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病救人與革命救國
家世與求學
訪：彭老，您好，很榮幸您接受我們的訪談。古語說，“不為良相，便為良醫”，您則是先選擇學醫，後來才投身革命，請您談談這種轉變是如何發生的。
彭：我家祖籍在江蘇，彭氏家族在蘇州是個大家族，還有個彭氏祠堂呐。祖上出過幾個狀元，還有一對祖孫會狀，也就是祖孫兩代都是狀元。還有探花1人，14位進士，31位舉人。所以，可以算是書香門第了。祖孫會狀裏的祖父狀元叫彭定求，是康熙十五年（1697）的狀元，做過翰林院侍講，曾與曹寅一起奉康熙皇帝之命在揚州書局主持校勘《全唐詩》。孫子狀元彭啟豐也做過翰林院侍講，後來升任至內閣學士。
我的父親是留日的，他念了兩個專業，一個農學，一個法律。他是得了彭氏家族的獎學金去日本的。後來，我聽說像我們這樣的大家族，為了讓家族裏的子孫可以讀書求學，也是為了維護家族的聲望和地位，就會設這類“獎學金”鼓勵子孫。我有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他們的母親和我母親是親姐妹。父親的前妻去世後，我外婆就又把另一個女兒嫁了過去，說是這樣能讓孩子少受點苦，因為後母是親姨。外婆家姓顧，也是“大家”，比較開明，曾辦過女塾。
我是1923年在北京出生的，小學是在北師附小念的。1934年在和平門的師大附中讀中學，同時還上了青年會的英文補習班，一周幾次課。中學時開始讀一些書，魯迅、巴金、茅盾的書都讀過。當時的教員，有的親國民黨，也有一些對共產黨有好感。我記得，有位誌成中學的校長兼教我們的代數。他來代課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名聲，但他卻很少按時來上課，我們同學就覺得他特別的壞。據說，他曾經給蔣介石獻過劍。給我印象挺好的是一位教公民課的老師，介紹我們看一些進步書籍。後來我到解放區時，曾在《解放日報》上看見過他寫的文章。
訪：您是1940年考入北京大學醫學院的，為什麼選擇學習醫學呢？
彭：我們家主張我們兄弟都學技術類的專業，主要是為了找個鐵飯碗。我大哥是唐山工學院畢業，念的是土木工程。當時唐山工學院又稱為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和上海交大是一起的，所以也稱為唐山交大，以土木專業見長。二哥上的是稅務專門學校，畢業後在海關工作。那時的海關還是英國人管，公文都是英文，二哥的英文特別好，所以去了海關。我們家讓我去學醫，既是鐵飯碗，家中有個病痛也不用求人。
我進入北醫時，學校由日本人管理，學製四年，不包括實習，當實習大夫要自己去考。學校裏的教授有一半是日本人，有一些在日本國內還是很不錯的。例如，有位叫福原武的生理學教授，在德國著名生理學雜誌上發表過文章。當時在北醫要先學日文，每周有12個學時的日文課。北醫屬於日德係，學校規定的主要外語還有德語，所以還得學習德文。學校也聘請有德文教員，我也參加過德文補習班，每周四次課，學了有兩三年。後來英文、德文、日文都沒怎麼用，後來覺得丟得差不多了。文化大革命以後，又稍微看了看，撿回了點兒，和日本學者交流的時候，他們還覺得我的日文不錯，發音挺標準的。所以說年輕時候的基礎很重要，那時記憶力好，學會了就是自己的，能用一輩子。
住院醫師與地下交通員
訪：您1944年從北醫畢業後就入了黨，您是怎樣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從專業學習轉向革命工作的呢？
彭：我這人愛讀書，上大學時喜歡讀屠格涅夫的《前夜》、《父與子》等反映社會變革時期知識分子與上層社會之間的矛盾，知識分子希望參與社會變革運動的書籍，也算是追求進步的一種表現吧。北醫的第一個黨員叫金英愛，她是由燕京大學的傅秀（林錦雙，林則徐的後代）介紹入黨的。上學期間，大概是1941年7月，金英愛曾去過晉察冀解放區，11月份又回了北平。她給我們介紹了一些書看，如《新哲學大綱》《資本論淺說》等。有些是她從解放區帶回來的，有的是我自個兒到書攤上去找，也還都能買得到。日本人那會兒管不了這麼多，能讀到這些書。後來金英愛把我、毛學敏幾個人發展入了黨。我是1944年入黨的。在入黨之前，曾經有一段時間，思想上覺得苦悶，於是每逢周日都去參加教會的禮拜。教會宣傳真善美，想追求真善美去教會，算是對理想的一種追求吧，也可能是年輕時的彷徨。
訪：抗戰勝利前您曾經去過晉察冀解放區，去後有什麼感觸嗎？
彭：我去晉察冀解放區是在1944年寒假，大概是2月份。本來想1943年暑假去，因日軍開始大掃蕩，走不了，所以就延遲了半年。我到了解放區後見到了城工部的劉仁1，他說“那就先學習學習吧”，就讓我們到邊區政府、白求恩醫校等處參觀學習。這麼在山區裏跑了一個來月，劉仁又說“你還是回去吧，先隱蔽起來”。那時我們班有個特務學生，叫周XX，對我有所懷疑，但還沒想到我去了解放區。所以，寒假一結束我就趕緊回學校了。
在解放區那陣子老在山區裏跑，第一次真正接觸到農民的生活，那真是苦呀。日軍的“三光”政策，搞得他們什麼也沒了。老鄉們吃的都是棗麵，即把棗碾成粉吃。在那兒我們還幫他們建過窯洞，日軍一來就燒房子，所以隻得修窯洞。從解放區回來時，臉曬黑了，胳膊也變粗了，不再像原來那麼白麵書生了。實際上去解放區那陣兒，我還沒入黨，當時什麼也不懂，以為就算是黨員了。回來以後，金英愛找我談話，說條件算是成熟了，1944年3月介紹我入了黨。
訪：入黨那年，您正好從北醫畢業。那麼您的工作與當時地下黨的安排有關嗎？
彭：當時找工作與地下黨的安排沒有關係。劉仁讓我回到北平隱蔽起來。1944年，中央醫院（現在的北大人民醫院）招實習醫生，我去參加考試。考試通過以後，我就在那裏當了內科的實習醫生。那時候當實習大夫要求挺嚴格，實行24小時負責製，要住在醫院裏，每周隻有半天休息；兩周能休一天。當時一般每天都要接兩個新病人，手裏一般都是管著十來個病人。病人來了，實習醫生就得問病史、查體。病人要是發燒、拉肚子，還得做化驗，都是實習大夫自己采集病人的血尿糞標本，然後自己去化驗室塗片染色，在顯微鏡下數細胞，還要寫英文病曆。這樣做實習大夫的確鍛煉人！我們的內科主任是鍾惠瀾，他要求很嚴。暑假裏還要進行教學查房，實習大夫必須彙報病曆，他還要提問。他脾氣也挺大的，剋人剋得也是很厲害，若實習大夫的病曆寫的不好，他有時會摔病曆，搞得實習大夫很難堪。所以，實習醫生病曆寫的不好，查房時提問答不上，來不僅丟人，心裏也難受！例如，有次一位實習醫生檢查病人的糞便標本，沒看出來薑片蟲蟲卵，他嚴厲地批評說：“人家英國人到非洲自己吃汙染的東西，然後回去研究，在自己的糞便裏找蟲卵，你這兒放著現成的蟲卵都看不出來”，弄得那位醫生下不了台。不過，對實習醫生來說，這樣的嚴厲是很有益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