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走尋常路
“三國殺”的創業過程處處體現了創意：當桌遊成功的時候，他們在做線上遊戲；當全國流行起桌遊吧的時候，他們在努力使自己與其他的桌遊吧不同；當別人在花錢做廣告的時候，他們用病毒營銷迅速成功。
我們要做好幾個平台，首先是產品平台。產品平台就是：你有好的想法、好的創意可以投過來，我們跟你簽訂分成合同，根據產品的不同等級（有可能隻是一個創意，有可能已經有成型的產品）確定收入分成的比例，然後我們來負責發行。根據我們的計劃，一年能賣到兩萬套以上就是比較成功的產品了。在國外，很多桌遊一年賣到幾千套就已經是不錯的成績了。所以，“三國殺”是一個特例，一年賣了300萬套，如果算上盜版，可能接近1000萬套了。在國外能夠超過百萬套的產品也就隻有幾款。
另外一個就是渠道平台。有些產品可能是由其他的桌遊公司發行的，但是他們的渠道能力可能沒有這麼強，也可以先用我們的渠道，作為我們合作的產品，這有點像總代理的模式。另外，從公司裏延伸出一些桌遊的媒體，包括《桌遊誌》這樣比較成功的平麵媒體，現在的銷量大概是每個月5萬冊，基本達到了一線雜誌的銷售水平。還有我們大力推出的桌遊網，目前正在做更大的改進。我們想讓桌遊玩家有自己的雜誌，有自己的網站。
我們隻是因為一款產品站到了行業領先的位置，但是我們希望能出現更多的公司來和我們競爭。上海有一款遊戲叫方盒子，方盒子是代理國外桌遊產品做起來的，現在更多是做原創；廣州有一家是以動漫起家的，後來做了一款叫“風聲”的遊戲，現在“風聲”的銷量很不錯，但與“三國殺”相比還差了一個數量級。其他的桌遊公司與一線的桌遊公司還有些差距，但我們希望能通過各種合作方式讓他們盡快成長起來。我們希望有更多廠商崛起、看到更多新的遊戲出現。
我們在桌遊圈裏一直倡導“開放”這個概念。作為一個新興行業，開放的態度很重要。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北京有三個桌遊圈子相互排斥，但上海的桌遊圈卻很互通、團結，所以上海的桌遊吧能夠爆發，發展也比北京好。我們唯一排斥的隻有兩點：一個是盜版，一個是抄襲。盜版就不用說了，這是違法行為；抄襲要看原創到底占了多大比重，還是簡單地把別人的東西搬過來改名字，主要是把握抄襲的尺度。
桌遊吧屬於產業鏈的中間環節，是聯係廠商和玩家的環節，與代理商、渠道商類似。桌遊吧的主要特色就是為推廣搭建平台，很多玩家是在桌遊吧了解到一款桌遊的，桌遊吧起到了教學的作用。
上海桌遊吧發展很快，最多的時候有上千家店麵，基本上花5～15萬元開一個桌遊吧肯定賠不了。因為桌遊吧太簡單了，找一個居民樓就開成了，按照小時收費。但這樣的桌遊吧沒有核心競爭力，最後隻能拚價格了。很快就會進行商業洗牌，留下的桌遊吧都是有自己特色、有自己的附加值，比如定期舉辦聯賽，組織一些活動，等等。我們現在也在做一些支持桌遊吧的IT係統，讓桌遊吧能夠像網遊一樣互動和遊戲，這也能夠讓桌遊吧有更大的增值空間。
在推廣“三國殺”的時候，我們做了一個測試。我們找了一個IT公司教70個人玩三國殺，後來發現，每10個人裏麵有8個人會喜歡這個遊戲，有5～6個人會買這個遊戲，最關鍵是有2～3個人會主動去教別人玩。我們就想，如果這兩三個人再去教給6～10個人玩，這6～10個人又會延伸出1～2個人去主動教別人玩，這就完全具備了病毒營銷的基礎了。後來，所有的營銷都是用這種方法。必須要讓消費者體驗，做再多廣告都不如讓他坐下先玩一把。我們最後總結了一下，最快10分鍾就能帶別人玩一局。
因為這是一個全新的事物，各行各業的人都比較感興趣，有的人不是我們的目標客戶，但是他對遊戲也很感興趣。曾經一個水吧老板想把自己的店轉型成桌遊吧，老板專門過來學“三國殺”。他回去研究一周後來找我們，他說玩了一下也沒有什麼意思，這是我們第一次聽到有人說這個遊戲沒什麼意思，便趕快分析了原因。原來，那個盒裏的武將牌沒有動，他根本不知道那些牌的作用，玩了一周不帶武將的“三國殺”。
黃愷：沉迷也是一種幸福
黃愷的創業說起來很時髦——從手工做起，從開淘寶店做起。但是和一般手工愛好者開淘寶店不同的是，他的創業包含了太多的智力勞動，因為他是發明了一樣東西。
我的專業涉及遊戲的程序、美術、策劃等各方麵。我們是第一屆遊戲本科專業學生，相對來說這個專業實驗性比較強，很多地方老師也不知道怎麼辦。作為第一屆學生，肯定有很多嚐試的地方，科目設計也不一定合理，經常會討厭一些科目、喜歡一些科目。但是我會有很多時間花在自己喜歡的事情上，比如研究桌麵遊戲。
除了專業知識，我仍然堅持自己另外一個愛好——畫畫，這是我從小的愛好。到大學後，我的畫帶有一些實用主義色彩，一般是把它跟遊戲結合在一起。我會把更多時間花在遊戲插圖上，有些遊戲直接是手工畫或者電腦上畫完以後打印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