關稅政策的作用，處於一種同它直接毗鄰的地區相隔絕的狀態，因而它的經濟不能振興。但如果經濟流通自由，且國家的責任僅限於維護私有財產，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語言孤島上的移民可以不必僅僅因為沒有大陸橋與本民族連在一起而遭受民族壓迫。
聲名狼藉的“走廊問題”也隻有在帝國主義、國家主義和幹預主義的製度下才會產生。一個內陸國家被周圍鄰國的領土與海洋隔開，為使自己的對外貿易不受周圍鄰國的幹預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政策的影響，它相信自己需要一條通向海洋的“走廊”。如果實現了貿易自由，對內陸國家來說，擁有一條走廊就顯得不那麼值得向往了。
從一個國家社會主義意義上的經濟區過渡到另一種經濟區，會深刻地影響物質生活。比如上阿爾薩斯的棉花工業區，它已曾兩度轉手，又比如上西裏西亞、波蘭的紡織工業區等等。當一個地區的國籍變更給其居民帶來好處或壞處時，這些居民決定自已希望歸屬哪個國家的自由度就大大受到限製。隻有當每一個人作決定時是出於自由的意願而不是出於患得患失的心理，才談得上真正的自決。在以自由主義方式組織起來的資本主義世界裏，不存在互相隔離的“經濟區”，在它那裏，全球組成一個單一的經濟區。
自決權隻對那些形成多數的大有好處。為了使居少數的人也得到保護，就需要采取內政措施。我們先來看看教學政治措施。
今天在大多數國家存在著強製教育或至少是強製性授課製度。父母有責任將子女在一定的年度內送到學校或不將他們送到學校而在家裏讓人給他們上同等程度的課程。探究當年讚成和反對這種強製性學校和授課教育的理由已沒有什麼意義，今天人們絲毫不去注意這些理由了。在評論這個問題時，人們隻考慮到一個理由，即保持強製性學校和授課教育與努力創造持久的和平是水火不相容的。
倫敦、巴黎和柏林的居民們在這裏會不相信地搖頭。這個強製性學校和授課教育在全世界同戰爭與和平能有什麼關係呢?人們對這個問題與對許多其他問題一樣，就是不能單單從歐洲西部人的觀點來評判。在倫敦、巴黎和柏林，教育問題當然很容易解決。在這些城市中不會存在用什麼語言來上課的疑問。從民族立場來說，居住在這些城市並將其子女送到學校的居民，總體上可以被看作是一致的。即使居住在倫敦的非英國人，也把用英語而不是用其他語言授課看成是理所當然，而且是有利於自已的子女的。巴黎和柏林的情況與此毫無二致。然而，在其他混居和比鄰相居著操不同語言民族的地區，這個學校教育和授課間題就不可同日而語了。這裏，應該用什麼語言作為講課基本語言的問題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它可以決定民族的未來。人們可以通過學校教育使孩子們同他們的父母所屬的民族疏遠開來，人們可利用學校來實行民族壓製。誰把持了學校，誰就有了權力來侵害外來民族而保護本民族。
有人建議，將每個孩子送到教授其父母所說語言的學校。這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首先——完全撇開混血兒不談——要決定父母說的哪種語言並非總是輕而易舉之事。在語言混雜的地區，職業需要許多人運用境內所用的各種語言。而另一方麵——也是出於職業方麵的考慮——對個人來說不可能公開表態支持這一個或另一個民族。在幹預主義統治之下，這樣做可能使他失去另一個民族的主顧或者在一個屬於另一個民族的老板那裏丟掉飯碗。此外，還有許多家長恰恰願意把自己的子女送進其他民族的學校，因為他們更看重的是雙重語言的優點或與其他民族相聯係的優點，而不是對本民族的忠誠。若讓家長們去選擇將其子女送到哪所學校，那就是讓他們處在各種可以想象得到的敲詐勒索之下。在所有民族混居的地區，學校是一種高度重要的政治機構，如果人們把它保留為一種官方的、強製性的機構，就無法使它非政治化。隻有一個辦法，就是國家、政府和法律無論如何不許過問學校和授課的情況，不許把公共資金用於這方麵，教育和教學必須完全讓家長和私人團體及機構去辦。
