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周澤雄《說說毛澤東詩詞》
周澤雄先生的《說說毛澤東詩詞》（《書屋》2000年第1期）一文對彪炳一世的毛澤東詩詞作了全麵的批評。這裏所講的“批評”，是指狹義的批評，即在剔除了所有的偉人崇拜和領袖迷信之後，用翔實的材料和科學的方法，以純粹藝術的標準，分析它的欠缺和不足，同時也解構了幾十年來人們熱讀毛澤東詩詞的某些迷誤和教訓。以我們之淺陋，無論是對批評者還是被批評者，都不敢妄置一喙。我隻是對周先生的批評用語頗感興趣，因為周先生麵對的是一位在中國現代史上叱吒風雲半個多世紀的民族巨人，是以他的理論實踐膽略魅力長時間占據國人心中最光輝位置的一顆“紅太陽”，並且即使是在他的詩詞創作方麵也在數十年裏被認為國人無法企及的“最高典範”，直到今天，仍然在大中小學教材中穩占一席之地，許多評價用語仍然幾十年一貫製地因襲至今。在這種情況下，作者的放膽的批評，很有可能被認為是“二堂喧嘩”的好事者，至少會被一部分毛澤東詩詞教學、研究工作者在感情上難以接受。在這種情況下，作者不能不特別注意批評的措辭，不能不特別關注批評的藝術。當然這也不是一個純技術性的問題，首先需要的還是識見、學養和實事求是的態度，而非“嘩眾取寵”之意。作者充分考慮了有關時代背景和個人經曆的線索，並確保立論囿於詩詞創作的範圍之內。在這種嚴肅的科學態度之下，加之作者的縱橫才情和語言功力，他的批評用語和批評藝術，也就很值得我們有所借鑒了。現不揣冒昧，將其集納如下：
一、以“瑜”襯“瑕”法。其一是先肯定後否定的句法，即俗語所說的“但”書，如談到毛的三首口占（指《為女民兵題照》、《海鷗將軍千古》、《給彭德懷同誌》）時，則評曰：雖見捷才，終乏心血。對讀者而言，後一句比前一句當然分量更重。而在作者，這樣的批評用語則顯得比較大度。談到毛澤東詩詞的數量，作者認為，以詩人之稱，放在文學史上衡量，數量未免太少。作者先設身處地，肯定毛澤東並非“職業詩人”，有此六十二首，應屬不易。然後再雲：“但若換一個角度，以產量之多寡驗證才能之高低的餘光中先生的見解，倒也忒為歉收了些。”有此轉折，批評的語氣自然和緩了幾許。還有一種用心良苦的方法，是以被批評對象的彼一優點來陪襯此一缺點，以求達到整體上的某種平衡。比如批評毛澤東在詩詞的章法結構上“缺乏足夠的訓練”時，不忘提到毛澤東“在詩詞創作上頗有容人之德，亦能做到聞過輒改”的優點，並舉一例說明之。在全文的結尾，為求平衡，作者特別讚賞毛澤東年輕時代的兩首詩詞。
二、以模棱之辭出之。如該文開頭：“毛澤東本色是詩人。詩人而兼一國之尊，於國於民是否有利，當然可以探討。”這裏作者對“詩人而兼一國之尊”的現象持保留態度，但這個問題過於複雜，所以作者有意不下定論，使持語有回旋餘地。又如第三節批評毛澤東詩詞在意象上好作“逍遙遊”，其觀照世界的眼光，長於遠眺而短於近瞻，長於概觀而短於細察時，作者寫道：“作為政治家固宜高瞻遠矚，‘風物長宜放眼量’，但就寫詩而言，望遠鏡是否比顯微鏡更能瞧出詩中三昧，無疑是可以另行探討的。”
三、引用被批評對象的話，或假設被批評對象的態度，以塞（可能的）“反方”之口。如對《八連頌》的評論，作為對一首詩，以藝術標準論之，認為它了無詩意和詩境，“無非整飭字詞，以利憶誦，稍假音律，取其上口而已”，如此評價，此前頗無，似覺過於嚴直，作者便假設毛本人的想法以調劑之：“想必毛澤東本人都不願把它編入自選集”，此語既出，批評的鋒芒便有所消減。第七節批評毛詩在格律上“問題多多”，為駁斥有人所持的“毛澤東雄才大略，達變知通，故不屑於斤斤計較格律”之說，特意引用毛澤東本人的話，說對自己的律詩“沒有一首是我自己滿意的”（周注：著重號為原文所加）來證明：毛澤東在格律方麵的欠缺，非不為也，是不能也，且用毛澤東曾多次商請郭沫若為其修改潤色的例子來作旁證。這樣一來，某些讀者即使在感情上一時接受不了，在知性上也隻能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