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王朝建國之初的國家各項製度建設，是在丞相蕭何的領導之下進行的。從被封漢王，到定陶稱帝，在這四五年間，劉邦在與項羽作戰的同時，數回關中，在蕭何的協助下，立太子，建漢製，已建立起漢初政治製度的雛形。這套政治製度，到公元前195年4月他逝世前，經過不斷增補，已基本趨於完善。所謂的“漢襲秦製”，是指這套政治製度基本因襲秦朝。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打破了傳統的分封製，將大權攬於自己之手，在全國建立起中央、地方和鄉村基層三級統治網絡。西漢政權也是如此。
漢的中央政府和秦王朝一樣，設“三公九卿”，皇帝則總攬大權。
所謂“三公”，即指丞相、太尉和禦史大夫。丞相，為三公之首，主要任務是輔助皇帝處理國家政務。秦設左右丞相，而劉邦隻設一相，到孝惠帝時，才增設二相。太尉，為全國最高軍事首腦，主管國家軍事。禦史大夫，也可稱副丞相，為全國最高監察首腦，他的任務比較繁雜，既要協助丞相處理政事，又要掌管符璽、圖籍、秘書及朝內文件，還要受理百官奏事，監察百官。公元前206年，劉邦拜蕭何為丞相，留守關中，公元前197年，劉邦將丞相改為相國，複拜蕭何為相國。太尉，漢始未設，直至公元前195年，劉邦北征陳豨，才拜周勃為太尉，領兵隨往。漢初第一位禦史大夫是周苛，為漢元年所拜。公元前202年，周苛守滎陽被項羽所殺，劉邦複拜其弟周昌為禦史大夫。公元前197年，周昌被徙為趙相，翌年江陰侯趙堯又接任此職。
三公以下，就是九卿，即：一是奉常（太常），掌宗廟祠祭，朝廷禮儀，並主持考試，所屬太史令掌史書、曆法、天象、災異之事。二是郎中令（光祿勳），皇帝的最高警衛官和朝廷政務秘書長，管理宮殿掖門戶，所屬諸大夫、議郎，負責顧問應對。三是衛尉（中大夫令），宮內警備長官。四是太仆，管理皇帝的車馬。五是廷尉（大理），全國最高司法首腦。六是典客（大行令、大鴻臚），負責各少數民族事務。七是宗正（宗伯），管理皇族事務。八是治粟內史（大農令、大司農），全國最高財政首腦。九是少府（考工），皇帝私人財政長官，管山海池澤稅收。對於漢初擔任過九卿的官員，史書中記錄的不夠全麵，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載：叔孫通在公元前199年任過奉常；王恬起在公元前201年任過郎中令；酈商在公元前200年任過尉衛，夏侯嬰、上不害分別在公元前206年、公元前200年任過太仆；義渠在公元前201年任過廷尉。除此之外，襄擔任過治粟內史，陽鹹延擔任過少府。
“三公九卿”製，源於秦，傳至漢，基本沒有什麼改動，構成了秦、漢王朝的最高統治機構。以後，曆代沿革，名稱雖有所改動，但其職權範圍，基本上和漢代保持了一致。
漢初，在地方上，也仿效秦廷，力求推行郡縣製。
秦朝初年，秦始皇將全國分成36個郡，而到末年，增加到40個。
劉邦封漢王，到楚漢戰爭結束，這期間，他每占一個地方，每平定一個諸侯國，都依秦法，力求設置郡縣：
像漢元年（前206年）八月，他還定三秦，就將關內之地，分設為渭南、河上、上郡三郡。
漢二年（前205年）十月，他將河南國改成河南郡；三月，虜殷王印，置河內郡；六月，拔廢丘，將雍地分為中地、北地、隴西三郡；九月，韓信破魏玉豹，又把其地分為河東、上黨、太原三郡。
漢三年（前204年）十月，韓信兵下趙地，劉邦又將其地分設了常山、代郡二郡。
如此等等，劉邦所設置的這些郡縣，到後來雖有所變化，但據《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記載，達15個之多，但具體哪15郡，書中並未記全。錢大聽《廿二史考異》上認為，這15郡應為：河東、河南、河內、東郡、潁川、南陽、漢中、巴、蜀、廣漢、陝西、北地、上郡、雲中並內史。而項立嶺、羅義俊在《劉邦》這本小冊子中，認為雲中為地名，非郡名，錢大聽先生誤將地名當成了郡名，應將雲中改為上黨。
在漢初，劉邦直接統治的就這15郡，後在鏟除異姓王的過程中，雖也立了一些同姓王，但也同時增設了一些郡縣，在他逝世前，這種郡縣已增加到20餘個。
漢初郡縣官員的設置，也幾乎與秦王朝相同：郡設郡守，掌管一郡行政；郡尉，主管一郡軍事。
郡下設縣，縣的設置主要根據人口稠稀而定，“縣大率方百裏，其民稠則減，稀則曠”。因縣有大有小，所以設置的官員也略有差異；夠萬戶以上的縣，設縣令，以下的則設縣長。縣令、縣長，是一縣最高的行政長官，下配副手縣丞，協助縣令、縣長處理一縣政務。一縣軍事，則由縣尉擔負。這些縣級的主要官員，一律由漢朝廷直接任免、調動，也直接向漢朝廷負責。