讓一些無賴不上學長大起來，要比讓他們上學，卻是為了在他們長大成人以後被人打死或弄成殘廢強。
為了消除語言混雜地區民族之間的磨擦，必須取消通過義務教育和義務授課實行的強製性智力教育。然而長時間來，人們並沒有竭盡全力去這樣做。學校是實行民族壓製的一個工具，就我們的感覺而言，它也許是最危險的工具，但它肯定不是唯一的工具。政府對經濟生活的任何幹預都可以成為一種民族的手段。從這個角度來看，則人們必須為以維護和平而將國家行動限製在按其嚴格界定的詞義所必不可少的領域內。國家機器要保護和維護個人的自由、生命、健康以及私有財產，這一點是不能放棄的。然而，在那些存在著某種辦事不公的因素的地方，為達到上述目的而采取的司法行動和警察行動就可能產生危險。隻有在沒有特別的因由導致不公正的地方，人們通常才不用擔心某位法官在運用保護生命、健康、自由和財產的法律時處事不公的問題。但是，要是在居民的各個團體之間，由於宗教的、民族的或類似原因而存在著很深的隔閡，而且這種隔閡不屬於任何一種正當的感情衝動或人性的衝動而純粹是一種仇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這時，有意識地、更經常是無意識地不公正行事的法官，如果是為自己的團體服務幹這份差使的，就要考慮去履行一種更高的職責。隻要國家機器所關心的隻是保護生命、健康、自由和財產而不是其他什麼東西，那麼，人們就總還可以製訂出精確的規定讓行政當局和法官遵循，使官員或法官隻有在很狹窄的、甚至根本沒有活動餘地的條件下去自行其事甚或專橫跋扈。但若將一部分經營生產的活動交給國家機器，使它擁有動用高級物資的權力，那就不可能使行使政府職能的管理者遵守規定、保障公民一定的權益了。一項給殺人犯量刑的法律可以在謀殺和非謀殺之間大致劃一條界線，這條界線對法官的自行其事作了一定限製。然而任何律師都最清楚不過地知道，在實踐過程中，最好的法律也可能在解釋、說明和運用時被濫用。當然，對於管理交通、礦山或國有土地的機構，即使它出於第二章中業已陳述的理由擁有自由支配的權力，人們也還是能加之以很大的約束，使它幾乎無法作出一些極一般性的、因而毫無意義的指示，避免在民族發生爭論的問題上出現不公正現象。但在許多事情上，人們賦予這種機構以
自由活動的餘地，因為人們不可能預先斷定，它將在什麼情況下處理事情。這樣就為專橫、不公正和濫用職權開了方便之門。
不同民族的人居住在一起的地區，也必須建立一套統一的管理係統。人們不可能在每個街角設一名德國警察、一名捷克警察，讓他們各自隻管本民族的人。即使真能做到這一點，也馬上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如果兩個民族的人都肇了事，誰有資格采取行動。在這些地區，因管理劃一而出現的弊端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將國家活動擴大到其他領域，即那些因國家活動的天性而會給專橫跋扈以更大活動餘地的領域，勢必大大加重在保護生命、健康、自由和財產領域內業已存在的困難。
在世界廣大地區，都不是單一民族、單一人種、單一宗教信仰的人住在一起的，而是各種各樣的民族雜居在一起。由生產地點的轉移而必然產生的人員流動不斷地給新的地區帶來民族雜居的問題。如果不想人為地擴大因這種雜居而造成的摩擦，就必須把國家的職能局限在國家的權限的範圍之內。
4·民族主義
長期以來，在專製君主統治人民的時期，關於國家邊界按民族來界定的思想是沒有容身之地的。當統治者想把一個省份並到自已主國裏來時，他很少會過問，那裏的居民——臣民——是否同意更換王朝。唯一被想到的是，現有的軍事力量是否足以用來占領並且保住這塊新的領地。他多多少少地對外編造出一些裝模作樣的合法要求，為自己的行動辯護，而對有關地區的居民的民族問題根本不去過問。
