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地依山臨海，產布、帛、魚、鹽，“其中具五民”。“五民”，指士、農、商、工、賈。
鄒、魯之地，雖地小人眾，但“好賈趨利，甚於周人。”
越、楚之地，“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
潁川、南陽之民，性本純厚，自秦末徙民於此之後，遂“俗雜好事，業多賈。”
就連陳豨叛亂時所任用的將領，如王黃、曼丘臣等人，也都是過去的商人。
這些遍及各地的商賈，上連官吏，下欺百姓，“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裏”，他們憑借手中的財力，與漢政權爭地、爭利，嚴重阻礙了農業的發展，威脅著中央集權的統治。
漢初之時，對商人采取了打擊，對商業采取了抑製的政策。主要措施有四：
一是降低商人的社會地位。即商人不準穿絲織品，不準持兵器，不準乘車騎馬，不準為官，削弱商賈在社會上的地位，達到控製他們的目的。
二是從法律上規定，不準商賈買賣奴婢。漢五年（前202年）五月，劉邦下令，凡商人買饑民子女做奴婢的，要無償釋放，限製了商賈對人口的控製。
三是加重對商賈的稅收。漢四年（前203年）八月，“初為算賦”，算賦（人丁稅）規定：凡15歲至56歲的男子，每人每年上交一算（120文），而商賈則要多交一倍。以加重稅收的方式，從經濟上加重對商人的打擊。
四是遷徙富商巨賈於關內。漢五年（前202年），劉邦下令，將大批楚、齊之地的豪門貴族徙往關內，其中不乏巨商大賈，這不僅加強了對他們的控製，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關內經濟的發展。
為了保證上述政策得到實施，漢政府還對秦以來的“什伍法”進行了修改和補充，在全國實行了編戶製，對勞動力和財產進行注冊，嚴禁戶口外流。這種編戶製度，是漢朝農村基層的一種組織形式，同時也用來加強對人口的控製，限製商人的活動、商業的膨脹。
漢初這一係列強本弱末、重農抑商、獎勵耕戰的政策，促進了漢初社會經濟，尤其是農業經擠的發展，穩定了社會秩序，鞏固了新建的封建政權。
在蕭何為漢帝國製定各項製度時，他首先是參照秦王朝的各項製度，並結合漢王朝的實際，製定了漢王朝的各項製度。漢王朝的法律製度建設亦不例外。劉邦率義軍進入關中，為解除秦朝苛法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同時也為著安定秩序，爭取民心，發布了約法三章，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然而，接之而來的是楚漢戰爭，戰亂不已，加之三章之法對於維護社會秩序來說，又不足以有效地起到“禦奸”的作用，於是製定新的法律，特別是刑法和民事法規，便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而主持製定漢王朝法律的相國蕭何，正是以秦法為基礎，取其適合於漢王朝實際情況的部分，製定了漢律九章。
漢律九章，即是在戰國初年李悝為魏國所製定的《法經》六篇的基礎上又增加《戶律》《興律》《廄律》三章，合為九章。《漢律九章》的條文並沒有流傳下來。為對漢律九章有個大致的了解，不能不從《法經》六篇談起。
據《晉書·刑法誌》的記載，李悝參考當時各國的法律，撰寫了《法經》六篇。李悝認為：社會秩序的遭到破壞，在一般情況下主要是來自社會上的刺殺和偷盜活動，因而將《盜法》與《賊法》兩篇列於《法經》之首。《盜法》講的是對盜的懲治，是有關懲處盜竊犯罪的法律條文；《賊法》講的是對賊的懲治，是有關懲處殺人及傷人犯罪的法律條文。即“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然而“盜賊需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即是說，為逮捕和審訊盜竊和殺人及傷人的罪犯，又著有《捕法》，講的是捕亡，是有關逮捕刑事罪犯的條文；而《囚法》講的是斷獄，是有關審訊刑事罪犯的法律條文。《法經》的第五篇是《雜律》，講的對“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逾製”等犯罪的懲治，是對有關輕狂犯法、偷越城牆、賭博、欺詐、貪汙賄賂、荒淫奢侈、所用器物超越身份等級上的規定等幾種違法行為的懲治。第六篇《具法》講的是根據具體情況依法加重或減輕刑罰的某些具體規定。