西漢的鄉村基層組織，也是仿效秦製，從下向上的組織形式是：伍、什、裏、亭、鄉。五家為一伍、有伍長；十家為一什，有什長；百家為一裏，有裏正（魁）、裏監門；約十裏為一亭，有亭長；十亭為一鄉，鄉置三老、秩、嗇夫、遊徼。其中三老主教化，秩、嗇夫掌民事糾紛，收賦稅；遊徼則主抓地方治安。因鄉政權僅次於縣，地位十分重要，所以漢初對三老有專門的規定：
“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複勿徭戍。”
由此可見三老的位置，也反映出漢初對鄉村政權建設的重視。
這套從中央到地方由三層組成的政權機構，從下至上構成了中央集權國家的封建統治網絡。這套網絡，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
一是用郡縣製代替了傳統的“世卿世祿”，“分土封侯”的分封製，符合曆史發展的潮流。二是國家的軍政大權和對郡縣主要官吏的任免權都掌握在皇帝手中，這對抑製地方割據勢力，維護國家統一，發展經濟教化。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經濟上，蕭何采取的是重農抑商，獎勵耕戰的政策。
自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至漢五年（前202年），連續8年的戰爭，再加上天災，給社會生產帶來了極大的破壞，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凡米百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及“天下既定”，百姓已糧枯財盡。百姓的貧困，造成了朝廷的供給不足，當時的劉邦，都配備不齊四匹一色的馬，王侯將相也隻得乘牛車出入。為此，劉邦稱帝後，為醫治戰爭創傷，恢複社會經濟，發展農業生產，采取了一係列重農措施。
發展生產，首先要解決生產力的問題，而生產力的重要組成因素是勞動力——人。那麼，漢初勞動力的情況又是如何呢？
“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
可見；漢初人口損失之大。
漢七年（前200年），劉邦北征匈奴歸來，路徑曲逆（今河北完縣東南），他登城四望，見房屋連片，範圍十分廣闊，遂驚歎道：
“此縣真大呀！朕行遍天下，唯洛陽能與之相比。”
說完，轉身詢問禦史：
“曲逆有多少戶口？”
禦史答道：
“秦時有三萬餘戶，因多年戰亂，百姓多已逃亡，今僅存五千餘戶。”
漢初人口，和秦時相比，減少的數量何止過半！那麼，這些減少的人數又到哪裏去了呢？除戰亂，天災死亡外，有相當部分，為避戰禍而躲入了深山大澤。
為解決勞動力的問題，漢朝推行了如下政策：
一是招集逃亡勞動力。漢五年（前202年）五月，劉邦稱帝不久，立即頒下“複故爵田宅”之詔，詔說：
“諸侯子在關中者，複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複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答辱。”
詔中明文規定，凡因戰亂，天災避難於山林、大澤中的百姓，都號召他們返回故土。恢複他們的爵位，歸還他們的田地和房屋，使他們安頓下來。發展農業生產。
詔令還明確規定各地官吏，要宣傳和做好這項工作，對散於各地的難民，隻能說服，不能強迫，更不準打罵和驅趕。
詔令所指，多為確有田宅可歸者，其中除部分中小地主外，多為有自己田、宅的自耕農，也就是秦時的“黔首”。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更民名為“黔首”，實行的是“黔首自實田”的封建土地所有製。所以，這些人均為土地私有製的受益者，對秦時的農業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秦末暴政，楚、漢戰爭，使這種情況遭到嚴重破壞，漢初經濟處於十分困難之中。
劉邦的“複故爵田宅”令頒布以後，得到很快實行，在郡縣的努力下，大批難民逐漸返回家園，充實了農村勞動力，極大地推動了農業的生產。到漢景帝時，社會經濟已呈現出初步繁榮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