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手上的這套《非傳統安全與現實中國叢書》，不僅僅是中國學界在這一領域推出的第一套叢書，據我所知，它也是亞洲地區頭一次以叢書形式出版的非傳統安全研究係列，是當今世界不多見的一類成果形式。按照既定的計劃，將問世的五本，即《非傳統安全與公共危機治理》、《糧食安全》、《信息安全》、《公共衛生安全》、《文化安全》，隻是整個叢書的第一輯。如果進展順利，今後還有更多的成果會與公眾見麵，涉及範圍將逐步擴展到非傳統安全研究所有新開拓的分支領域和問題領域，作者隊伍不僅可能包括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還將延攬國外在非傳統安全研究上有成就的知名人士加盟。瀟楓和我本人甚至設想，在各方麵的幫助下，並假以時日，以“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為主要推動單位和研究基地，這套叢書有可能成為中國乃至國際理論界非傳統安全研究成果的主要釋放窗口，成為衡量全球化時代安全思想充實和發展新階段、新高度的一個“學術地標”。
非傳統安全問題的研究之所以如此“興師動眾”，確實有它的理由：首先，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不論人們用什麼詞彙或方式概括它），安全問題已越來越多地從傳統的軍事安全、戰場安全及狹義的國家議事的瓶子裏“外溢”，蔓延到過去人們無法想像、舊的教科書無法解說、老套辦法無法應對的死角與地步；假使一味聽任它的擴張，不顧及、不解決理論（思考）與實踐（政策）的脫節，最終各國公眾和國際社會可能受到難以想像的厄運懲罰。十年前亞洲金融危機給出的警示之一是：金融領域爆發的強大衝擊波，可能造成比一場中等規模的武裝衝突更驚人的毀壞。譬如講，它可以使一個國家的經濟倒退一二十年，可以帶來社會的嚴重騷亂和政府的非正常更迭，可以極大地降低公眾的自信心和承受度。幾年前在中國內地、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地剛剛消逝的SARS陰霾，曾經施加我們國家權力中樞所在地前所未有的考驗：它不止奪走了數百人的寶貴生命，更以其“查無源、症無藥”，以及“來無影、去無蹤”的詭異形態，預示著這是一個隨時可能再度現身的可怕“妖魔鬼怪”。如果說，學術研究跟不上現實生活的變化，多少還可以理解或辯解；那麼，研究工作無視甚至輕視現實生活的挑戰，則是不能原諒的。中國是這樣大的一個國家，中國在當代的發展又是舉世公認的，中國的教學和研究人員當然有義不容辭的義務，直麵非傳統安全的各種威脅；不這麼做，中國算不上是“負責任的大國”，我們的學者也稱不上是“有良知的學者”。
其次，非傳統安全的研究，屬於高難度的係統工程，需要多學科的攻關，更需要廣泛的參與和支持。在筆者看來，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探索不是孤立的工作，也不能與過去的努力截然分割開來，與其說它是對“非傳統問題”或“非傳統特征”的討論，不如把它定位為本質上“對安全事務的重新理解和闡釋”。這就要求研究者有全新的思考維度，熟練駕馭已有的和正在研製的各種“工具”（既指“傳統工具箱”裏的各種軍事火炮，又指“新式裝備庫”裏的各種軟件與技巧），學會應對撲朔迷離、千變萬化的對手。舉例說，台灣問題既可納入傳統安全的範疇（如何以軍事手段遏製台獨勢力），又可放進非傳統安全的領域（怎樣麵對認同危機、漁業糾紛、合作對付海上犯罪以及妥善處理“三通”問題，等等），這就需要我們的研究群體能夠細致探討傳統與非傳統安全間的各種定義及其複雜關係。比如它們之間可能的轉換及轉換的條件，區分屬於不同領域發生、不同力量應付、不同思考方式的各種安全難題。從國際關係理論前沿角度觀察，後者恰恰反映出國內外分析人士近年來苦苦探索的焦點與難點所在。上麵的討論同時涉及非傳統安全研究的另一個重大分歧點，即：這一分支（學科）的邊界何在？是否允許把各種有嚴重瑕疵的“切片”，都放到數量（資源）有限的（非傳統安全）“顯微鏡”下，排隊等候各種代價不菲的“藥敏試驗”？用一個通俗的比喻，能否可以不加區別地將“信息安全”、“能源安全”、“文化安全”、“糧食安全”、“人口安全”等等問題，與“城鎮交通安全”、“醫院用藥安全”、“沙漠化現象”、“城市水資源短缺”、“上訪事件與群發性危機”等等現象，全都放進“非傳統安全威脅”這個“大籃子”裏？什麼時候、什麼條件下，把哪些問題放進或拿出這個籃子？在最新的國際關係理論裏，這類分析被統稱為“安全化”研究，包含了對安全概念怎樣定義、包括哪些層次和可變性，什麼是安全問題、什麼不是安全問題，如何將原本非安全的問題安全化、又如何把已經有安全性質的問題非安全化（“去安全化”）等等一係列十分複雜又相當有趣的命題與解釋（盡管尚未定型，談不上十分成熟）。我再次強調，作為新興大國的研究群體，中國學者有責任、有義務，在這些複雜、高難度但前景無量的分析領域，進行持續有效的努力，爭取自己的話語權並作出獨特貢獻。