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授田製的消亡 戰國國家授田製衰落
絕大部分學者認為，這個法令是命令黔首向政府呈報自己占有的土地數額，目的是確定賦稅，它意味著在法律上確立了土地私人所有製。郭沫若先生說：這條法令“就是命令有田的黔首向政府呈報占有土地的數額”，它標誌著進一步在全國範圍內確認了封建土地私有權。範文瀾先生說：“在這個法令下，地主和有田農民自動陳報所有土地實數，按定製繳納賦稅，取得土地所有權”，土地個人私有製以法律形式確定了下來。楊寬先生說：這個法令“命令全國有田的人自報占有田地的實際數額，以便征收賦稅，同時也就在全國範圍內從法律上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製”。現行的各種教科書及有關專著基本上都取這種解釋。
有少數學者將這條法令解釋為使黔首自由占有土地。翦伯讚先生曾說過：“所謂‘自實田’，即自由占有土地之謂也”。但他的觀點後來似乎有所變化，在他主編的《中國史綱要》中，說這個法令使農民戶籍中增加了土地占有狀況的記載，這意味著，他後來也認為這個法令包含有呈報土地數額的內容。任再衡先生認為，這個法令的意思是“讓百姓開荒，擴充土地，‘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李福泉先生也解“自實田”為自由占有土地，但他懷疑這條記載的可靠性，認為秦代不可能實行自由占有土地的政策。
我們認為，這兩類解釋都難以成立，僅就文字上來說，它們都有“改字解經”或“增字解經”的問題。
先看第一類。這類解釋將“實”解為“呈報”或“如實呈報”，查遍文獻，“實”字並無呈報之義，古代漢語中是這樣，現代漢語中也是這樣。《說文》：“實，富也，從宀從貫。貫，貨貝也。”段玉裁注：“以貨物充於屋下，是為實。”這當是“實”字本義，它在使用中包含了兩個方麵的意義。一是解為財，轉義為器物以至爵祿之類。如《左傳·文公十八年》“聚斂積實”注：“實，財也”；《禮記·表記》“恥費輕實”注：“實，謂財貨也”，《左傳·宣公十二年》“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注：“軍實，軍器”；《呂覽·下賢》“既受吾實”注：“實，猶爵祿也。”一是解為充實，與空、虛、無、假等義相對，又轉用為植物種子等義。如《玉篇》曰：“實，不空也”，《詩·小雅·節南山》“有實其猗”注：“實，滿也”；《詩·召南·小星》“寔命不同”注：“寔，韓詩作實，雲：有也”；《廣雅·釋詁》曰：“實，誠也”；等等。在現代漢語中，使用後一意義，解為充實，充滿、真實等義。亦引申為植物種子。因此，解“自實田”為“自報田”，在文字上沒有依據。
這種解釋似乎是逐漸演化而產生的。自裴駰《史記集解》引述這條材料後，司馬光《資治通鑒》引用了它，但未作解釋。鄭樵《通誌·秦紀》引為“此年使黔首自實其田”，亦未作解釋。馬端臨《文獻通考·田賦考一》載錄了這條史料，其按語曰：“是年始令黔首自實田以定賦”，仍未加解釋，隻是主觀地將這條法令的目的解為確定賦稅。到清康熙年間，王之樞等編纂《曆代紀事年表》，才給它添加了呈報的意思，其曰：“自實，令民自具頃畝實數也。”這個解釋似為今日眾說之始祖。它似乎是從馬端臨衍化而來的，既然要確定賦稅，就要登記田產，要登記田產，又須使田主呈報占有土地的數額，這樣，便產生了將“自實田”解為自報田產實數的說法。
再看第二類。這類解釋解“自”為“自由”，亦出於杜撰，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均無此種用法。《說文》：“自，鼻也，象鼻形。”此其本義，極少用，引申為己、從、率等。如《孟子·離婁下》：“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自即用為己；《詩·召南·羔羊》“退食自公”注：“自，從也”；《禮記·雜記》“客使自下由路西”注：“自，率也”；等等。因此段玉裁說：“此以鼻訓自，……而用為鼻者絕少也，今義從也、己也，自然也，皆引申之義。”現代漢語亦用此引申義。可見，“自”字並不含自由之義，解“自實田”為“自由占田”，在文字上也沒有依據。
這樣看來，我們必須對“使黔首自實田”重新作出解釋，使之既在文字上有依據，又符合戰國至兩漢土地製度演化的曆史。
那麼，“使黔首自實田”究竟應如何理解呢？我們以為：由“鼻”之本義出發，按其引申義解為“己”，即自己。“實”，取其“不空”、“滿”、“有”之解，即充實、充滿、具有之義，用為動詞（此處“實”若取“財貨”之義，則隻能用為名詞，顯然於句不通）。這樣，“使黔首自實田”，就是命令黔首自己去充實（充滿、具有）土地，即命令黔首按照國家製度規定的數額，自己設法占有足額的土地，國家不再保證按規定授田。這樣解釋，不僅在文字上沒有矛盾，而且密合於目前我們對戰國至兩漢土地製度演變史的認識，填補了戰國國家授田製與兩漢較普遍的土地私人所有製之間的缺環。
如本文第四章所討論，國家授田製度是戰國時期的基本土地製度。然而，經過秦代，到西漢時期，戰國類型的國家授田製度開始崩潰了，土地製度發生了重大變化。雖然在漢初，國家授田製仍在實行（漢初實行授田製，目前尚無公開發表的明確證據，但據說，湖北江陵張家山西漢前期墓所出竹簡中有關授田的材料是“大量的”，有一些與秦簡記載相似。我們希望這批資料能早日公布。），並以授田型“假民公田”的形式延續了下去（參閱高敏《論漢代“假民公田”製的兩種類型》，《求索》1985年第1期。），但是，以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為基本標誌的土地私人所有製逐漸發展了起來，成為漢代社會土地關係的主要組成部分。從蕭何“賤強買民田”（《史記·蕭相國世家》。）開始，土地買賣史不絕書，武帝時已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哀帝以後到東漢則得到了充分的發展。那麼導致這個重大變化的契機是什麼呢？我們認為，就是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法令的頒布與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