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是指導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綱領性文件。和諧社會的建設有利於全麵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有利於維護和促進改革開放的大局，有利於增強民族凝聚力和抗風險能力。而風險的不確定性本身就是威脅社會和諧的可能因素。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麵臨一係列的社會風險。在該背景下，形成了中國社會獨特的社會風險語境。
在對研究文獻的檢索中發現，到目前為止，直接以“傳媒與社會風險治理”為研究議題進行係統研究的論著還不曾見到，類似論述主要散見於社會學類著作和危機傳播管理類著作。這些社會學著作主要同風險社會的論述相關，較早的可見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烏爾裏希·貝克和安東尼·吉登斯的一些論述。貝克在《風險社會》中肯定了傳媒在風險社會中的積極功能，認為傳媒關於風險的定義就像是一支魔棒，可以激活一個遲鈍社會中的政治中心。吉登斯在《現代性的後果》中強調了風險社會的到來加深了對提供信息和解釋信息的符號係統的依賴程度。但包括國內學者在內的社會學者受其論述重點所限，都僅僅是簡單論述或提及傳媒，並以一般性地強調傳媒功能或重要性為主。危機傳播管理類著作與社會學不同，較多地關注到了傳媒，不僅國外研究者的相關著作被引介進來，國內研究者也相繼出版類似著作。澳大利亞學者羅伯特·希斯概括了媒體在社會風險中可以發揮的五種作用：為公眾提供行動選擇信息、增強公眾的危機意識、危機發生時警示公眾、為危機管理者提供信息、具體行動指導。國內學者胡百精的《危機傳播管理》（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論述了危機傳播中的媒介管理，具體包括議題管理和媒介管理政策。這類著作的顯著特點是從管理的視角出發，但缺乏從社會結構視角進行更多探討。相比較而言，政治學中關於社會治理的研究較多，這也為探討有關風險的社會治理提供了理論借鑒，但傳媒具體如何參與到社會治理中來，這類著作則鮮有涉及，即使有所涉及的著作也往往從工具論的角度進行探討，從而缺乏對傳媒身份演化的縱向把握。
與著作相比，論文中關於“傳媒與社會風險”的探討比較活躍。一些專門的研究機構也正在進行類似項目的研究，如複旦大學新聞傳播與媒介化社會研究基地的2006年年度項目就是“新聞媒體在風險社會中的功能定位”。為了盡可能地搜索到相關研究，我們主要通過中國學術期刊網（CNKI）進行關鍵詞檢索。先後以“傳媒、風險社會、社會治理”組合，“傳媒、社會風險、社會治理”組合，“傳媒和社會風險”組合，“傳媒和社會治理”組合分別進行高級檢索。以下主要以時間為序就檢索的結果進行綜述。
2000年至2001年這時期的論文主要著眼於互聯網在中國逐漸崛起的現狀，探討了網絡帶來的社會影響。楊愛華的《網絡傳媒的社會功能及風險分析》（《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2000年第6期）概述了網絡媒體對社會的影響（涉及生活方式、人性解放、全球整合、學習方式、生產效率、勞動方式、政治民主）、網絡媒體的社會風險（如網絡沉溺、謊言與虛構、全球暴力、信息垃圾、網絡詐騙）。顧麗梅的《信息社會行政發展的新趨勢》（《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1年第2期）認為網絡媒體的發展促進了行政技術的發展，提供了公眾參與的渠道，形塑了公共行政理念，有利於產生新的政府治理形式（如服務行政、虛擬行政、大眾行政）。
2003年至2004年這時期的相關論文較少。2003年陳力丹的《論我國輿論監督的性質和存在的問題》（《鄭州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涉及到了因媒介監督不當導致的媒介審判後果，警示要關注媒介監督的殺傷範圍和力度。2004年鄒晶的《媒體在國家治理中的角色思考》（《人大建設》，2004年第12期）概述了傳媒在國家治理中的輿論監督角色（包括傳媒推進依法治國、傳媒在區域中監督力量的發揮），也反思了傳媒監督存在的問題（但其關於監督存在問題的論述與前述陳力丹的觀點並無二致）。
2005年至2006年趙誌立的《新聞傳媒在危機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當代傳播》，2005年第2期）認為危機管理的實質是信息傳播管理，要重視傳媒的預警功能、信息披露功能、應急處理功能。李豔紅的《大眾傳媒、社會表達與商議民主——兩個個案分析》（《開放時代》，2006年第6期）不是從社會風險角度出發，而是從協商民主的理論框架出發研究，這也是唯一的一篇對相關案例進行微觀細致分析的論文，在此基礎上文章還將討論的議題納入社會結構視野進行考察。作者在最後總結指出，當代中國傳媒參與商議民主之現實與未來的關鍵在於新聞記者的專業文化生成（如重視傳媒的對立角色）、作為消息來源的社會能動性（即民間、知識分子與NGO的活躍）及傳媒市場化的基本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