國家的邊界應如何去向，這個問題對自由主義來說，是一個與軍事考慮和曆史上的法律考慮不相幹的問題。自由主義把國家建構在一塊土地上大多數居民的意願之上，摒棄一切過去對劃定邊界起決定性作用的軍事念頭。它摒棄占領權，它無法理解，有人怎麼能說出戰略邊界的話來。它更不能理解，有人為了占有一片開闊地，就提出將一片領土並入自己國家的要求。自由主義不承認一個君王有繼承一個省份的曆史權利。在自由主義的思想中，一個王國隻是一個管理和統治人的王國，而不是管理某一片領土的王國，更不能把生活在這片領土上的人視為土地的附屬品。由上帝恩賜的君王帶著國土的稱號，例如“法蘭西國王”。自由主義推出的國王不以國土相稱，而以他作為立憲國王所統治的人民的名字相稱。就如路易斯·菲力普的稱號是“法國人王”，類似的有“比利時人王”，過去還有過一個“海倫人王”。
自由主義創造了一種法律形式，人民願意或不願意屬於某一個國家，均可通過它來表達：公民投票表決。通過表決來決定某一領土上的居民希望屬於哪個國家。然而，即使一切政治條件都得到了滿足，以便不致於讓公民投票表決成為裝模作樣的鬧劇，即使此後可以讓人在每一個鄉鎮就國籍問題直接進行表決，而且如果情況發生變化還可重新進行表決，仍然還會有一些解決不了的問題遺留下來。這種遺留問題可能導致不同民族之間的爭執。如果有人通過表決的結果陷入不得不屬於他不想屬於的國家那種境地，這種情況的糟糕程度不亞於有人不得不去忍受一種軍事占領的結果。而對那些因語言與自己的大多數夥伴分離的人，情況就更為嚴重。
作一個少數民族的人，總意味著是當二等公民。關於政治問題的爭端必然要以口頭和文字的形式，通過講演、報紙文章和書籍進行，但是，這些手段對說外語的少數民族的人來說，與對那些其母語和口語就是政治辯論所用語言的人來說是不同等的。一個民族的政治觀點是其政治文化思想的反映。對說外語的人來說，以法律形式反映這種觀點有直接的意義，因為他必須遵循法律。但他有一種感覺，即他沒有真正能參與立法者意願的形成過程，或者沒有能夠像多數民族的人一樣同等地參與這種意誌的形成。要是他到法官或行政官員那裏要求就涉及他的事情作出具體的決定，他所麵對的人的政治思想與他完全不同，因為這些大是在另一種意識形態的氛圍中長大的。
即使撇開所有這些不談，單從少數民族的人在法庭上和在行政機構裏不得不使用他所陌生的語言這一情況看，他就要在許多方麵吃大虧。一位被告能否在法庭上直接與他的法官對話，庭訊是否必須通過翻譯來進行，這裏有天壤之別。少數民族的人處處感到他生活在陌生人中間，他隻是一個二等公民，盡管法律條文中也許否認這一點。
所有這些弊端在其政府活動僅限於保護國家公民生命和財產的自由主義法製國家裏己經顯得十分嚴重了，而在幹預主義甚至社會主義統治的國家裏，這些弊端就變得令人完全不能忍受。如果行政機構到處都要去幹預經濟生活，如果法官和官員們作決定的活動餘地大到可以為政治偏見留下一席之地，那麼，少數民族的人們就隻能聽任多數民族的國家官員的專橫跋扈和壓迫。要是學校和教會也不能自由行事，而是屈從於政府的安排，這將意味著什麼，對此前麵已經詳述過了。
從這裏可以探尋侵略性的民族主義的根源。我們今天看到，這種民族主義還在活動。如果有人試圖把今天存在於民族之間的對立歸結到天然的、而不是政治的根源上，那就錯了。民族之間老早就出現了互相厭惡的各種征兆。有人喜歡將此作為證據提出來，但這種征兆同樣也存在於各個民族內部。巴伐利亞人憎恨普魯士人，普魯士人憎恨巴伐利亞人。在法國人和波蘭人那裏，各個民族團體之間的互相憎恨毫不遜色。然而德國人、波蘭人和法國人在他們的國家裏卻都和平相處。使波蘭人對德國人、德國人對波蘭人的憎恨顯得具有特別政治意義的，是兩個民族的每一方都想把德國人和波蘭人比鄰相居的邊境地區的政治統治權攫為己有，並利用這種統治權對另一個民族實行民族壓製。有人想通過學校使孩子們淡忘他們父輩的語言，有人通過法院和行政機構，通過經濟、政治措施，通過沒收財產來迫害說外語的人。這些均把民族間的仇恨煽發成熊熊大火。有人想通過武力手段為本民族將來的政治前途創造有利條件，因此在語言混雜的地區建立起一種壓迫製度，這種製度已經成為對世界和平的威脅。
