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正泉
2007年9月12日
我認識趙鴻燕是在中國傳媒大學，我先是參與了她2004年的考博和後來論文的開題，2007年5月我又參與了她的博士論文答辯，她讀博期間的研究方向是國際新聞專業，她的博士論文的題目是《中外記者招待會研究》，實際論述集中在美、歐幾個媒體發達、記者招待會比較完善的國家。答辯評委們一致認為這是一篇不錯的論文，我當時提出的不足是“論文的題目偏大，論述有些寬泛，還可以更集中些，更容易深化和突出特色”。沒有想到，兩個月之後她把現在這一論著的書稿交給我，並希望我能為此作序。
我看到書稿使我吃驚不小，首先是題目定位於《政府記者招待會》，與原博士論文相比較，顯然是集中了，其主題、內容、角度以及文內章節設置、文章架構幾乎完全是另起爐灶。另外，在短短的兩個多月裏，她竟能大刀闊斧地砍削了與主題關係不大的章節，對全文重新設計、改寫，豐富和突出了政府記者招待會，幾乎可以說是原博士論文以外的另一篇論著，這不僅需要勇氣，更說明是對記者招待會研究的集中和深化。
記者招待會是新聞發布工作中諸多形式的一種，記者招待會本身也有多種類型、多種層次。趙鴻燕經過篩選、梳理，在寬泛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中，最終選取政府記者招待會作為本論著的研究對象，無疑是突出了政府新聞發布形式中最有特色、最廣泛采用的形式。誠如作者所言，這是因為政府記者招待會“是規格最高，規模最大和新聞價值最大的記者招待會形式，它所傳遞的信息相對直接、權威和豐富，是新聞媒體重要的新聞來源”。可見，作者選擇政府記者招待會作為研究對象有著明確意向。
國內外新聞傳播界公認，政府是新聞資源的最大擁有者，而且最具權威性。政府的新聞發布有新聞發布會、記者招待會、記者吹風會等多種形式，而政府直接與記者對話的記者招待會則更具魅力，也就必然引起政府、新聞傳媒和公眾的共同興趣，成為新聞發布注視的聚焦點。綜觀國內外新聞發布史，政府記者招待會製度和實踐的不斷完善一直占據重要位置，我國的政治體製決定了各級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的新聞發布更是舉足輕重。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舉辦的為數不多的新聞發布會、記者招待會幾乎都是由政府領導人、政府機關和政府發言人舉辦的。其他社會團體、企業和個人舉辦的微乎其微。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製定的有關新聞發布的文件和規定，所提倡和規範的基本上都是政府的新聞發布工作，所興起和建立的新聞發言人、新聞發布製度和新聞發言人的培訓，也主要集中在政府層麵上。這一方麵說明了我國政府新聞發布工作的特殊重要性，也說明我國新聞發布工作還不完善，而要拓展，但實際情況是有關專題研究的論著並不多見。《政府記者招待會》這一專著的出版，是對這一研究作了補充，豐富了內容，也表明這一研究在逐步細化、逐步深入。
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對傳播學、尤其是對新聞傳播學的研究日益活躍，視野開闊。長期被當作資本主義新聞學而拒之門外的西方傳播學，一時成為研究的熱點。應該說，西方學者對傳播學研究的優秀成果所反映了的客觀規律性，應視為人類共同的創造和成果。從實際情況看，這一時期我國總的研究趨勢主要是引進西方學者的傳播學和傳播理論，同時對我國有關領域作了初步探討。西方媒體業發達，對傳播學的研究起步早，且已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成熟的理論係統，而我國對傳播學的研究起步比較晚，目前對西方傳播學和傳播理論的引進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和階段。在這一時期的研究中湧現出一批有成就的學者，翻譯出版了西方傳播學中一批有代表性的著作，新聞傳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和各類傳播學科等相繼建立，傳播理論學術領域呈現出“百家爭鳴”的景象，它推動和適應了我國這一時期建立新聞發言人與新聞發布製度的進程，它對於我國傳播學的研究起到了強勁的助推作用，顯然對我國傳播學的建立和發展有借鑒性和超前性。從曆史發展的角度看，在我國傳播學理論研究的薄弱期，對西方傳播學理論的重視和引進，這在我國傳播學發展史上將會是一個重要時期，這應該是沒有疑義的。
但從另一角度看，西方傳播學畢竟不完全等同於中國傳播學，尤其是新聞傳播學。盡管在新聞傳播學的一些基本要素如傳播主體、傳播方式、傳播途徑、傳播效果和傳播反饋等方法和技術層麵上有共通共同之處，但畢竟新聞傳播學是社會學科，各國有不同的曆史、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背景，在傳播的目的，傳播內容和管理體製上存在著差異。今天，對信息傳播的認識日益趨同。新聞發布的形式日益趨同，但各國國情不同，國家的利益不同，最終要服從和服務於國家的利益。就記者招待會自身而言，每次的內容、舉辦人和應答方式也總是因國家而異、因時而異、因事而異、因人而異、記者提出的問題和方式也有區別。我認為，我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最終還是從我國的國情和利益出發，推動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聞傳播理論體係，為中國新聞傳播工作實踐和製度建設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持。從這一認識出發，需要我們在“引進”的基礎上，更加注重和加強對我國新聞傳播實踐和傳播規律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