《法經》六篇的內容表明，它是一部刑法法典，講的是對刑事犯罪的懲治。正因為它是一部法典，所以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商鞅在秦國變法，改法為律，《法經》六篇被沿用下來。湖北雲夢出土的秦國法律文書表明，秦國後期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不僅是《法經》六篇的繼續和發展，而且遠遠地超出了商鞅《秦律》的內容，見於雲夢秦律的律名就有《捕盜律》等32種律目，而這32種律目還不能說是秦律的全部。
蕭何的《漢律九章》，其中《盜律》《賊律》《囚律》《捕律》《雜律》《具律》，律名是自《法經》以來就有的，其具體條文當然是在秦律的基礎上擬定的。至於新增加的三章，其具體情況是：
《戶律》是有關戶籍、賦稅和婚姻方麵的法律條文。在雲夢秦律中，不僅有諸多關於戶籍、賦稅、婚姻方麵的法律條文，而且附有魏國的《戶律》法律條文。可見，漢律九章中的《戶律》，是上述秦魏等國《戶律》的繼續和發展。
《興律》是有關征發徭役、城防守備方麵的法律條文。在雲夢秦律中，有《徭律》（有關徭役的法律）、《傅律》（有關成年男子登記名籍的法律）、《戍律》（有關征發邊防戍卒的法律）。漢律九章中的《興律》無疑是秦律中上述有關法律、法規的繼續和發展。
《廄律》是關於牛馬畜牧和驛傳之事等有關的法律條文。在雲夢秦律中，有《廄苑律》（關於飼養牲畜的廄圈和苑囿的管理）、《牛羊課》（關於考核牛羊畜養的法律）、《傳食律》（關於驛站供應飲食的法律規定）、《行書》（關於傳送文書的法律規定）。漢律九章中的《廄律》是秦律中上述有關法律、法規的繼續和發展。
《漢律九章》早已失傳，今天能見到的隻是一些史籍和居延等地出土的漢簡中有些記載。因此，雲夢出土的秦國法律文書成了我們借以了解《漢律九章》內容的寶貴參考資料。
需要指出的是，漢初的廢除秦朝苛法是逐步進行的，直到漢惠帝四年（前191年）才廢除秦朝的《挾書律》；“除三族罪、妖言令”，是在高後元年（甲寅，公元前187年），如此等等。這一事實表明，蕭何在製定《漢律九章》時是以秦律為藍本並經他本人修改增訂而成的。
待到漢武帝時期，張湯製定《越宮律》27篇，趙禹作《朝律》6篇，連同蕭何的《九章律》和叔孫通的《傍章》（朝儀）18篇，共計60篇。這60篇法律文書，大體上奠定了漢律的規模。而蕭何的《九章律》與叔孫通、張湯、趙禹所製的法律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是法典式的法律文獻，因而在西漢的法律體係中居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除了法律製度，蕭何還對曆法和計量進行了規定，具體實施者是張蒼。
張蒼是陽武（今河南原陽縣東南）人，喜好詩書、音律、曆法和算術。秦王朝時在朝廷中擔任禦史職務，主管收錄天下四方文書的工作，後來因犯罪而逃歸家鄉。沛公起兵後，攻城略地時路經陽武縣，張蒼以賓客的身份隨從攻打南陽（今河南南陽市）。張蒼犯法，依法論為死罪。當他被脫掉上衣伏在砧板上時，隻見他身體又肥又白，像一個葫蘆瓜。統兵將領王陵見狀很是驚異，認為他是個美男子，與眾不同，便勸說劉邦饒過他，未予斬首。於是，張蒼隨從沛公西入武關到達鹹陽。沛公被立為漢王並還定三秦後，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張耳歸附漢王，漢王任命張蒼為常山郡郡守。張蒼隨從韓信攻擊趙軍，張蒼俘虜了陳餘。趙地被平定後，沛公任命張蒼為趙王的相國守備邊境，防止敵寇入侵。不久，漢王又改任張蒼為趙王張耳的相國。張耳死後，兒子張敖繼任趙王，張蒼仍任趙相。後改任代國相國，漢高帝五年（前202年）七月，燕王臧荼反叛，高帝率兵親征，張蒼以代相的身份隨從攻燕，立有戰功。漢高帝六年（前201年），封張蒼為北平侯，食邑一千二百戶。
不久，張蒼升任“計相”，主管朝廷的財政收支。一個月後，又以列侯的身份任“主計”（由計相改名的臨時職官）4年。當時，蕭何擔任漢帝國的相國職務，而張蒼由於在秦朝擔任過柱下史官職，很熟悉天下的圖書典籍、統計報表；又懂得算術、音律、曆法，因而使令張蒼以列侯的身份居於相國府中，負責管理各郡縣及諸侯王國呈報給朝廷的財政收支統計、圖表等各項事宜。在擔任計相、主計期間，張蒼在蕭何直接領導下，主持為西漢王朝製定章程的各項工作。所謂章程，“章”是指曆法、算術的“章數”，“程”是指“法式”，即有關權、衡、尺、鬥、斛等度量衡的統一法式，製作度量衡的標準器，為漢帝國統一度量衡作了大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