隻要自由主義在民族混居的地區不能得到完全的貫徹，民族仇恨就必然變得越來越強烈，從而一再引起新的戰爭和暴動。
5·帝國主義
過去幾個世紀中，具有占領欲的極權君主政權努力擴大勢力範圍和增加財富。但沒有一個君王可以說已足夠強大，因為他隻有通過武力去對付內部和外部的敵人才能保住自已的統治;沒有一個君王可以說己經足夠富裕，因為他需要金錢來養活他的武士和酬勞他的隨從。
對自由主義國家來說，國家領土的邊界是否向外擴展這個問題無關緊要。靠吞並新的地區不能贏得財富，因為維持管理所需的費用必定會抵銷從一塊領土上獲得的“收入”。對無意攻擊別人的自由主義國家來說，加強軍事力量並不重要。這就是為什麼自由主義議會過去反對增加國家軍事預算的企圖、反對侵略政策、反對吞並欲望的原因。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自由主義取得一個又一個成就。當時人們認為，自由主義的和平政策至少在歐洲己經是確定了。但這種和平政策是以各民族的自決權到處都得到貫徹為前提的。然而，專製主義政權不會自動下台。因此為了做到這一點，一開始需要進行一些重大的戰爭和起義。推翻在意大利的外族統治，保護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的德國人不受非民族化的威脅，解放波蘭人和巴爾幹斯拉夫人，所有這一切都隻能通過武力來謀取。在這許多情況中，隻有一種可以通過和平方式解決，這就是在自決權與現存政治製度陷於對立的情況下，自由主義的英國就曾解除了對約尼島的統治。除此之外，到處都發生了戰爭和起義。從爭奪德意誌國家的鬥爭中衍生出無法止息的當代德法衝突;波蘭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因為沙皇再度鎮壓了一次起義;巴爾幹問題隻解決了一部分:而由於無法解決哈布斯堡國家反對王朝意誌的問題，乃是最終萌生出世界大戰的直接動因。
現代帝國主義與專製君主王朝的擴張主義的區別在於，帝國主義的載體不是統治者及其王室，也不是貴族、官僚和士兵。這些大都指望通過掠奪來致富，用被占領的資金來裝備自已。而帝國主義則被人民大眾看作是維護民族獨立的最合適的工具。反自由主義的政治將國家的任務擴大到如此程度，以至人們的生活領域幾乎沒有一處不受國家的幹預，在這樣的政治結構中，人們必然對那些許多民族生活在一起的地區能否哪怕稍微令人滿意地解決政治問題也喪失信心。如果這些地區的管理不是完全自由主義式的，那就連近似的各民族平等也談不上了。那裏就隻能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不當鐵錘便當鐵砧，別無他擇。這樣，力求成為一個盡可能強大的民族國家，將自已的統治擴大到所有民族混居的地區，就成為民族自保的不容拒絕的要求。
然而，語言混雜地區的問題並不限於發生在老的移民區土地上。資本主義為文明開辟了新的領地。這些新領地為生產提供了比大部分老居住區更為有利的條件。資本和勞動轉向有利的地方，遷移運動於是開始了，它遠近超過過去所有的民族大遷移。隻有少數幾個民族能讓移民進入其政治權力掌握在民族同胞之手的地區，而在那些不具備這種條件的地方，就因遷移運動而產生了新的衝突。這種衝突是由一個地區的語言混雜引起的。單個說來——這裏對此不作進一步探討——海外移民區的情況與歐洲老移民區的情況不一樣。但衝突皆由少數民族對處境不滿而起，這一點歸根結蒂都是一樣的。出於保護同胞免遭這種厄運的願望，人們一方麵努力獲取適合歐洲人移民的殖民地，另一方麵則推行關稅保護政策，保護在較差條件下生產的國內產品，以對付國外具有優勢的競爭，從而使工人不致外流。為了盡可能擴大受保護的市場，人們還努力把不想用來移植歐洲人的地區也拿過來。隨著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貿易政治的興起，隨著歐洲工業國為取得非洲和亞洲的“銷售地”而展開的競爭，現代帝國主義開始出現。
