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兼容並蓄，有容乃大
蔡元培開創北大的精神，他用“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來指導北大人的前進與發展。“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是北大之“大”。它不是夜郎自大，不是狂妄自大，不是假大空之大，也不是指校舍恢宏意義上的大；它是一種指導思想，是實實在在的“大”。這種“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有著優良的導向規範和優良的條件選擇，北大的“大”是有其特定涵義的積極的“大”。這是經過曆史考驗和證實的，是被社會所共認的北大精神。而這種精神是從蔡元培先生入主北大後，開始真正地“大”起來的；因此，蔡氏自己的精辟論述是對北大之“大”的最好詮釋。
蔡元培，浙江紹興人，1868年1月11日出生。著名的民主主義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光緒時進士，曾留學德國萊比錫大學，組織過光複會，曾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第一任教育總長；1916年12月，被任命為北大校長。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到北大發表就職演說時，就提出了“抱定宗旨”、“砥礪學行”、“敬愛師友”的三項要求。他指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學生“品行不可以不謹嚴”，師生共處一堂，“自應以誠相待，敬禮有加”，“庶可收切磋之效”。可見，北大之大的第一個涵義即是：學校宗旨的“正大”。
做為中國第一學府——北大的校長，身為教育家的蔡元培先生，不僅具有寬容與博大的心胸懷，而且在生活中處處嚴格要求自己，從身體則，其謙謙君子的風度，堪稱律已的典範。
蔡元培在生活中為自己立了三個原則，簡稱“三不主義”，即：一不做官，二不納妾，三不打麻將。出任北大校長後，蔡元培又在潛移默化中，向學生們大力倡導“不做官”這一條。雖然他並沒有公開宣傳“不做官”的原則，但從他的一係列改革舉措中，學生們很容易便能悟出：北大的畢業生不等於科舉時代的進士舉人，做學問也並不是為了謀取升官發財的階梯。研究學術既不是為了做官，更不是為了發財，而是為了追求真理。北大重學問而輕仁的風氣就此逐步形成，並不斷發揚光大。時至今日，北大依然保持著這種以學為主的風氣。
蔡元培一生致力於祖國的教育事業，個人生活極其簡樸，不治家產，一切從簡，人們形容貧寒之士時常用“家徒四壁”一詞，而蔡元培先生在60歲之前，連這“徒四壁”的房子都沒有，隻是在提任了中央研究院長後，才在上海購置了一座小的二層樓房，總算擁有了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家。
蔡先生在飲食方麵更是無要求。粗茶淡飯，卻也饒有樂趣。
先生吃飯，吃的都是最普通的大鍋菜，從不特殊單做。但他也有一點小小有愛好，就是每頓飯都要喝上一點酒。先生用的酒壺，是一個錫質的方開暖壺，大概可裝四兩酒。先生吃的酒以紹興酒為多，吃時他也不需要人陪，自斟自飲，一壺吃淨後也不再添。他一般不吃飯，菜也吃的很少。因為有胃病，他每次都要吃上幾片麵包。頓頓如此，天天如此。如果一個人能保持清淡的生活，能用持之以恒的精神對待一件小事，恐怕在這個世上就不會有什麼事情與他為難了。
從小事做起，責人與責己
不因惡小而為之，不因普小而不為。自古至今，縱觀成大事者，他們沒有一個人不是嚴於律已的律己的典範。時刻注意檢查自己的品行，持之以恒，從點滴做起，從小處做起，嚴格要求自己，為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品格基礎。
放縱還是積極進取、自強不息，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的成功與失敗。我們羨慕那些積極進取、樂觀向上、自強不息的強者，同時，我們對那些放縱自己、無所作為的頹廢之士要加以批評和唾棄。
放縱自己，會使希望變成失敗。我們經常可以聽到某某幹部因放鬆對自己的約束而由公仆變成了人民的罪人。一個人放縱自己，那個人放縱自己，那這個人將不會有什麼希望。這是小的方麵來講。從大的方麵來講，如果一個政黨、一個國家放縱自己，不注意省過、嚴約，那也同樣會出問題的。
所以，做學問也好，做人也好，不管外界如何，不管周圍的環境如何具有吸引力，即使外麵的世界很“精彩”，也不能放縱自己。
