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外結合”作文教學法淺探
古代有一個笑話，說有一個秀才平時不用功，拿到一個作文題目，枯腸絞盡也才寫了幾個字。秀才娘子看著好笑，便上前打趣道：看你那難受勁，難道你們文人作文比我們女人生孩子還難不成？誰知秀才卻說，那當然了，你們生孩子是肚子裏麵有，生起來當然就方便了；我作文是肚子裏麵沒有，作起文來當然就難受得要命了。
語文教學改革已經有好些年了，語文同仁們在一些方麵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作文教學方麵也可以說成就斐然。但是現在的作文教學中依然存在這樣一種現象，那就是教師一味強調如何指導學生寫作文，而不注重培養學生的思想情感等內在的東西，以致於許多學生心中無物，腹中空空卻又不得不寫，於是乎隻得胡拚亂湊，不得已之間說些空話套話以敷衍塞責。學生作文摳耳撓腮苦不堪言，教師批閱作文這兒修那兒改也是苦不堪言，往往一篇作文費時費力十幾分鍾半個小時，改得滿篇皆紅麵目全非，可怎耐學生的作文就是長進不大。從剛才這個笑話我們不難悟出一個道理來，那就是作文必須心中有“物”，胸有成“竹”，心中無“物”，縱然有再好的文字功底也寫不出好作文來。
綜觀當前作文教學的現狀，從教的角度看，一些教師隻注重培養學生的表述能力，隻在字、詞、句、結構、表現技巧的運用等方麵下功夫，一味地指導學生“寫作文”，學生們枯腸搜盡，寫出來的文章卻往往難以如願。於是學生們就編出“作文作文壓折板凳，老師要我賠板凳，誰叫你讓我寫作文”之類的順口溜以表現對作文的厭煩。靜下心來想想，造成學生這種心理，與學生心中無“物”卻要勉強學生作文恐怕不無關係吧，與我們當前作文教學的教學方式方法恐怕也不無關係吧。學生心中沒有東西可寫，自然就“壓折板凳”也作不出來了。
看來，作文教學有必要從整體上高層次地反思一下了：隻從“寫”作文單方麵抓作文教學是否是科學係統的作法？隻強調指導學生“寫”作文，其教學的基本架構是否科學完整？
一作文是由“內”而“外”的，作文教學就應該“內”“外”並重。
古人有“文以載道”、“文以明道”、“詩言誌”等等的說法，不管“道”的內容如何千百萬化，也不管是“載道”還是“明道”而或是“言誌”，詩文都是“道”與“誌”的一種載體。而“道”與“誌”又表現為一種內在的精神或思想。“載”、“明”、“言”自然就是表現自己內在的“道”與“誌”的過程了。寫文章的目的在於表現或表達人們內在的精神、思想和情感，那麼心中沒有或者缺乏精神、思想和情感，也就是像前麵那秀才所言“肚子裏麵沒有”，又怎麼能夠寫出文章來呢？更不用說寫出好文章了。
這樣看來，要想搞好作文教學，不僅要從“外”下手，訓練學生的語言表述能力，而且尤其要從“內”下手，訓練學生的思想情感，增強其認識能力、理解能力、識別能力、分析能力，提高其思維、思想水平，引導學生學會分析事物，辨別真偽善惡，形成一定的思想體係，有一付“錦繡肚腸”。有了自己的思想，學會了分析事物的方式和方法，學生們對客觀事物就會有自己的看法和觀點，作文才能夠做到真正意義上的“言之有物”，才有可能做到“下筆如有神”。作文應該從“內”與“外”兩個方麵雙管齊下：一方麵抓學生思想和思維水平的提高，一方麵抓學生語言的組織和表述，使學生在“內”的方麵能夠有足夠的原料來供給寫作，一方麵使學生在“外”的方麵能夠將“內在”的思想和情感完美流暢地表達出來，這樣“內外結合”雙管齊下抓作文教學，學生的作文水平才能大幅度得以提高，作文教學也才能夠走出目前的困境。
對此問題，古今中外的許多文章大家都做了深刻的闡述。東漢王充認為：“文由胸中出，心以文為表。”（《論衡超奇》）他以為文章是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種外泄，人的思想感情通過文章加以外現，使人們理解。所以，人的內在的思想感情之於文章就如同源與流、本與末的關係：“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下，有實核於內，有皮轂於外。”（王充《論衡超奇》）這裏的“根株”、“實核”就是喻指人的思想感情，而“榮葉”、“皮轂”即指的是文章的語言和言辭。為此，王充以為：“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說的就是作文章既要注重流暢表述能力的培養，又須注重內在思想即“實誠”的修養，才能在“外內表裏”兩個方麵“自相副稱”，作出好的文章來。隻有加強思維思想的訓練，使之“意奮”，方可以下筆千言以“筆縱”。金人王若虛總結得好：“文章以意為主，字語為之役。”看來，古人是很注意寫作中“意”與“字語”的關係的，而且還以為，“內在的”“意”要比“外在的”“筆”和“字語”要重要。最起碼的認識是作文是由“內”而“外”的一個過程。作文教學應該借鑒祖國文化中這一智慧論斷，重新構建作文教學的基本架構，使之更加合理，更加科學，更加符合人們作文的認知實際，更加符合作文教學的實際。
人的心中之“實誠”和“意”以及前麵所說的“道”與“誌”不是與生俱來的，是後天得來的。為此，中國古代的文論家特別重視寫作者思想感情的修養，認為在練習寫作的同時，應該修養“真性情”，以養成一副“錦繡肚腸”，為以後的“筆縱”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歐陽修認為：“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答吳充秀才書》）雖有忽視語言表述的傾向，，卻也揭示了思想感情修養對於作文的重要性。與此相比，《毛詩序》的觀點就更加中肯一些：“詩者，誌之所之也。在心為誌，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這裏的詩自然不能將其理解為單純的詩歌，它指的是廣義上的詩，可以理解為所有的文學作品，當然也可以引申而為所有的文章了。“誌”，也不僅僅是指“誌向”，亦可理解為思想感情，“情動於中”而後方可“形”之於言，所以清王夫之認為：“無論詩歌與長行文字，俱以意為主。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清王夫之《習堂永緒論內編》）他認識到作文應由內而外，內外表裏並重兼顧的道理，許多文章家都注重加強作者的思想感情的修養和磨礪，從而使自身能夠“實誠出胸臆”，“意奮”而“筆縱”。而文論家劉勰則強調了作文中“秉心養術”的重要性，主張“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強調要“陶鈞文思”，“疏淪五藏，澡雪精神”，認為這樣做，寫文章就可以順理成章、滔滔不絕，可以“無務苦慮”，也“不必勞情”了（劉勰《文心雕龍神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