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一生中，不可能不生疾病，或外界因素所致，或自身飲食起居、情誌調攝不當。如《摩訶止觀卷六》所言：“眾生病緣種種不同，諸病苦痛種種不同，諸藥方治種種不同，病瘥因緣種種不同。
佛教認為，自然界萬物包括人類均是由地、水、火、風這四大物質構成的。既然人類是這四大物質所構成的世界的一部分，自然界的運動變化，就必然影響到人體的生理活動。假如四大和合，處於一種和諧、平衡的狀態，人體則健康無恙。假如四大不順，處於一種失調、失衡的狀態，人體也相應出現種種不適與病變。
佛家還常常以“妄想顛倒”、“攀緣六塵”等詞來形容內因致病，說明人們如果被世俗煩惱所束縛，為名色所誘惑，就會陷入痛苦的深淵而不能自拔。與此同時，體內諸種病變，像神經衰弱、胃腸功能紊亂、發白齒弱、高血壓、失眠健忘、早衰等等就會反映出來。所以懂得祛除煩惱，注重調攝心情，這也是防病治病的重要手段。
但是，佛教養生觀認為，宇宙萬物均由心造，覺悟解脫之道絕對不能向外在世界追求，這就是禪宗六祖惠能所言：“菩提隻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的意思。
宋代詩人蘇軾曾與禪師佛印同遊杭州寺院。東坡見大殿上的觀世音菩薩手持數珠，覺得奇怪，便問：“彼自是觀音，自誦其號，未審何謂？”拂印答道：“求人不如求己。”蘇軾與佛印的對話體現了禪宗“菩提向心覓”的特色。
惠能指出人人皆有佛性，隻要能悟此性，就可以獲得無上智慧。“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從養生角度來講，人類自身的疾病不是不能自我解決的。人體自我潛能得到開發，人體生理功能得到協調，一些心身疾病便會不藥而愈。正如元？鄒鉉所錄偈語所說的那樣：“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
因此，佛教養生以“調和身心”為根本，提倡“養生須調和”。佛教意義上的調和是指調五事：即調食、調眠、調身、調息和調心。《法句經》言智者調身，當如“弓工調角，水人調船，巧匠調木”。《小止觀》作者智顗更形象地闡述道：“如世間陶師，欲造眾器，先須善巧調泥……亦如彈琴，前應調弦。”調和身心，當貫徹於行、住、坐、臥“四威儀”中。簡言之，日常生活起居無不關乎身體和心神的健康，人們當自善調攝。
佛門對於僧侶的一舉手、一投足都有極其嚴格的規範，典型的有《勅修百丈清規》。其中，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就是規定僧侶必須從事耕種、自食其力的製度。在百丈懷海看來，吃飯穿衣、砍柴挑水都是佛法，僧侶日常勞作既利於寺院經濟的節儉自足，又鍛煉了他們的身體，使其筋骨得以舒展，氣血得以流暢，還擺脫了依賴他人生活的行乞方式，培養了勞動觀念，真可謂調身又調心。又如，佛門弟子每天修行功課之一——徑行，對他們的健康長壽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徑行可以幫助消化，能夠促進下肢和全身的血液循環，使大腦供血量增加，腦細胞得到更多的氧，還能使中樞神經得以鬆弛，心情得以舒暢，從而防止了心血管疾病和神經係統疾病。
勞動也好，徑行也好，都使僧侶在不同程度上得到運動，增加和提高了僧侶對於疾病的防禦能力。據現代醫學分析，運動可影響血液中兩種脂肪的含量，一是降低了甘油三酯水平，二是減少膽固醇含量。所以，適當的運動可將疾病消滅於無形之中，防病去病推遲衰老。
養生要養性，調身先調心。因為心與身、肢體與精神是一個整體，互為因果，互相影響。隻有“放舍諸緣休息萬念”，才能把握身體益壽延年。
調心則應“攝意惟行”，“除去陰蓋”。攝意，收攝散亂心念於一；除蔭，除祛色聲等六塵之蔭，使人心明神清引發智慧。假如不善調心，為塵世煩惱纏身，“心處六情”則“如鳥投網”，自斃其命。
調心還應盡可能保持一顆平常心，養成平和自然、寵辱不驚的心境，正確對待各種環境事情，努力排除生活當中所遇不順心、不遂願的思想包袱及任何幹擾，該吃飯時就專心吃飯，該睡覺時就安心睡覺，胸襟開闊，無愧於己。心調則身也調，心不調“雖息外緣，身內有疾”。
調身、調心，其修行之道並不神秘難學，其實隻在人們的食眠日用之中。
現代人類社會，科學技術日益發達，物質生活越來越豐富，人們對自身的生存狀態也重視起來，尤其是健康狀況。而來自社會的、家庭的、單位的、情感的等等方麵壓力，使我們的情緒時好時壞，疲於奔命，它帶給我們煩躁、急功近利、感官刺激、憂鬱壓抑，自我封閉乃至生命的夭折。
本書以佛教健康自然的養生觀念為主旨，為大家提供了諸多方便易行的佛家養生方法。相信通過閱讀本書，能夠使我們這些健康狀況下降的人，不一定要出家，隻要學習他們的生活方式和養生方法，不信佛教也可長壽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