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靈魂深處與人間關係中透析屈原悲劇
司馬遷在《屈原列傳》中滿懷感傷地寫出“於是懷石，遂自投汩羅以死”的悲劇之後，緊接著嚴肅而簡要地敘述道：“屈原既死之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如果我們略微思考一下這緊密相連的兩節文字之間的關係，就會覺得，司馬遷是有意將屈原之死與楚國之亡連接到一起，而且幾乎是將前者視為後者的重要原因之一，這是頗為引人深思的。
從曆史的發展趨勢來說，楚為秦國所滅，並非一個屈原可以逆挽，其時其勢，本有許多複雜的因素在起決定性作用。但是，在誠能以自己的“一家之言”“通古今之變”的司馬遷看來，屈原的個人悲劇中，已經包含了許多楚國必亡的要素，屈原命運悲劇的深處必然潛隱著楚國悲劇的諸種可能，所以，他在這裏用意頗深地將一個無法改變曆史走向的詩人的憔悴形象與一個國家最終不堪的命運緊緊連接到一起。
當然，將這兩種悲劇緊緊連接到一起，這不隻是簡單地以敘述次序潛含的結論，同時也是在全文的敘述中漸次展現的基本認識：即在屈原所置身的那個特定的人間關係中，由於靈魂深處的巨大差異，由於性情操守的迥然有別，更由於崇高、智慧與正義還無法戰勝卑微、愚昧與邪惡，他便無法回避地要走向悲劇，他所摯愛的國家也勢所必然地要被別國吞滅。
文中有兩處論說非常突出地表達了司馬遷的這一基本認識。
一處是：“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這段話的前半部分是說：人君不論資質如何，都希望訪求忠臣賢才以輔佐自己治理國家，然而國破家亡者卻一個連著一個，真正的聖明之君也多少代都沒有出現過一次，這都是因為他們訪求的所謂忠臣其實不忠，所謂賢才亦其實不賢。後半部分是說：懷王即是典型的不知忠臣本分的人，他最終的客死秦國及其給楚國帶來的災難，都是因為“不知人”而引起的。
在這裏，司馬遷將“不知人”視為國家悲劇的重要原由。而為何懷王就“不知人”呢？司馬遷其實也已指出，那不僅是由於屈原和懷王有著不同的智慧和操守，不同的人格和精神，而且是由於一種特定的人間關係製約了真正的聖君與賢臣關係的形成，導致了政治上層人際關係的極度惡化。也就是說，懷王其實不過是個“不知人”的愚者而已，是昏憒乏智的昏君而已。這樣一個人，當代表著正義與邪惡的兩種人都圍繞著他，都試圖得到重用的時候，自然無法考慮到誰將真正有利於國家，於是，“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這無疑是進入到人的靈魂深處和人間關係的肯綮之處。司馬遷既深知屈原之心，又洞悉世道之真，如此剖析屈原悲劇與楚國悲劇之間的關聯，不能不令千古忠臣賢才為屈原而扼腕歎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