在人和人的接觸中，有時候最容易做的是小事，因為它無處不在；最難做到的也是小事，因為它很瑣碎。譬如，隨口簽應別人一件舉手之勞的小事，可隨即就忘了，別人卻常常惦記著，寄厚望於你；約好的時間，也並沒有因為什麼特殊情況，就遲到幾十分鍾，甚至個把小時，也不大在意。這些雖然事小，但卻都能體現一個人的人生態度。
怎樣要求別人，怎樣要求自己，這是一個人做人的態度與原則問題。人在交往中產生矛盾恩怨，工作中發生缺點錯誤，總有自己和別人兩方麵的原因。解決矛盾，克服缺點錯誤，需要從自己和別人的兩方麵找原因，嚴格要求自己，主動承擔自己的責任。如果隻看到別人的問題，看不到自己的問題，隻要求別人，不要求自己，矛盾和問題就永遠不能解決，甚致有時候會更加使矛盾激化。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政者，正也，子帥以正， 孰敢不正 ”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古人教給我們：與人相處有了矛盾，消除怨恨。才能為你的人生之路掃清不該有的障礙。隻有對自己嚴格，在麗人之前先責已，把矛盾解決好，才會“身正”，“令行”。
蔡無培嚴於要求自己，被人們奉為典範當時曾有人問他如此的身份還要何必自己這麼嚴格呢?蔡元培對此問一笑，舉了幾個古人的例子：
“先主(劉備)然其中計，既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地。’先主(劉備)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耶?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複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為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
劉備知錯便改，及時承認錯誤。身為君主，可見其要求自己之嚴。
還有戰國時燕惠王的父親昭王知人善任，重用賢能，他聽從樂毅的建議，聯合趙、楚、韓、魏等國攻打齊國，以樂毅為上將軍，攻下齊國七十餘城。昭王死後，繼位的惠王中了齊國的反間計，以才智不如樂毅的騎劫取代樂毅的職務。樂毅被迫逃往趙國。樂毅離開燕國後，齊國的田單即領兵攻打燕國，收複了全部失地。燕惠王後悔以騎劫取代樂毅，但又不檢討自己的錯誤，反而指責樂毅忘恩負義。說：
“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仇，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
這是一個不嚴於律己的反例，細枝未節的差錯都可導致江山的傾覆，對自己嚴格些，難道應該以地位和身份為準嗎?
從蔡元培的身上，我們可以領悟到，嚴於律己是一件很主要的事情。大至國家君臣，小至布衣百姓，發生矛盾以後，如果雙方都有責己的雅量，任何矛盾都不難解決。如果隻責備對方，不檢討自己，隔閡怨恨就會越積越深，以至矛盾激化，關係破裂。 選致還會出現一些意想不到的後果。
既責人，又責己；先正己，後正人。“專責己者兼可成人之善，專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責己就是從我做起，以實際行動和活的榜樣去教育人、感化人。這樣，別人才會心悅誠服，教育批評才起作用。如果隻責人，不責己，就會助長自己的錯誤。隻有自身正，其令才會得以行，如果自身都不能正，去教育別人，誰會聽呢?
諸葛亮為蜀之相國，“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但“刑政雖峻而無怨者”。這不僅因為他“用心平而勸戒明”，還因為他嚴於律己，以身作則。街亭之役，馬謖違反諸葛亮的節度，舉動失宜，使蜀軍大敗，諸葛亮既斬了馬謖，又上疏檢討自己“授任無方”、用人不當的過失，自貶三級。
這種隻有感召力的人格均是從嚴於律己而出的。從自身做起，而日常生活中，卻有一種人恰恰與此相反，他們責人嚴、律已寬，捕風捉影，信口開河，助長了言行不一，清淡空議、惹是生非的不良風氣。身體力行，對自己的要求嚴格、全麵，對別人的要求寬厚、簡約。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蔡元培認為：“古之君子”以舜和周公這樣的聖賢為標準的，認為他們能做到的，自己也應該做到。因此對自己的要求就嚴格而周全；對別人則先看他的優點和進步。“取其一不究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唯恐損害別人為善的積極性。這樣，對別人的要求自然就寬厚而簡約了。
