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茲轉發楊小凱“百年中國經濟史筆記”中的兩篇，供參考。楊小凱在該筆記之前，有以下按語：
最近朱學勤教授請筆者為百年中國史寫一章中國百年經濟史，盛情難卻，隻好慢慢收集材料，準備這一章的寫作開始做閱讀文獻的家庭作業以後，後悔不該應允此事，因為比起做理論研究文章，閱讀文獻辛苦多了。為了累積背景材料，筆者寫下一些讀史筆記，也許不少讀者會有興趣一睹晚清經濟史。
·中國的原始資本主義(或商業資本主義)—晚清經濟史
·民國經濟史(1912-1949)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78)
·中國的經濟改革(197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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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新政治經濟學，國家經濟學和憲政經濟學，及國家製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研究民國經濟史的重點是與當代新政治經濟學、國家經濟學和憲政經濟學有關的問題，簡言之，是國家製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最近國家經濟學的正式數學模型(李克，Li，2001年)將霍布斯(Hobbs，1651)有關國家的思想數學化了。有名的霍布斯叢林假說認為在沒有國家製度時，每個人都是其它個人的敵人，他想盡辦法偷搶人家的財產，也想盡辦法不被別人偷搶，在這種沒有國家製度的條件下，大量資源被用於從事偷搶和防止被偷搶的活動，因此生產活動不可能發達起來，而偷搶在結成人群的團體之間發生時，就是戰爭。按照李克的模型，當王權出現時，它能通過稅收(嚴格而言可被視為一種大偷大搶)創造公共財政，用來支持其奢華的生活，同時用它支持司法，執法係統以懲罰其它人的偷搶行為。因而這種被霍布斯稱為利維坦的政府權力成為交易中進行仲裁的第三者。它可能有效地改進交易效率，促進分工的發展和生產力進步。按憲政經濟學的思想，私有產權不可能由看不見的手產生，而是需要合法的強大(因而可信)的國家員警暴力為基礎。但是由於國家懲罰偷盜的權力以統一，壟斷，和強製******為特征，所以它很容易被執政者利用來侵犯而不是保護財產權。而如何形成合法，強大的********用以保護財產，扼製偷盜，但同時找到一種機製能限製這種********本身的偷盜行為，就成為經濟發展的關鍵。當清朝國家權力在執政者壟斷政治的條件下被用來追求特權階級利益和損害社會利益(所謂國家機會主義)時，清末的經濟發展的落後和停滯就發生了，而當國家機會主義使政權失去合法性，因而使強大合法，統一的********崩潰時，民國初年的社會****就發生了，二者都造成交易效率低下，分工發展遲緩，生產力進步緩慢。
西歐是從幾個世紀的****中逐漸形成國界不可侵犯的概念，既保留了政治不統一，又維持了一定時期的相對和平，因此不同國家之間的競爭使以上國家功能的兩難得以解決。這是歐洲經濟發展快的動因，但其代價就是戰亂連綿(三十年戰爭，百年戰爭，兩次世界大戰)。美國用聯邦製度，三權分立，普通法，憲法司法(國會立的成文法可經適當程序被成功訴訟，成為違憲和非法)，和用憲法嚴格限製國家權力，等一套製度和自由，平等的意識形態在一個統一，實行地方自治的大國內解決了上述國家功能的兩難，因而使其成為世界上經濟發展最成功的國家。
清末民初中國經濟發展的遲緩主要是因為，中國在尋找解決國家功能兩難的途徑過程中，逐漸滑向具有一個統一合法的********的失效，因而出現類似霍布斯叢林的軍閥混戰局麵。
嚴格而言，如果軍閥形成多個小國，並形成國界不可侵犯的秩序，則軍閥割據有可能象歐洲一樣形成多國平等競爭的局麵。1920年代以廣東軍閥陳炯明為代表的地方自治，聯邦主義思想(所謂聯省自治)就代表了中國朝這一個方向發展的可能性。但是這種方向最後被代表用武力統一中國趨向的國民黨軍隊擊敗。當時外國對各地的軍閥政權不予承認，由於當時外國的承認對各地軍閥政權合法性及經濟軍事援助至關重要，所以在外國的鼓勵下，各地軍閥大多以統一中國，爭取外國承認的全中國統治合法性為目標。外國選擇一個統一的中國作為打交道的對象本身並不必然導致軍閥混戰。如果中國的軍閥可以象美國各州在獨立戰爭時一樣，在本省實現議會政治，與外省和平談判關於形成聯邦的條件，中國仍可和平統一。但大多數軍閥選擇了軍事統一，而這種選擇與大多數中國人相信的意識形態有關，他們佩服不尊重遊戲規則的劉邦，而不佩服尊重遊戲規則的項羽。這也與清政府的國家機會主義行為給中國人樹立的行為榜樣有關，中國人與中國人打交道時，從未有「玩的就是公平(fａirplａy)」的概念，因此陳炯明關於各省之間締結各省同意的條約(憲法)通過和平統一方式發展出美國式的聯邦製的想法得不到其它軍閥支持。與此相較，英國人與中國打交道時，耐心爭取中國政府自己同意的條約，就顯得特別難能可貴。美國人在獨立戰爭後各州之間不發生軍閥混戰，很大原因，也是英國人治理美洲殖民地時實行地方自治，尊重各州議會和州憲法的行為為獨立後的美國執政者樹立了良好榜樣。
民國經濟史分為四個階段，民初實現憲政的階段(1911-1915)，軍閥混戰時期(1916-1927)，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1928-1938)，及抗戰和國共內戰(1938-1949)時期。