帝國主義這一名稱一開始是用來表示與英國有關的現代擴張政治的，但英國的帝國主義一開始並不十分專誌於吞並新的地區，而更多地致力於把臣服於英國國王的領地的各個部分建成一個統一的貿易政治體。這種情況是因英國——世界上擁有最多殖民地的宗主國——所處的特殊地位而產生的。但英帝國主義想通過建立自治領和本土的關稅聯盟來達到的目標，當然與德國、意大利、法國、比利時及其他歐洲國家獲取殖民地的目標是一樣的，為出口商品開辟受保護的銷售市場。
帝國主義貿易政治的遠大目標沒有在任何地方達到過。全英關稅聯盟的思想一直沒有實現。歐洲國家在過去幾十年裏吞並的地區，還有它們在其中獲得了“租界”的地區，在向世界市場輸送原料和半成品方麵以及在相應地吸收工業品方麵所起的作用均那麼無足輕重，以至它們的貿易政治紐帶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現狀。為達到帝國主義所追求的目標，這些國家無法滿足於隻占領沒有抵抗能力的野蠻人居住的地區，它們不得不向那些被具備足夠打仗能力保衛自己的民族控製在乎的地區伸手。然而帝國主義政治到處碰壁，或者今後將要碰壁。在阿比西尼亞、墨西哥、高加索、波斯、中國，我們看到帝國主義侵略者到處都在撤退，或至少已經陷於巨大的困難之中。
6·殖民政治
處在發現新大陸時代以來主導歐洲列強殖民政治的思想和觀念，與一切自由主義的原則格格不入。殖民政治的主導觀念是，充分利用白種人對其他種族的人的優勢。歐洲人在各種武器以及歐洲文明為他們提供的各種輔助手段的武裝之下向外出擊，征服較弱小的民族，掠奪他們的財富並奴役他們。有人企圖找借口來美化和掩飾殖民政治的真正動機，說他們無非是希望讓野蠻民族分享歐洲文明的好處。就算這是那些遠在地球另一部分的占領政府的真正意圖，但自由黨人從中卻看不到任何可充分說明這種殖民帶來好處和益處的證據。如果歐洲文明如我們所相信的那樣果真高於非洲的原始部落，高於其風格得到高度評價的亞洲文明，那麼歐洲文明就必須首先讓那些民族自願接受它，這才能證明自己的優越。人們除了用人與劍，別無它法來傳播歐洲文明，這是否更糟糕地證明了歐洲文明的貧困呢?
曆史上沒有哪一篇章比殖民政治史更浸透鮮血了。血白白地、毫無意義地流淌，繁華的地區荒蕪了，民族被蹂躪、被殺絕。顯而易見，所有這一切都是無論如何也美化不了、辯解不了的。歐洲人在非洲和亞洲一些重要地區的統治是專製統治，它與自由主義以及民主的一切原則格格不入。毫無疑問，人們必須努力工作來推翻這種統治。這裏唯一要做的事就是，用引起最小損失的方式來消除這種急待改變的狀況。
最簡單和最徹底的解決辦法當是，歐洲大將其官員、軍隊和警察從這些地區撤走，讓居民們自己去管理自己。至於他們是否有這種明確要求，抑或是否需要在放棄殖民地之前由土著人舉行一次沒有偏見的表決，則並不重要。因為，一項真正沒有偏見的表決會是什麼結果，幾乎是明擺著的。歐洲人在海外殖民地的政權，不能指望會得到被征服者的讚許。
這種徹底的解決方案一開始也許會產生這樣的結果，那些歐洲人撤出的地區會陷入無政府狀態，至少是不斷爭鬥的狀態。人們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土著人迄今從歐洲人那裏學來的隻有壞事而沒有一點好事。這樣說完全不是貶低土著人，而隻是貶低歐洲人。他們教給當地人的除了壞事以外別無它物。他們把各種各樣的武器和殺人工具帶進殖民地，他們把最惡劣、最殘暴的家夥派出去當官員和軍官;他們在殖民地建立起一種黷武警察繞治，這種統治在嗜殺成性和殘酷無情方麵毫不比布爾什維克的統治製度遜色。如果歐洲人自己在殖民地幹的這種壞事將來會結出惡果，歐洲人不應對此感到驚奇。他們無論如何沒有權利道貌岸然地指責土著人公共道德水平低下。他們想說，土著人還不成熟，不懂自由，為了使他們成熟起來，至少還需要用外族統治者的皮鞭繼續對他們進行長年的教育。這種說法同樣沒有道理。因為這種“教育”絕對對今天存在於殖民地的惡劣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