當今的社會中，對人嚴、對己寬的問題，仍然普遍存在；問題的實質也是對人對己要求的標準不同。對別人馬列主義，對自己自由主義；看別人的缺點多，看自己的優點多；批評別往往苛刻求全，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不看別人的現實表現，糾纏過去的恩怨是非；批評自己的時候則輕描淡寫，強調客觀，覆短護私。出現這種情況，也和“怠”與“忌”不無關係。自己不求進步，不思進取，又害怕別人進步，獲得成就和名聲。應該去掉這種不健康的心理，改變這種不健康的風氣。北大人用高標準要標自己，嚴格檢查自己思想上、工作上的缺點；同時以寬厚的態度對待別人，鼓勵、支持別人從善、向上的積極性。這樣，不但自己和別人共同進步，也有利於解決人際關係中的矛盾，形成積極健康的良好風氣。
謙遜，寬容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大家名士常以謙謙君子來自民。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為人謙遜平和，容大度很受學生們愛戴，馮友蘭曾這樣評價他：
“胸懷闊然，徹視無問，測其蘊，則誥平苦滄澳之無際……”
懼微端之不可開
有些年輕人認為，做一番大事業便要轟轟烈烈，而不能拘泥於小節，不拘小節，可能是一種“豪放灑脫”，但在做人的原則上講，以處也是不可隨便的。
“君子當眾人所驚之事，略一動容，才幹礙於禮義上些須，便鄂然變色，若觸大刑憲然，懼大防之不可潰，而微端之不可開也”這是先人留下的為人之路。一坪綠地，鮮嫩可愛。有走路的人，為少繞幾步，省些腳力，便從草坪上斜插過去，踩出一道小徑。後來的人也跟著他的腳印踩過，時間一長，竟踩出一條人來人往的大路。這此，增多是“君子”所不為的。
還有，有一些時候(比如街上有了什麼事，許多人都跑去圍觀看熱鬧)，一點兒也不為所動，但如事情才有少許觸犯了禮義，君子便會臉色嚴肅心中不安起來，就好像犯了刑法一樣，擔心壞了禮義的堤防，一個小小的漏洞都不能開。君子的這種行為常被眾人嘲笑為“迂”，認為君子小題大做，不識輕重。但要知道，天下許多不好辦的大麻煩，常常就是從那些小處隨便的人那兒引起的。
其實，實際生活中，很多人認為，小處隨便，決不是什麼無傷大雅、無足輕重的小事一樁，到頭到頭來卻出現了不可估訂的後果，舉幾個例子。
“挑戰者號”航天飛機空中爆炸，宇航員命喪太空，是由於機身上一道焊縫沒有焊好。前不久美國潛艇浮出水麵時撞翻日本漁船，造成船毀人亡，是由於潛艇上的操作人員一個漫不經心的操作失誤。日常生活中，有人從高層住宅上隨手扔下一個酒瓶，結果將適從樓下經過的行人砸死。一家度假村在一種玻璃門上做警示標記，結果讓奔跑的小孩一頭撞上，受到重傷。就說世界上許多森林大火，也往往是有人亂扔煙頭造成的……
當其一個煙頭隨手一扔時，哪會考慮到森林著火、消防員冒死撲救、地球資源遭破壞?當一個隨手扔酒瓶的時候，他一點不曾考慮會闖出這麼大禍……
做人，小處隨便不得，所謂，防微杜漸”有些事，就算沒有惹出大漏子，比如隨地吐口痰，隨手丟一隻空易拉罐，結果讓人罰了幾十元錢，從自私的角度講，你說冤不冤?
有一個笑話故事，講一位有心髒病的老者住樓下，樓上住一位小夥子。小夥子常回來時腳步重，動靜大，老者你就聽吧：噔噔噔——上樓梯了；咣當——開門了；嘩嘩嘩——洗漱呢；最要命的是上床時脫皮鞋，先脫一隻，一扔，咣!老者心一哆嗦。再脫另一隻，一扔，咣!老者心再一哆嗦。這兩哆嗦過了，才算安靜下來，老者才能入睡。老者脾氣好，一直忍著，可夜夜如此也受不了呀!這天，見了小夥子，老者就給小夥子說了，小夥大態度挺好，虛心接受。可到了夜裏，老者聽著那動靜又來了——噔噔噔!咣當!嘩嘩嘩!老者想，忍著吧，不就再兩聲嗎?咣!一聲。老者等第二聲，奇怪，怎麼不響了?老者這個心懸哪，就等著第二聲響過好入睡，等了一宿，愣沒響——原來這小夥子脫另一隻鞋時，突然想起了老者白天提的意見。就輕輕地把鞋放在了地上……
這雖然隻是個笑話，可卻讓人品味良久。現在的我們正處在城市化的進程中，過去的胡同變成了高層建築。一二百戶住一個樓，你小處隨便，樓道裏亂堆東西，夜裏把電視機音量放到最大，從窗戶往外隨意扔垃圾，你覺得沒什麼，可別人怎麼辦?如果人人如此，這個社會豈不天下大亂了。
古人能從道德的角度勸人不要忽視小處的修養。今天，除了道德外，還有法製。一旦因為我們的“小過失”而引發了大禍，那就真會受到法律的製裁。
但是也有一“小事”並不屬於法律管轄的範圍，甚至也談不上是多嚴重的道德問題。比如，在地鐵上的座位時蹺二郎腿，讓站著的乘客別扭；開會遲到；雨天快車，濺行人一身水；打公用電話時煲電話粥，不顧後麵有人等；消防隊救火的圍觀擋道；嚼完口香糖亂吐；在公共上亂叫亂喊……這些舉止，給他人添不便，惹他人不痛快，自己又怎能心安理行，毫無慚意?如他人也如此待你，你作何感想?人人都這樣“不拘小節”，社會還能有何文明可言呢?