侯宜傑所《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立憲運動史》是本著作關於立憲與經濟發展和中國商人階級成長的關係的傑出著作。此書詳盡地記載了清朝末年中國的商人是中國立憲運動最強大的推動力之事實。在推動立憲過程中，各級商會形成網絡，並逐漸學會英國式商會的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預備立憲公會等組織中，商人占明顯優勢。商人們認識到「今日中國之政治現象，則與股份公司之性質最不兼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國之下未由發達，故振興實業之關鍵在於通過立憲確立法治，限製政權，保障民權來改良政治環境與政治組織」(轉引自侯宜傑)。胡繩先生在《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中也引張謇之言為證，清朝當局「但有征商之政，而無護商之法」，「商之視官，政猛於虎」。當時這種絕對君立****，根本不受法律的製約，隻有法製，沒有法治。君主「超然於權限之外」，「官員遊行於利綠之中」。
商人在推動清末的製度改革中，不但對新的製度的出現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對其實行起著關鍵作用。清朝宣布預備立憲後，商人在各省諮議局中進一步推動憲政的發展，使諮議局成為獨立於政府的真正議會騶形。全國資政院的議事細則已與現代議會製度類似，首屆資政院提出了速開國會案，彈劾軍機大臣案，赦免國事犯案。它於1911年迫使政府放棄其獨立財權，將財政預算核減掉7790萬兩銀。在各地的諮議局中，商人們還提出了他們對外交事務權利的要求，反對支付不經諮議機構同意的各項外國債務。這種發展形同提出了類似歐美的「沒有代議製，就不交稅」的原則。
商人還對民國初孫中山，黃興等人不經議會同意私自借貸外債提出反對，也對革命軍的擾商行為要求製止。清末民初憲政的發展使中國的經濟發展曙光初露，但隨後的軍閥混戰打斷了這一過程。
(2.2)軍閥混戰時期
軍閥混戰對經濟的負麵影響是所有曆史學家公認的，按Fｅａｅrwｅrkｅ(1993，pp.28-127)所記載，軍閥混戰時期，不同軍閥在其占領某地時期重複收稅，並預收未來的稅，操縱實物與貨幣的換算率，增加苛捐雜稅，戰時捐稅，並進行強製糧食征購，使經濟不勘重負。由於連年戰亂，農業的商業化趨勢被逆轉，農業生產力和產量下降，城鄉之間的貿易被中斷。
各方的機會主義行為是清末民初的憲政實驗失敗的根源。從英美發展起來的憲政主義可追溯到十二，三世紀英國城市中的地方自治及大憲章。在一個不需要常備軍就能防止外國入侵的海島國家，公正司法過程自發產生的案例形成的普通法構成保護私有財產的製度。在這種製度下，國王由於收稅的困難，不得不將製定稅法的權力讓給交稅大戶組成的國會，因為這是在私有地產神聖不可侵犯條件下，收稅的最有效方法。17世紀大革命前後，新教和天主教及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間的互相迫害最後被光榮革命終止，各派終於達成共識，承認了保護人權，禁止*，用虛君共和，內閣製，議會民主，政黨公平競爭作為分配政治權力的遊戲規則。英國一直沒有成文憲法，但卻是憲政的創始國，其憲政遊戲規則是朝野各方所認同的一些行為準則，例如不能容忍*，宗教迫害，這些行為準則是以參加政治遊戲的局中人對公眾利益和道德準則的一些基本共識為基礎。這些共識對「什麼為對」「什麼為錯」有一些象信仰和意識形態一樣的認同，對於錯的行為，大家都有類似對偷竊應予全社會的反對(Sａｃtion)和懲罰的態度。即使偷東西的人是自己的兒子，也不能從私利反對社會和司法機關對兒子進行懲罰。
清末民初，中國的政治人物並沒有形成這種共識，因此憲政並沒有堅實的道德共識的基礎。所以憲法規則並不是中國政治家的行為準則。例如孫中山在自己有機會掌權時就極力鼓吹總統製，在自己沒機會掌權時就鼓吹內閣製，在自己軍事實力強大時(護法戰爭後)，就支持中央集權製和武力統一，而在自己軍力弱小時(1915年舊國會複會時)，就支持聯省自治。孫中山在野時反對****，一旦軍事實力大了，就開始講軍政，訓政(****的另一中說法)，表現了不能出以公心以社會利益為重選擇和尊重遊戲規則，而是以自己的政黨利益為選擇政治遊戲規則的標準。
袁世凱更是典型的機會主義，在他向清朝爭權時就反對君主立憲，逼清帝退位，而他一旦大權在手，就鼓吹君立立憲，而當他看到自己發展的政黨在議會可能敗給國民黨時，就開始想辦法迫害國民黨，取消新聞自由。袁世凱如能象華盛頓那樣自動退位，則前文提到的合法的可用來保護財產的暴力與此暴力傾向於侵犯人民權利的兩難就可解決。當代的公共選擇理論和憲政經濟學指出，可以生存下去的憲政遊戲規則必須滿足模糊麵紗的原則，這原則是：不管局中人在什麼地位(是員警還是小偷，是在朝還是在野)都認為遊戲規則公平。而孫中山，袁世凱及其它軍閥都以自己的利益為選擇遊戲規則的標準(所謂屁股指揮腦袋)，而不知道這樣選擇的遊戲規則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華盛頓選擇自己下台的行為就可能成為萬世遊戲規則，執政黨選擇限製政府權力的行為也有機會變成萬世遊戲規則生存下去，而一切以私利為目標選擇的遊戲規則是不可能被參加遊戲各方都接受。而隻有各方都同意的遊戲規則才可能變成憲政遊戲規則而流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