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溫本屬於先拉斐爾派——維多利亞時代最有影響的詩歌團體。他們自我標榜為“唯美主義”，別人稱之為“新浪漫主義”，事實上，它與傳統意義上的浪漫主義大異其趣，而是融合了浪漫主義、唯美主義和象征主義。尤其是斯溫本，他是最早稱譽《惡之花》的幾個英國批評家之一。由於迷戀法國詩歌，深受波德萊爾影響，他經常借用或引用波德萊爾。對此，多位學者曾在著作中有過專門論述，如安東尼·哈裏森（Anthony H. Harrison）的《斯溫本的中世紀主義——兼論維多利亞時代的愛情詩》（Swinburne"s Medievalism-A Study in Victorian Love Poetry）之第二章。瑞典學者安妮·沃爾德（Anne Walder）則把斯溫本作為波德萊爾的廣泛影響的一個典型例證。她徑直把斯溫本的詩集《詩與謠》稱作斯溫本的《惡之花》。這部詩集以熱烈、迷狂和充滿欲望色彩的愛情為主題，挑釁並反叛當時社會的趣味、風尚、禮教和規範。跟波德萊爾一樣，斯溫本的詩也引來保守勢力的圍攻和詈罵，被冠以“罪之火”、“八爪海怪”、“地獄裏鑽出來的渾身是火的魔鬼”、“鬆開放在維多利亞客廳裏的一匹半人半獸的怪物”等惡毒綽號。另外，斯溫本的象征手法也已經用得相當嫻熟，如短詩《白蝴蝶》，“白蝴蝶”象征人類美好的意誌和向往，“大海”則象征自由或者說自由的環境，“飛”則是衝動、呼喚。建議讀者將這首詩與中國現代最傑出的象征主義詩人戴望舒的同名詩作並觀並比較。
白蝴蝶
給什麼智慧給我
小小的白蝴蝶
翻開了空白之頁
合上了空白之頁
翻開的書頁
寂寞
合上的書頁
寂寞
對於維多利亞時代的整個詩歌發展格局，波德萊爾的影響也許還不能說具有革命性的意義。但是，就斯溫本的個人詩歌生涯而言，這種影響具有翻天覆地的意義。艾略特說，在1870年代，斯溫本有過自我突破（breakthrough），這指的是他打破（break）了以丁尼生為代表的維多利亞時代的抒情主義詩學規範。（參見艾略特的文章《作為詩人的斯溫本》，載《聖林：論詩與批評》（The Sacred Wood：Essays on Poetry and Criticism）。
因此，筆者以為，斯溫本是英國第一個象征主義詩人，他悼念波德萊爾的詩《你好，再見了！》可作為英國現代主義詩歌的開端。這首詩非常重要，1919年，紐約的伯尼-禮佛萊特出版公司（Boni and Liveright）曾出版T. R. 史密斯（Smith）編的《波德萊爾詩文選》（Baudelaire，His Prose and Poetry），在序言之前放的就是這首詩。它本身就是一個象征，既表示波德萊爾的死，又表征英國象征主義的生。
美國的情況比較複雜一些。
波德萊爾1867年四十六歲時在他母親懷裏英年早逝，那時比他小十歲的愛米麗·狄金森（ Emily Dickinson， 1830~1886）還將生活寫作差不多二十年。她雖然過著近乎與世隔絕的日子，沒有寫過悼念波德萊爾的文字，甚至在任何文字裏都沒有提到過波德萊爾，但由於歐、美之間的文學交往比較密切，不排除她間接受到法國象征主義的影響。她的許多詩用了象征手法，深具現代性。比如，她強調自覺尤其是女性意識的覺醒，強調具象、表現上的迂回，形式上的新穎，效果上的隱晦，總體風格的凝練等（參看李玲、白豔君《論狄金森詩歌的現代主義特征》，《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01期） 。沃爾特·惠特曼（1819~1892）則比狄金森還晚六年離開人世。他處於美國文學從超驗主義向現代主義過渡的時期，他的現代性表現在觀念上摒棄一切傳統，勇於開拓，其核心價值觀是民主和自由，他對工業文明和都市文明的熱烈擁抱，形式上的不拘一格，都令人耳目一新。他也時不時用象征手法，展現了深沉、未知與晦澀的現代詩風。這兩位往往被稱為美國詩歌之父與母（或保姆），這是沒有問題的；但說他倆是美國現代主義的先驅，筆者不敢苟同。因為他們都在波德萊爾之後，而真正的先驅應該在波氏之前。
波德萊爾自認為他在哲學上的老師是瑞典神秘主義哲學家安曼努爾·史威登堡，文學上的引路人則是美國詩人、作家、文藝評論家埃德加·愛倫·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愛倫·坡死於震顫性譫妄那一年，波德萊爾才二十八歲。那時的歐洲文人尤其是法國文人普遍看不起美國。波德萊爾也有這個傾向，他說：“美國是個巨大而幼稚的國家，天生地嫉妒舊大陸。這個曆史的後來人對自己物質的、反常的、幾乎是畸形的發展感到自豪，對於工業的萬能懷著一種天真的信仰。它確信，像我們這裏的一些不幸的家夥一樣，工業的萬能最終將吃掉魔鬼。在那裏，時間和金錢的價值是如此之大！物質的活動被誇大到舉國為之瘋魔的程度，在思想中為非人間的東西隻留下很小的地盤。”但他卻稱賞愛倫·坡，隻因為愛倫·坡是美國普遍價值觀的反叛者，與工商業社會的君主般的群氓格格不入，一個世俗社會中的另類。他說：“愛倫·坡出身良好，他公開表示他的國家的大不幸是沒有血統貴族，因為在一個沒有貴族的民族中，對美的崇拜隻能蛻化、減弱直至消失。他譴責他的同胞身上的暴發戶獨具的惡劣趣味的種種征象，直至譴責他們鋪張的奢侈。他把社會進步這一當代的偉大思想視作輕信的糊塗蟲的迷狂，稱人類住所的改善為長方形的傷疤和可憎之物。愛倫·坡在那裏是個孤獨得出奇的人。”（參看波德萊爾《埃德加·愛倫·坡的生平及其作品》，載郭宏安譯《波德萊爾美學論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第2版，2008年10月1日）其實，對於特立獨行、思維超越、向往永恒的詩人來說，哪個社會不是如此？波德萊爾自己所處的法國社會、歐洲社會，跟美國社會能有多少不同？波德萊爾所受到的社會待遇能比愛倫·坡好多少？他引愛倫·坡為同道從而惺惺相惜的根本原因就在於：現實與理想之間不可填補的鴻溝是詩人共同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