從小處，可以看到一個人的休養與品質，是做人的一個入口同時也是缺口。我們所做的許多“小”事實際上是在抵消別人的勞動成果。亂扔垃圾，環衛工人的勞動就白費了。圍觀看熱鬧，反給救火添亂，隻會加大火災損失。開會遲到，你耽誤的是大家的時間，而在今天這個講求效率和守時的時代，你顯然與之不合拍……這樣的事多了，最終結果是使社會發展變慢，使經濟水平下降，這也就是為什麼有社會責任感的“君子”“才幹礙禮義上些須，便愕然變色”的原因。
古人為我們做出了小事也要注意的榜樣，提出為人要切忌：作客與人相爭罵；筵上亂叫喚；攙奪人話柄(亂插嘴搶話)；對眾倒臥；著鞋臥人床；說主人密事；作客踏翻台桌；嚼殘魚肉置盤上；主人未迎便先上廳坐；翻人書籍；人前假咳吐痰；吃煙吐不擇地；吃煙向人噴氣；煙灰火悄敲滿地(吃旱煙時)；項多油滯不洗拭(不洗脖子)；門庭不掃拂；謙上下動手力扯(謙讓尊卑先後時動手亂拉扯)；探手(伸手)隔座取物；坐即搖膝；桌上亂寫字；坐下腳蹺膝上；冷笑；摘花嗅香；開人箱櫃；坐不耐久；坐立不寧；偷看人書簡；粗魯撞倒人器物；借人器物以及書文多日不還；好勉強量小之人飲酒(逼人喝酒)；在病喪家嬉笑，等等。
古人說的這些，皆為小處隨便的表現。雖然時代已到今日“後工業社會”、數字時代，E-時代，但人性的這些“一念之苟”的毛病並未根除，我們應該以彼為鏡，檢點自己，雖不能做一個不苟且的君子，卻也應該，卻也應該注重一些社會道德，做一個有品質的人。
北大的學生都知道這樣一個故事：曾有一些行事隨便的人，常常在一處牆角小便，穢氣衝天。於佑任老先生看不下去了，就寫了一紙“不可隨處小便”，張貼於牆角。剛貼上沒多久，漿糊都沒幹，這紙條就不翼而飛——原來於老先生是有名的書法家，有一人極敬慕於老先生的墨跡，便把這紙條揭了去，重新剪裁裱糊後掛於中堂，曰“小處不可隨便”，以時時自警自勵。
而蔡元培又為一代代北大人做出了“微端之不可開”的榜樣。
蔡元培先生雖然個人生活極其儉樸，對於學生們，總是樂於周濟幫助。但對於親朋好友，卻是另一番情況。
有一位馬姓親戚，幼年喪父，雖與先生僅是遠房表親，但先生仍資助他的生活、學習，直到他順利地從北大俄語係畢業。
先生還有一個有趣的見識，他總是固執地認為：學生都是人才，親戚都是庸才。因此，凡是北大的學生來找他幫忙，他永遠是來者不拒，有求必應，千方百計將對方安置在最為適合的位置。而當有親戚來找他謀事，他雖也盡力幫助，但他為之聯係的，大多是辦事員、小科員一類的閑職，從不肯委以重任。夫人對此不以為然，常勸他：我家親戚中，雖無經天緯地之才，但也都是讀書人家出身，十幾人中，總歸能有一兩個能幹得力的吧，為什麼你一個都不肯重用，老是要得罪人呢?蔡先生聽後，每每一聲不吭，但事後總是依然固我，不改初衷。
微小之處不放縱自己，謹慎處之，這樣的人，是最難被不正之風擊倒的。北大之風之所以“正”而且“大”正是因為在他們的人格中，有一種光明正大的東西，有一種內在的精神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